屋檐滴水

　　透透，原名何秀萍，女，壮族。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南宁市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广西文学》《红豆》等刊物，曾获第四届《广西文学》青年文学奖散文奖、第五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文学歌曲创作征文二等奖等奖项和南宁市优秀作家称号等。

　　老家麻江的老屋越来越破了。一到下雨，父母亲就不停地跟我嘟哝，不晓得屋漏雨没有，不晓得屋背崩坎没有，不晓得墙脚浸水没有。每一次，我的情绪总是被母亲拉扯着，逆着时光往回跑，跑着跑着，就看见了雨中那座矮矮的土屋，和那个坐在门槛上看雨的小女孩。

　　母亲说老屋与我同龄，她和父亲打屋场那会儿，我刚会走路。母亲还说屋场打得很辛苦，除了开山劈岭撬岩石，还要搬泥运土砌山坎，这些活都是起早摸黑做，靠的都是锄头、刮子、撮箕和钢钎，还有他们两双手脚和浑身的力气。

　　土屋像穿补丁衣裳一样，盖了三种屋面，瓦、杉木皮和丝茅草。木皮有疙瘩孔，稍微错位，屋面就露出好几个洞来。茅草易朽，得一年一换，即便这样，大风一吹，草坪依旧被掀出许多缝隙。每逢下雨，父亲就大声喊，接漏！接漏！快点接漏！阿萍，拿脸盆来！拿水桶来！ 灶房、堂屋、饭桌、床铺，用上家里所有的盆盆桶桶，结果还是漏得到处湿漉漉的，我和妹妹赤着小脚板，叭唧叭唧地跑，一不小心就趔趄滑跌，摔得一屁股泥水浆，湿地上则留下长长的打滑的脚印子。要是春天，雨下久了，跤摔多了，就没了干裤子换，母亲只好一边骂一边把还没晒干的给我们穿上。潮湿的裤子贴着皮肤极不舒服，人也被雨关在屋里不能出去玩耍，我便跺脚咬牙说，恨死这雨了！没晓得停的！父亲听了，慢悠悠地说，恨它做什么，春天不下雨，田地里就长不出东西啦，到时没米没粮，我们就会挨饿喽。

　　其实，不管我恨不恨，春天的雨下起来总是不愿停的样子，而且不疾不徐。在那沥沥的雨声中，坡上的野草冒了新尖，田里的水，镜子般亮了起来，土屋周围的李子、桃树、沙梨、金橘和柚子，也都一个跟着一个兴冲冲地发芽、鼓蕾、开花。最急的莫过于门前的那棵黃腊李了，它结的果小小的，还酸得要死，一口咬下去，酸得牙都想掉。果不好吃，但它却在春雨中第一个开花，叶子都还没来得及长呢，一串串的小花朵就全蹿上了枝头，娇俏、艳丽，那白色花瓣上面挂着的雨滴，亮晶晶的，像一颗颗珍珠坠子，好看极了。

　　春天雨水越来越丰沛，父母亲也一天比一天忙碌了。他们出工时，留下我和妹妹在家中自己玩耍。我和妹妹最喜欢玩的游戏是在土屋的走廊里，一遍又一遍地玩过家家酒。夜幕降临，家家酒早已玩得人饥肠辘辘，姐妹俩瘪着肚子站在门前，痴痴地望着那条伸进山中的黄泥小路。如果天黑之前，父母亲那一高一矮戴着竹帽、披着蓑衣、挑着撮箕的身影及时出现在小路上，我们便会蹦跳起来，叽叽喳喳地欢叫个不停。如果天都麻黑了，他们还没回来，我便学着大人的样子，点了堂屋的煤油灯，蹭了一脸黑灰后，也燃了灶里的柴火。可是暗暗的灯光、矮矮的火苗，总是把屋子里的东西投映出许多奇形怪状的黑影子。姐妹俩再也不敢呆在屋子里，一起走出门口朝着父母亲出工时去的方向，齐声使劲呼喊，阿爸——阿咪——回来啊，快点回来了！喊着喊着，不知道谁的声音就带上了哭腔。我把妹妹扯过来贴着自己，两姐妹靠在屋角的墙上，隔着沉沉的雨幕，眼睛死死盯着那个路口，心慌慌地盼着黑暗中快快出现那两团熟悉的影子。

