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上）

　　喜忧参半的农村改革

　　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又是从解决人民温饱起步的。在党的领导下，亿万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经营体制中，极大地发挥了自主的首创精神，短短几年就解决了自己国家人民的吃饭问题，减少了几亿绝对贫困人口。

　　那时的农民十分珍惜爱护自己的承包地，发展多种经营，出现了各种专业户，开始兴办乡镇企业，多余的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谁也没有想到，农村生产力短短几年的发展，粮食够吃了，丰富了，竟然又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民开始消费新的电器设备了，但生产资料也开始涨价了。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出现了，但不少农田耕地被抛荒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淡薄了，政府的土地财政却对开发土地的兴趣越来越足了。城市繁荣发展，扩容了，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妇女和留守儿童反而和外出打工的亲人长期分居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几乎年年丰收，但农业的产品结构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资源配置问题。原来很少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现在竟从种子、土壤、水质直到食品是否绿色，是否无害，竟然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经常议论的话题。

　　这些问题都是自己国民的事，都是自己国家的事，我们就应该首先把自己身边这类事情办好！我国农村的土地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尽管又进行了林权体制的改革、土地的确权工作。进入21世纪，中央又陆续印发了若干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现在全国正致力于消灭贫困人口，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这些都是天大的好事情，但总的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还不可乐观，我认为还处于一种喜忧参半的胶合状态。我觉得把自己国内的事情首先办好，这是中美贸易战给予我们的一种启发，一种思考问题的新角度、新视野。

　　对大豆生产的独特视角

　　毛泽东同志关于“以粮为纲”的动员令究竟何年发出，耀邦同志认为可能是1964年。之前，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的专业知识还是相当辩证的。如在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就十分强调农林牧副渔的整体发展，对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产品的分布生产和有机联系，他是格外关注的。同时，他还大力提倡养猪、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养殖行业的协同发展。也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还提到了苏联威廉斯院士的土壤学，威廉斯特别强调各种生物有机质、矿物矿质和微生物物质在土壤循环中形成的团粒结构。1952年，山西平顺县劳动模范李顺达办起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他向李建议：还是叫农林牧合作社好。可能是人民公社引发饿死人的严酷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对农业发展的业务思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号召，以后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使我国农业走入死境。毛泽东关于第一产业——大农业的业务思考和设想，对农民家庭出身的耀邦同志有深刻影响。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饿肚子，死人，他认为一是缺粮，二是缺油。他在陕西工作时，特别强调农业上的粮棉油的生产，从而落下一个“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的骂名。

　　耀邦同志为什么会重视粮棉油的生产和加工呢？粮棉油固然是人们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人们生活最重要的物资保障，除此而外，他还有一个独特的认识：“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1982年10月24日，他在山东单县跟当地干部们说：“你们这里棉籽饼、豆饼很多，还有花生饼，要发展畜牧业，以饼作饲料，用牲畜的肥料还田，搞良性循环。”他还说，用饼肥养牛，“牛可以产奶，可以积肥”。他说了一个历史故事：康熙皇帝批评汉人宁肯饿死，也不知道挤牛奶喝。耀邦同志估计：“我们如果有2000万头奶牛，有5000万头奶羊，我们吃的粮食就会大大减少。现在我们主要吃粮食，吃的肚皮大大的，两头小，中间大，没有劲。”农业内部的这种良性循环，直接作用在农业生产的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上，又体现了物种和食品多样性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不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人类与自然界进行交换，以换得食品吗？农业生产形成的生物链，不但包括植物、动物，我想还应该包括微生物。这条生物链各个链环的关系都应是共生、共荣、互相补充的关系。

　　和耀邦同志一起考察山东农村的同志，除去党政干部之外，还有一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院长卢良恕同志。在鄄城座谈时，卢良恕院长反映：该县明年打算把20万亩的大豆种植压缩到4万亩，他认为养地作物太少了，是个问题。耀邦同志认为：“多种些大豆作物，不但对培养地力有好处，而且对改善食品结构有好处。省里和地委要加以指导，商业部门要支持加工，搞出名堂来。要以经济规律去指导生产。”耀邦同志没有直接回答鄄城是否压缩大豆种植面积的问题，但地力的休养生息他是接受的。当时的山东，连续几年棉花大丰收，他把棉、油生产作了比较：“大豆要搞加工，搞豆制品，提高价值。加工办法只能由集体来搞，不能由国家来搞。加工豆制品，价值就大了，两项合起来，肯定不会比棉花收入低。种植大豆，第一要从技术上提高单产，第二要搞加工，搞豆制品。”我记得就在这一期间，上世纪50年代的劳动模范王崇伦同志，向中央领导报名，立军令状，抓东北的豆浆生产，以便让城市居民都能喝上豆浆。一时传为佳话。

