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是形式 合理分配是本质

　　过40年改革，所有制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越来越突出，是绕不过去的。

　　传统社会主义将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改革中将计划经济改为了市场经济，对公有制问题在理论上依然沿袭了传统理念，为了改革的需要只是作了策略上的调整。

　　现行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改革4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理论产生于实践，要解释现象、指导未来，逻辑自洽。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只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论断，在理论上解释不了现象，逻辑上经不起追问。第一、所有实行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解体，就是贫穷。第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把非公经济排除在外，导致非公经济的发展必然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结论。第三、40年改革中，非公经济在产值、税收、就业等都大幅超过了公有經济，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升。这不是强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吗？第四、但是这违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这为传统社会主义派攻击改革提供了宪法的支撑，使所有制改革处于非法的境地。第五、如今倡导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会使公有制比例进一步下降，这构成进一步违宪。可是我们一边讲法治，一边在违宪。改革失去了合法性。第六、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否取消非公经济再回到“一大而公”？这是许多民营企业家担心的，很多有钱的企业家都办了移民，并把一部分资金转移海外。

　　目前经济下滑，非公经济萎缩，国家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作了充分的安抚，但不在理论上尤其宪法层面上，讨论清楚社会主义与所有制的关系，难以深化改革，顺心服众。

　　现在有两种极端，一是认为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是背离社会主义，要求国进民退，遏制以至消灭非公经济：一是认为改革就是抛弃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推进私有化。两种主张的共同点都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归根到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没有正本清源，莫衷一是。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避开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纠正，以“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由，启动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智慧的。但是在建党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之际，还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的目标、理想与追求，融合全党、团结全民，为此而奋斗。面对8900多万党员，13.9亿人民，我们必须说清楚、弄明白。这实在是今天党的第一要务，真正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资本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而诞生的，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目标与价值理念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这难道不对吗、不该吗、不应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

　　但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至上呢？这是路径选择的问题，应该说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都走了很大的弯路。这奇怪吗？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从16世纪提出空想社会主义至今才500年，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才160多年，从苏联诞生至今才102年，中国革命胜利才70年，要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需要探索、实践以至付出代价。能因为挫折、弯路而放弃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吗？

　　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实现路径混为一谈，是产生歧义与争论的认识根源。社会主义的执着坚持者把已被实践证明错误的社会主义的路径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而社会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则把社会主义的路径错误当作社会主义本身。瞎子摸象，双方都把摸到的象腿当作大象，支持者与反对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上述解释没有异议的话，那究竟怎么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呢？

　　马克思认为，资本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源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由此带来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代之以什么样的所有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

　　马克思对股份公司的出现非常重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然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所有制问题上都犯了同样的错洖，简单地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从认识论上来说，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当然就是公有制。但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单一公有制带来生产力的低下是不争的事实。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新和谐公社”的试验，就是由于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状况曾在实行公有制的苏联、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发生过。经济上不去，人民普遍贫困，最终导致苏东崩溃、中国改革。但社会主义等同于单一公有制的惯性思维牢牢地固化在原教旨社会主义者的头脑里，执着地坚持着。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是路径与手段。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与要求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者什么领域适合公有制，什么领域适合私有制。实践已证明，“一大二公”不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最终使社会公共利益缺乏物质基础而受损。所以，把单一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错误的认知。这还有什么异议吗？

　　那么怎么看待私有制呢？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是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关键在于分配，剩余价值被少数人占有，造成两极分化。逻辑的结论就是不必消灭私有制，通过分配与再分配，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为劳动者与社会所占有，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在资本所有者、劳动者与社会中合理分配，这就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

　　中国改革开放，引入非公经济，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1950年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30年财政收入从62.17亿元增加到1146.38亿元，增长了18.43倍。1979年至2018年改革开放40年财政收入从1146.38亿元，增加到258757亿元，增长了225.72倍。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交纳的税收成为财政收入，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物质基础。

　　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发展经济基础上要搞好分配，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优胜劣汰、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府就应该运用看得见的手，通过财政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并且向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倾斜。

　　改革之初，强调发展第一，是正确的。但由此也产生了重发展、轻分配，重效率、轻公平，重建设、轻民生的倾问，尤其是财政分配实行逆向调节，东西部向东部倾斜，城乡间向城市倾斜，户籍与非户籍向户籍倾斜，高学历与低学历向高学历倾斜，总之越有保障的越多保障，越需保障的越少保障。社会保障的不公平、不合理，加剧了贫富差别。这是今天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少，带来居民消费率低仅为39%，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拉动经济的动力不足而下滑。

　　第二、贫富悬殊，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与不同群体的冲突频发。

　　第三、质疑改革、不满政府的舆论泛滥，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第四、社会不公，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第五、损害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体现在所有制上，而是剩余价值的分配。不管什么所有制，能促进经济发展、财富增加，就是好的所有制。政府通过税收取得财政收入的再分配，是倾向少数人、一部分人或特殊群体，还是绝大多数人、弱势群体才体现一个社会的性质。

　　所谓所有制，最终体现在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名为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但剩余价值却为少部分人占有，这是借公有为名，行私有之实。这是假公有制。私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通过税收再分配全体民众，这可称为间接公有制。如今华为成为中国的骄傲，它的技术与产品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所惧，2018年华为仅交纳税收就710亿元，中国有10个、100个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强大，还是削弱？

　　改革之初，北京一个亏损的国有门店卖掉，有些老同志掉眼泪，说是私有化了。在原教旨的传统社会主义者看来，只要是挂着国营的牌子，不管是亏、还是盈，盈利给谁拿走了，就是社会主义。要是挂的是民营的牌子，既不用国家投，亏了也不用国家管，盈利了就收税，这就成了资本主义？

　　一句话，今天的中国不是所有制出了问题，分配不公成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诸领域问题的症结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深圳时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体现。

　　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究竟用什么衡量呢？这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幸福，社会主义就是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不是大部人，更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实际结果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把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目标、检验标准、执政理念，那就能以此为纲，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这就有了抓手、有了重点，也有了路径和方法。

　　发展为目标，政府是主体：幸福为目标，人民是主体。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就应从与人民幸福最直接、最相关的做起。这就是健全社会保障，均等公共服务。当年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那么今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民生改善了，扩大内需，经济才能持续增长。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政改就能顺利推进了；民生改善了，有利于道德的提升，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积极因素。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改革要紧紧围绕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要搞“民生长远规划”，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民生问题要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解决，改变碎片化、打补丁式的零敲碎打做法。

　　要把分配制度改革，尤其是财政分配改革提到议事日程，真正实行透明公开，民众参与，专家质询，舆论监督。政治民主先从经济民主、预算监督做起。

　　宪法第六条规定，建议改为：“社会主义以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为原则，根据发展经济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实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经济多种经济成分，采取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无限责任公司等形式。私人产品按市场经济原则，按投入的要素分配。公共产品，按社会主义原则，实行公平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徐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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