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权与话语权：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在场与共识达成

　　讨论人：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何国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黄典林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刘 朋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传统意义上，在国际场域的发言权是话语权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也就是说声音的在场与传出，是传播能够产生预想效果的一个前提。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在一个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全球化时代，这种声音的在场似乎变得更加便宜。然而，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深刻调整，发言权问题似乎又提上国际传播观察和研究的日程。如果传播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针对性的发言渠道被关闭，那么传播内容何以触达其他族群并形成沟通呢？

　　话语权似乎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具有影响力的话语的形成，首先是一个历史性或者历时性的结果。其与权力结合成为当下考察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从“传播中国声音”到“讲好中国故事”再到“国际话语权建设（建构）”，本身看似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本质意义上是从求得认知到求得共识的过程。

　　那么当前，发言权的问题是否会因为国际局势的深刻调整而成为一种新的实践需求？话语与声音在场的问题是否遇到了新的挑战？它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话语权的建构？话语，在传播的维度上是否必须理解为一种权力？作为共识的话语的达成应该以何种战略和策略展开？

　　就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从发言权到话语权

　　张毓强：以我粗浅的理解，发出也就是传播自己的言语与观点，更多是物质意义上的，或者是应该在经典现实主义的脉络中理解这一问题。一个国家或者族群，只有掌握了足够的技术与空间权力，才能够有机会得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话语，更多意义上是精英与精神层面上的。话语可以生产，但是如果要形成权力，就需要共识的达成，也就是其所依托的知识基础是共享意义上的。

　　何国平：在国际传播或全球传播领域中，发言权是表述意见和传播声音的权利以及表达和传播中体现的意志。从发生论而言，话语权是发言权的延伸，是基于话语（发言）而获得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但是，在现实中更多表现的是，有话语权者的发言权得到充分保障，发言内容得到认可，即话语权包含发言权。此即福柯微观权力论意义上的“话语即权力”，从权力视角审视话语背后的意义以及由意义编织的网络，话语的外在功能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这就是“权力”（power）意义上的话语权。话语权所表征的另一个维度的意义是“权利”（right），体现为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等权利的综合运用。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观点看，发言权包含于话语权，权力（意志）意义上的发言权存在于表征话语权行使的多个环节与方面。有话语权的一方，其发言的声音分贝更大，影响力更广，发言所表达的观点、立场和倡议等具有强制力。但持建构主义观者则认为，发言权作为一个先发环节，能够建构和塑造话语权。戈培尔所说“谣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变成真理”，体现的就是建构主义机制。这里“谣言”表现为在行使发言权时所传播的内容，“真理”就是已经上升为结构性制度权力的话语权。

　　刘朋：发言权和话语权是两个内涵有重叠的词汇，可以将发言权视为话语权的一个部分。从历史上看，以往的国际关系中，比如19世纪古典的国际关系阶段，国家行为体并不太关注国家的话语权和发言权，因为国家的话语权和发言权与媒介和传播能力关系不大，而与国家权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直接相关，简单讲“一切都是强国说了算”。西方列强，尤其是英法德等国，在国际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且，在古典国际关系时代，普通民众对国际事务几乎没有影响力，外交事项基本是外交家的事情。在很多那个时代的外交精英看来，普通民众参与外交或干预外交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就像我们难以想象任选一个普通民众能够操控火箭发射一样。因此，古典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历史，可能没有提供多少观察当前民众和国家行为体发言权和话语权的经验。

　　20世纪开始，由于公民投票权的普及、大众传播的兴旺发达等原因，民众日益涌入外交事务，外交不再是职业外交家的专属领域，外交伦理也随之发生改变，外交变得复杂起来，国际关系再也无法完全按照现实主义简单理解。比如，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为了尝试中美接近，为了瞒过媒体和民众，竟不得不秘密到访中国。正是因为“不了解国际事务”的普通民众能够影响外交政策，国际关系中“话语权”“公共外交”的解释概念才有了重要的发展，变得引人关注。随着传播科技的扩散，民众层面的发言权和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加，民众愈发盲目自信，外交變得更加复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国家内的政治将变为争取民意的斗争，国际关系也将包含争取他国民意的斗争，甚至国家权力部分也要由民意来界定。

　　不过，无论如何强调民众声音或舆论，从历史上看，涉及到国际关系这一相对陌生的领域，基本上还是精英在驾驭，当然，如果外交精英缺乏驾驭国内民众舆论的能力，那么将大大限制外交的灵活性。同时，不应将驾驭理解为简单粗暴的限制和控制。