　　不见得“有农必穷”

　　耀邦同志关于农业生产良性循环，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思想，既得益于毛泽东教导的启发，也得益于他热爱农民，勤于实践得到的知识。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5月，他和辽宁省、市商业部门的同志，一起在海城牛庄及其他一部分公社、生产队做过一次商业工作的调查。在调查工作中，他强烈感受到社队农民除去粮食之外，对豆油、青麻、水果、副食品的迫切需求。農村简陋的油坊、粉坊、酒坊、豆腐坊是广大农民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四坊的产品是当地产，当地销，没有运输成本，四坊加工剩余的糟、渣、饼、浆、水又可用于畜牧业的生产发展。农民说：“今年看猪看肥，明年看地看粮，养猪-积肥-增产。增产了又可以多养猪、多积肥、多增产，如此不断循环，这是庄稼人的‘种地经。”耀邦同志得到了这种鲜活的生产经验，不但和海城的干部交上了朋友，而且他据此写的调查报告，还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1961年5月29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也觉得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现在，人们发现养猪、养鸡又有一个环保问题，这个问题当然需要重视，总有一种办法，既能发展畜牧业，又能解决环保的问题。如果很多地方都一刀切的不允许搞养猪、养鸡，岂不是又成问题了吗？

　　中国的历史翻到改革开放的一页，我国的农村改革使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统购统销的一、二类农村物资已全部放开，统购粮已成为商品粮。耀邦同志当时设想，商品粮基地应赋予多种内容，如食品工业基地、饲料工业基地、城郊副食品基地、肉食品加工基地、渔业加工基地、奶酪加工基地……农村、农业不能只进步到商品粮基地的阶段，还应该发展到食品加工业的阶段。无工不富，农产品的加工业应由农民首先享有使用。只有这样，相当一部分农民才能“离土不离乡”。“无工不富”是对的，但不等于“有农必穷”。只要农产品、食品加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第三产业紧密结合，广大农户同样可以快速致富。如荷兰、新西兰的奶粉赢得世界的美誉，赚钱就不少。现在中国股市最俏的一只股票，还不是茅台酒坊发行的股票吗？当时乡镇企业出现了一种情况，热衷于发展一般的加工业，忽略了食品业的发展。如果延长农业的生产链条，综合第二、第三产业的相关链环，农业就能产生更大效益。

　　这些基地固然离不开原料产地的优势，但更要有食品加工业的兴起才行，农产品的食品加工企业完全可以从本乡本土的油坊、粉坊、酒坊、豆腐坊、醋坊、酱坊等等食品作坊起步，并对众多的农产品进行粗加工和精加工，直至发展为现代化的生产。我国的农村，做豆腐对多数农民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这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留传下来的一种生产、生活技艺。《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就会利用大豆做豆腐。如果我国的油坊能在全国适宜的乡村发展起来，又不断地去淘劣取优，形成全国几万家食品油加工业企业集群，肯定能解决全国居民相当一部分吃油的问题。平原地区适应土地的规模经营，山地、丘陵地适应于农户发展园林经济、家庭农场、园艺农业，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不低吧，据我的朋友谢渡扬亲眼所见，德国人最爱吃的肉是猪肉，最爱吃的油是菜籽油。我国油菜籽适于种植的面积很大，且有季节差的时差，但缺少精加工，只要精加工过关，人们生活又将获得一大食用油的油源。何需一下子拿出7亿亩整片整片地耕地种大豆。重要的是，只要全国农民有此需要，就会千方百计见缝插针、集腋成裘发展豆油、胡麻油、芝麻油、花生油、菜籽油、葵花籽油、茶油的种植和生产加工。届时，我国肯定还需进口大豆，但大豆的贸易谈判，则要轻松得多。

　　我国在农业改革的同时，已有此决心准备用20年的时间，大量进口玉米，以利于我国农业、畜牧业、水产业的产业调整，以利于耕地、林地、草原、水面和休耕地的配置使用。“三農”任务之重也，令人难以想象。历史证明，当时向我国大量出口粮食的西方国家，一是想做买卖，二是对我国的改革事业持友好态度。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掌握了开放的主动权。农业的改革永远离不开对外开放，也永远离不开世界各国朋友之间互通有无的关系。

　　胡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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