　　没多久，母亲病了，一种查不出病因的怪病。她头痛、心悸、焦虑、恍惚，极度恐惧死亡，抱着头大声哭喊，痛啊，痛啊，死去怎么办？怎么办呀？！有时泪流成河，有时悲声干号，她生理机能如常，却没完没了地追问父亲：死去怎么办？你说，死去怎么办！她的哭喊，撕碎了土屋的每一寸平静；她的呻吟，填满了土屋的每一条缝隙。之后，不断地从门窗漏出去，在山村的上空，像春天的雨一样，越飘越厚，越飞越密。

　　母亲成了一个半清醒半失心之人，她除了痛哭、怕死、吃拉和躺着，再也做不了家务和农活。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干三五天活便请一两天假，带着母亲往板江卫生院跑。住院，借钱，赊账。父亲这次把我和妹妹托付给伯公、伯婆照看，下回送到寨上同年婆家去过夜，土屋则交给了大门那把小小的铁锁。无数次西医诊疗都没有效果后，父亲又一次次带着母亲四处求寻中医和草医，拿回大包大包的中草药。记不清诊了多少个疗程，母亲的病症仍然毫无改善。后来，村里来了个杠铜婆（驱邪问仙的巫婆），村里人便说，妹崽她咪可能是撞邪了，给她杠一回铜看看吧。父亲半信半疑，带母亲去找了那个杠铜婆，可最后病还是老样子。法子没了，钱也借不到了，母亲实在哭喊得太厉害时，父亲便去叫村里略懂中医经络的知青建阶叔过来，帮忙给她扎几根针灸缓解一阵。

　　母亲在家养病了。她每天都在恸哭中不停地滚动着她心里那只恐惧的雪球，无助而绝望。我和妹妹慢慢习惯了母亲的病症，平日里自己玩耍，做游戏，有时在门前屋后，有时跑到寨上去。我们跑远了，母亲会从她的恶梦中醒来，呼喊我们回家。那时，她心里好像又明白，她再害怕，也要照看好孩子，也要让父亲出去挣工分养家糊口。可是，父亲一出门，她就不敢呆在屋子里。屋，那是常人的安全和踏实所在。可此时，对母亲来说，屋子那个相对闭合的空间，却成了孤立无援之地。她日日幻觉自己处在死亡的边缘，幻想那些黑暗的角落会通往阴曹地府，她害怕自己在屋里情况危急时没人救命。每一次，父亲前面刚过门槛，母亲后面就哭着出来。父亲从二楼拆下的那块旧门板，有时铺在廊檐的地上，有时又挪到门前的小路边，母亲躺在上面，让光亮照着，让山风吹着，让恐惧折磨着，直到父亲收工回来，她才肯进屋。有时，父亲回家后，见母亲仍哭啼不止，精疲力竭的父亲，在用尽温柔之后，也会变得像一头困兽，粗暴地朝母亲吼骂，吓得我和妹妹缩在角落里，汪着一眶泪，却又不敢哭出声。

　　那几年，唯有下雨天，母亲才不躺在门外，那块旧门板才会收回来，摆在堂屋的大门边上，也只有屋外响起轰隆的巨雷，下着铺天盖地的暴雨，才能让母亲收住哭声。我不再讨厌下雨天，甚至常常盼望着大雨淋漓，盼望着满世界都是那哗哗的雨声，那样，帘子一样的屋檐水啊，就替代了母亲的眼泪，家里便会安静下来，那样，我也可以用脚盆接住屋檐流下的雨水，等父亲收工回来时，给他用来冲洗锄头刮子和脚板，用来浸泡那条满腿烂泥巴的裤子。之后，我还可以坐在门槛上，呆呆地看，看雨从瓦楞上不断地淌下来，水不断地从盆里满溢出去，泥巴不断地被带走，最后雨停了，那盆水也清了。清了的屋檐水，带着浅浅的褐色，还带着些许火烟和泥巴的味道。

　　母亲这一病将近六年，直到一九七六年，她才渐渐自愈。

　　母亲终于能重新劳动了。她和父亲一样，早出晚归，也不再恐惧土屋的黑暗。我们的土屋又渐渐盈满暖融融的烟火气息，和大人孩子叽叽喳喳的声音。

　　后来，弟妹们一一出生，至一九八一年，我们成了八口之家。人口递增，虽然父母亲日夜劳碌，生活却依然举步维艰，苦菜粗粮，衣单裤薄。冬天到来的时候，人总是觉得特别地冷，尤其是冬雨泥泞的天气，如果在外面被淋着了，不但喷嚏连连，整个人还冻得像筛糠一样。但只要回到屋子里，土墙挡住了寒风冷雨，一家人围着火炉塘，就倍感暖和了。那时，我总喜欢赖在火边，一边烤火一边烧红薯、芋头，还常把一高一矮两张板凳搬到火炉边上做作业。作业做完了，就对着门口出神。外面其实什么新奇的东西都没有，只有屋檐下那滴答的水滴，一滴打在一滴上，一声敲在一声中。