　　姬德强：我觉得需要辩证地来看“发言权”和“话语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以传播的过程观来看，拥有或者占有发言权确实是实现话语权的前提，如不在场，何谈影响，遵循这一逻辑，有着话语权诉求的国家、组织乃至个人往往就先以搭建传播渠道和网络为目标，致力于先发声，并笃信有了声音后就会产生影响力；然而，另一方面，话语权并不必然来源于发言权的实现，比如具有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力的文化传统，再如高效服务社会运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均可以内生对外传播的话语权，只是要不要发言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权更像是某种软实力，有些“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意思。简而言之，话语权既来源于发声渠道的搭建和机会的把握，也来自于自身的文化和制度吸引力，两者不可偏废。

　　黄典林：发言权可以理解为主体在特定权力场域中表达自身立场或关切的资格和能力，而话语权的内涵则要宽泛得多，不仅包括在特定场域的发言权，即表达的权利和能力，更重要的是还包括这种表达能否实现表达者所欲实现的目标。换言之，话语权不只是说话，更是如何让表达对象信服和接受自己观点的问题。只有所表达的观点能在国际意见市场具有竞争力，能够获得国际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才能说一国在国际舆论中具备了话语权。从历史角度来看，相对于发言权的获得，作为一国软实力组成部分的话语权的形成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漫长过程，与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正当性的确立息息相关。

　　从经济“脱钩”到话语对抗

　　张毓强：当前国际传播领域里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一些政客主导的对于中美甚至是全球传播领域里过度的权力干预，导致了全球沟通形态出现看似“脱钩”甚至是“对抗”。这是否可以看作是西方精英知識阶层的话语权危机感带来的必然反应呢？

　　姬德强：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的“平台脱钩”——基于互联网平台地缘政治的脱钩行为——会一直存在。原因有二：第一，就针对传统媒体的简单政治化操作而言，比如认定为外国代理人或外交使团，“平台化”（platformization）进程卷入了太多的结构性矛盾，从意识形态对立到数字经济扩张，不一而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互联网平台的“脱钩”行为所体现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系统性对立。以抖音国际版TikTok为例，字节跳动所面对的不仅是美国国家机器的政治攻讦，还是北美平台经济的自我保护。借用荷兰学者何塞·梵迪克（Jose van Dijck）的提法，这是世界两大平台体系（platform system）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只有看到这些矛盾在两国国家政策和相关行业的地方性实践，才能抛弃幻想，超越迷思，看到这一状态的长期性问题。至于和发言权的关系，我认为需要作出冷静、务实的观察，而不是被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情绪所裹挟。阻断来自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并不代表切断来自中国的声音。更何况，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社交媒体平台本来就是全球统合、地方运作的，TikTok的成功恰恰印证的是一个跨国公司成功的地方化策略。换句话说，TikTok在美国面对的问题之一是字节跳动失去一个地方市场，众多美国年轻人可能失去一个好应用。除非大国政治完全统合各类新媒体平台，否则，基因里自带全球性的平台公司绝不会给国际传播关上大门。我们会不断有机会去探索新的发言空间。

　　何国平：当前中美这两个世界上的大国正经历由贸易摩擦上升为“建交以来最大的危机”，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抛出中美“脱钩”论和中美“半脱钩”论等论调，对这些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思潮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作为这一波中美之争的一个方面，中国社交软件TikTok被宣布将禁止在美国运营，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将禁止包括微信国际版（WeChat）等社交媒体在美国使用。随着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综合国力第二的强国，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信仰等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遵循的“普世价值”观的根本差异所导致的摩擦与冲突增加。因此，由于中西力量对比发生改变而出现的失衡到再平衡需要多方的调整和适应，在新的动态平衡出现前，各类危机、冲突持续上演将成为趋势。

　　中美“脱钩”论背景下，作为一种沟通性权利，发言权在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清单中的地位将被重新认识。因为只有通过沟通所爬梳的“意义之网”，人类才得以理解彼此、消弭对立与冲突。

　　刘朋：如果美国现政府和继任政府继续按照目前的方式做下去，“脱钩”的可能性将增大。但这种做法，是否会持续，以及下一届美国政府将奉行何种政策，还需要观察。绝大部分观察者认为中美关系难复以往。“脱钩”已成为一种选项、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这在前几年曾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现在也不应盲目乐观地认为不会“脱钩”。不过，奥巴马政府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脱钩”，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政府是否会重拾TPP很值得关注。比起特朗普的切香肠的做法，TPP是全局性的结构调整，旨在隔离中国。

　　但是无论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媒体领域的“脱钩”之说可能不太妥当。中美在媒体传播方面从未整合在一起，也不可能整合到一起，因此也不能谈“脱钩”。只不过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类型的大众媒体逐渐解体，自媒体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传播科技企业成为大媒体，而企业和个人生活恰恰处于全球化的状态，这给类似TikTok提供了成为全球性媒体的机会。不过这种机会已经被扼杀了。

