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中对国际传播工作的四点感悟

　　进入2020年，一波诡异的新冠肺炎疫情汹汹而来。在这场疫情中经历的一些事，让我对国际传播工作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一

　　今年1月23日，九省通衢武汉封城。几天之后，一个名为“封城日记”的系列视频在网上蹿红。后来得知，拍摄者是一位网名“蜘蛛”的37岁自由影视工作者。我看了他7集视频封城日记，感觉内容超过了我当时看到的所有官媒报道。官媒报道充满了对白衣战士英勇逆行的赞颂，对全国驰援武汉的激昂，对武汉生活供应保障的承诺，当然不错。可是仍感缺憾。那就是，缺少“蜘蛛”视频所展示的封城中武汉市民们真实的生活常态和心情。

　　在“蜘蛛”的视频中，我看到官媒报道中难得见到的一些封城之初的短板。比如，公共交通停运了，但是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接送却一时没有跟上。还有一些有了症状的病人住不进医院，只能自行在家隔离，会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其实，在仓促封城之初，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媒体无需回避。

　　“蜘蛛”视频在真实展现这些问题的同时，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种积极“补台”的精神，而没有抱怨。比如，他和朋友自发义务接送一些医务工作者上下班。后来有新规定出台，这种个体行为不再能夠进行，他又主动参加到有组织的志愿者队伍中。我从他的“封城日记”中既看到武汉封城之后国家的物资保障，也看到人们从慌乱无措到渐渐走向镇定，步入正轨，相互扶持，努力生活。拍摄者平实的叙述没有豪言壮语和慷慨激昂，效果却更加感人。

　　这个视频日记的播放量很快达到千万级，也在海外有了影响。但很可能是因为他报道的内容不符合某些势力的需要，他的视频没有像某作家日记那样大火，更没有名人“公知”为他站台吹捧。然而我觉得他真正代表了那个时期武汉平民百姓的主旋律。

　　作为多年从事国际传播的新闻工作者，我从“蜘蛛”的“封城日记”视频中感悟到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当中优秀者的能力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就是，在报道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时，我们不仅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尽量地接地气，如实报道我们前进中的短板和不足。毕竟我们本来就是在弥补短板、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中抗击疫情和发展进步的。不回避这些短板、困难和问题，并展示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我们讲述的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才能打动人心。而单一的宏大叙事，既脱离实际，也容易让人疲劳厌倦。

　　二

　　很快，出现了所谓“吹哨人”的舆情。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突然被国内一些媒体说成是因为警醒公众预防疫情而遭到迫害的武汉疫情“吹哨人”，不幸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治疗，后病重不治，于2月7日去世。李文亮医生是共产党员，去世后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定为烈士，并被有关部门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他是一个好人，老实本分的医生，但他不是被某些势力别有用心地标签化的“吹哨人”。

　　国家监委调查组3月19日发布的《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说得很清楚：最早发现并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及时上报疫情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调查组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在有关部门和专家尚未对不明确原因肺炎作出明确判断、对疫情还没有准确认识的情况下”，李文亮医生“没有对信息进行核实就转发了，信息部分内容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同时，调查组也指出，他“在微信群中发布信息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

　　说李文亮医生是“吹哨人”其实很荒谬。查一查英文维基百科对“吹哨人”的定义，他通常是某个机构内部揭发被认为非法、不道德或不正确的秘密信息或行为的人士，且会面临遭受被揭发者严厉打击报复的风险。李文亮医生完全不属于这种情况。在他之前，已经有张继先医生依法按程序上报了疫情，而在他于微信群中发布了“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的信息之后的第二天，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就向世卫组织吹了哨，报告了湖北武汉的一组肺炎病例，最终确认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此后中央在不到20天内相继派出三个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调查，得出“肯定人传人”的结论，导致武汉封城。所有这些举措，与李文亮医生是否“吹哨”，都毫无关系。给李文亮贴上“吹哨人”的标签，其实是在给中国体制定罪：故意隐瞒疫情，迫害揭发人。如调查组在答记者问中所指出的，就是“为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挑动社会情绪”。

　　在此之前国内媒体中很少见到的“吹哨人”这个舶来概念，一时成为流行语。所谓“吹哨人”的势也被国内一些媒体造起来了，而且从国内造到国外，连世卫组织负责人都相信了这种鬼话。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内外媒体抢吃李文亮医生的“人血馒头”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2月6日晚，李文亮医生还在抢救中，他们就宣布了他的死讯。他去世后，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媒体罕见地做了大量报道，称李文亮是“讲真话的英雄”，他的去世引发了“愤怒、悲恸和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某教授甚至对外媒声称，如果处理不当，公众对李文亮之死的愤怒就会以难以控制的方式“爆炸”。在这波汹汹舆情中，参与造势的一些国内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与西方媒体的配合互动，带了很多官媒和社交媒体的节奏，而外宣媒体却明显缺位或被“带节奏”。

　　最后平息这波舆情的，是中央及时发出的派遣调查组的通告。借用一位自媒体人的概括，调查组后来的通报及答记者问以确凿的事实说明了五点：1.中国没有隐瞒疫情。2.李文亮擅自发布有关疫情信息的做法是不对的，也不是“吹哨人”。3.警察对他的处理存在瑕疵。4.李文亮是我们自己人，不是反体制的。5.类似“哨子”的概念是别有用心的炒作，其目的不会得逞。

　　中央做得很漂亮。遗憾的是，我们的官媒和外宣媒体在这波舆情中，却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在中央作出决策之前，把这些意思表达出来，正确影响和引导舆论。

　　李文亮是尽职尽责的医生，是抗疫英雄，却不是所谓反体制的“吹哨英雄”。西方媒体对他的标榜其实是对他的侮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大肆吹捧他的国内外媒体，正是助力病毒致他于死命的帮凶。在李文亮医生住进重症监护病房之后还追着让他发微博或接受采访的媒体，与允许媒体这样罔顾一个重症病人生命的医院，都对他的去世难辞其咎。对他人的生命如此漠视的媒体，能关心什么言论自由？在李文亮医生病重期间抓住他不放的那些媒体应当反思。

熊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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