　　家里的情况，直到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才慢慢有所好转，父母亲咬紧牙关也总算供我读完了大学。工作、成家，我和丈夫一道分担了父母的担子。不久，家里便找人镶了堂屋的楼板，还给土屋盖全了瓦。眼看弟妹们一个个长大，又在左侧加了一个房间。从此，土屋就这般模样，沿着时间，沿着季节，一路风雨飘摇，与人同老。

　　历经风霜几十年，老了的老屋终究在去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大暴雨中崩了。

　　雨沿着屋檐倾泄而下，暴涨的雨水，跑不及的雨水，从屋背阳沟漫上狭窄的走廊，泡软了泥墙根，结果后墙全塌了下来。横梁、楼板和桁条，这些支撑土屋的老杉木骨头架子，大都断的断、倒的倒。有的被埋在崩塌的墙泥中，有的横七竖八掉在地上，有的被立着的半截墙体拉扯着，悬在半空，摇摇欲坠。灰黑的瓦片，散了一地，也碎了一地，倾斜的屋面，成了一张变形的烂筛网。当我们从南宁赶回去时，已是雨过天晴，废墟在阳光下静悄悄的，残垣断壁裸露着因常年火燎烟熏形成的顽固的黑，屋子里那些原来不为外人所见的角落，原本掩藏着的一切，此时再也没有任何遮挡，父母亲收拾楼上或者房间里的那些生活和劳动器具，全都散落暴露在日光之下，零乱，残缺，破烂不堪。时光走远，这些收藏生活记忆的旧物，如今也没了。

　　接到消息那天，母亲低低地问了我一句，阿萍，家里的屋崩了，晓得恁子办啊？母亲佝偻着身子，看看我，又看看父亲，语气柔软，声音像一双孱弱的手，朝我伸过来。我是家中长女，年老的母亲在向我寻求安慰和支撑，也仿佛在替父亲讨个主意。父亲则在一旁沉默不语，目光低垂，布满老年斑的皱纹里，神情埋得深深的，但我仍看到了那股如洪流般涌动的忧伤，它们随着父亲喉结的轻微蠕动，一波接一波地往肚子里吞咽，之后，眼眶里不经意地浮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我知道，老屋虽已破旧不堪，但如今没了，父母在暮年之路上，脚步仍旧像踏空了一样。

　　一股心酸涌上来，我对母亲说，崩了就算啦，安心在南宁过，带孙子，我和弟都在这里，这里也是家，过一阵子等我们姊妹商量好，想办法回去再起新屋呗。安慰着母亲，但我心里明白，对于父母来说，只有麻江那座土屋，才是他们的家，才是最终的归属。于我，它则永远是灵魂的皈依地，那里安放着我所有的少儿时光和贫苦岁月的亲情记忆。那天，我焦急地给五妹打电话，试图叫她回去抢救一些东西。后来，我甚至不愿意小弟叫铲车清场时，把崩塌的老屋完全拆除，我想留下老屋，哪怕是一堆残墙碎瓦。

　　但一切都由不得我了，成了危房，谁也不敢再爬上屋脊，谁也无法再抢救什么东西，除了父亲的寿木。这是老屋里面唯一留下的东西，一座父亲为自己百年之后准备的“屋子”。它原本放置在侧房的吊楼上，离倒塌的屋背墙较远，才没有被倒下的墙砸着，也没有从楼上掉下来摔坏。父亲的寿木是前两年打的。在我们这儿，人一般过了七十岁，便可以打好寿木放在家里了。打了寿木的老人，一来可安心，二来求延寿。农村人迷信，这次土屋崩了，但父亲的寿木无损，也算是好彩了吧。

　　雨后的黃昏，光亮缎子般落在了一坪黄泥上。周围，父亲种的竹木果树，依然绿荫华盖，开花结果。现在，在那片楠竹林边上，多了一个简易的棚子，那是清理场地时搭盖的，棚子临时存放父亲的寿木，也作修建新屋的工棚。

　　修建新屋是父母亲多年的愿望，他们一直想把那座低矮破旧的土屋变成一座坚固的砖房。这些年，每说到村里哪家哪户建了新楼房，他们的羡慕在话语和表情里总是堆得满满的，只是，当他们用毕生精力把一群孩子抚养长大后，他们却老了，老得再也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个愿望。虽然我们姊妹现在大都已经来到城镇谋生，但经济并不宽裕，只是如今老屋没了，重建的事情也就没有了退路，于是，所有的事务交由小弟主持和张罗，筹措资金，采购材料，立秋后，民工也进了场。详情父母亲并不全懂，但一讲筹钱起新屋，他们马上叫弟去把栏洞那块杉木林卖了，说，能填补一些也好。其实那些杉木树龄只有十来年，卖不出好价钱。然后了解了国家农村危房改造和救灾补助政策，父亲和弟又跑了当地民政部门。经过各种努力，父亲终于得以签订危房改造协议，并填写了补助申请。从那以后，父母亲便掰着手指算日子，心里天天牵挂着建新屋这件事，时不时地问，钱筹得多少了，补助款到了没有，墙砌得多高啦。

　　又是春雨连绵，一年伊始。父亲常说，春天是个有盼头的季节。现在，我们家的新屋终于封了顶，建成了毛坯，父亲也终于等来了乡里危房改造验收的通知，叫他回去与新屋架子合影留证。于是，我和四妹请假陪父亲一道回了麻江。父亲向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可那天他却和我们姐妹说了一路话，讲讲他年轻时的劳动和生活，又问问县里的情况，碰见三村两寨的熟人，他把打招呼的声音扬得高高的。在农村，房屋即是一家人的门面，现在家里建成新楼房了，父亲不但心里踏实了，还长了面子，说话便有了十足的底气。

　　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在村里等候，但乡里的工作人员下午四点钟后才能进村。父亲有些迫不及待了，在底下寨六嫂家匆匆吃了点饭后，他便说，你们在这里等，我先上岭去了，去把门口外面的东西收拾一下。他希望屋子和人一样，给别人留个整齐的好印象。

　　父亲年近八十，又不识字，在城里常常找不着北，但一回到家乡，他心里却样样有数，做事依旧有板有眼，并不糊涂。他在雨中一一清理屋前那些零乱的木块和断砖，和棚子里丢了一地的杂物，却唯独没有触碰他那副寿木。我知道，父亲虽坦然面对死亡，心里对生命却同样万般不舍。此时，不断从棚檐和竹叶上落下来的雨滴，已经把垫着寿木的板子打湿了一大片。当我和四妹整理那张塑料盖布，并合力将寿木往里挪移避免雨淋时，父亲又默默地走开了。看着这小小的“屋子”，就在父亲转身的那一瞬间，我喉咙一噎，再也管不住眼眶的泪，父亲瘦削的背影，还有那沉沉的寿木，全模糊成了一片。

　　大雨中，乡里的那个年轻人终于来了。询问，记录，照相。我从未见过父亲的神情这么轻松，又显得这么喜悦。他和来人细细交谈，讲他的愿望，也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对这座新楼房满怀期待。

　　只是，我们不曾料到，两个月后，乡里告知父亲的危房改造不予补贴，那个验收最后与危房改造补贴没了关系……父亲的叹息，母亲的嘟哝，一点儿，一点儿，最后都落在了家乡的空山野谷里，继而随风消失散尽。其实，他们的叹息和嘟哝里，更多的是遗憾，遗憾他们再也不能为这新屋子多出一份力。是的，他们老了，就像两根渐渐朽去的老梁柱，失去了支撑能力，一遇风雨，便吱吱摇晃。安慰、鼓气，让他们放宽心，说，补贴不得就算了，年底我们一定想办法把房子弄好，然后全家人回去高高兴兴进新屋，杀年猪热热闹闹过大年。

　　青山苍远，凝望三月，家里那座封了顶的毛坯楼房，在雨中静静伫立，裸露的墙砖被淋湿后，那红色便深暗了下去。线条一样的雨水，一些从空空的框洞飘进了屋里，一些沿着尚未拆卸的顶木淌下来，长长短短，最后没入了地泥。而此时的我，仿佛看见父母亲走进了新屋里，他们从楼下到楼上，再从楼上到楼下，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