　　黄典林：当前中美关系陷入紧张局面，是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结果，既与短期的政局和双边关系的演变局势有关，也与两国关系的长期历史性结构相关联，其中就包括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双方所持预设的目标差异问题。如果从长期的历史趋势来看，目前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确立的中美关系架构既与特定历史阶段的国际政治情势和中美各自的利益关切的推动有关，同时离不开从那时以来在两国主流政治意识之间形成的某种长期的政治默契或约定。但如今这两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即便彻底的“脱钩”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局面，但某种程度的关系转型已经似乎是在所难免。换言之，中美关系已经在国际和两国各自内部政治历史情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原有关系模式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中美间在各方面的竞争，乃至对立态势必然会不断加剧，其中就包括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发言权和话语权的竞争将会变得比过去更加激烈。比如，在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解释方面，因为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了。为了修补这些权力，美国执政当局采取了对现有国际建制采取不合作乃至退出的破坏性政策，以污名化主要国际机构的正当性来削弱中国在国际空间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并出现了试图逐渐建构一套自己主导的平行国际机制的苗头。在新闻媒体、互联网和国际传播领域，中美两国的竞争和相互攻击也不断加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发言权和话语权的争夺显然将是两国竞争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沟通性叙事到共情传播

　　张毓强：在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中，一段时间里，我们过度强调短期的发言权，甚至将其理解为话语权，这是短视的。其实，话语权的取得需要基于实证的长期的研究、知识积累和传播。其背后更多是族群自我治理经验普适性的验证、提炼、总结，并成为足够有效的历史经验。

　　姬德强：短期的策略应该是更好地分析和应对国际传播领域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加剧的紧张的地缘关系，以及不断发酵的针对中国的新旧“威胁论”和怀疑论。国际话语权的维护和提升从来都不是，或者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规范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国际话语权的形成也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一厢情愿，而是主体间对话关系的建立和共识的达成，尽管往往存在着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过程。因此，面对实践领域的复杂性和主体的多元性，中国政府、媒体、智库等需要在短期内针对源自具体地区的具体问题做好分析研判，尤其是多进行针对他者的语境化研究，避免误判，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中国负面舆情大多与疫情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有关，然后延伸至与中国有关的记忆、情感和判断。因此，认真做好调查研究，找寻主要矛盾是当务之急。

　　长期而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内力外延、共讲故事的过程。换句话说，话语权的內生力是中国自身繁荣发展的制度优势、社会生态、文化表征，以及在国际关系中的立场站位，只有认真努力解决好自身发展问题，才有可能建立稳固的国际话语权。除此之外，国际话语权是一个主体间性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也是一个各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全球传播实践。因此，长期而言，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需要兼顾封闭与开放，彰显大国胸怀，让中国故事变得多元而生动起来。

　　刘朋：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短期策略，应当侧重对国际的具体质疑和困惑分别予以解释和回应。采取守势，就要求我们尽量不要采取直接对抗的姿态，表现在沟通层面，就要尽可能避免“吵架式”的回应。当然，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表现出一定的硬气来满足国内舆论的要求，但不要泛化。

　　中国在国外的解释说明工作，常常被理解为推广中国模式，被视为“锐实力”。对此，我们应当从技术操作上适当减少一些国外并未质疑的领域的传播，减少一些进攻性，而适当增加对国外质疑的方面的解释和回应。

　　长期战略应该着眼于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冷战中，美苏对抗，最后苏联败下阵来，并非苏联没有吵过美国，而是苏联自己的事情没做好。因此，作为大国的中国，面对舆论形势完全可以沉着应对。而且，在历史上大国是可以忽略国际舆论的，这是强权的特点，也是大国的基本标志。美国以捏造的理由侵入伊拉克，真相大白后，国际舆论事前事后并不起多大作用。因此，不必太计较和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一时得失、一事长短，而应自信，只要中国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或“伟大复兴”，国际话语权就不会遥不可及。

　　何国平：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深入剖析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机制、生产流程、要素管理等。从可操作层面，可以从战略高度对国际话语权要素进行传播流程的全面梳理：优化话语主体，提升话语内容影响力，对差异性话语对象实施精准传播，创新话语方式（模式），拓展话语平台和增强话语效果。在话语策略上，在行使发言权时要告别“祥林嫂式受害人”叙事和“战狼式爱国”叙事，因为二者是基于预设的好与坏、敌与我二元对立思维，本质上是一种“零和”话语权叙事。此处倡导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沟通性权力叙事，在共情传播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吸引力、感召力与影响力。

　　黄典林：从中国立场出发，我们认为，短期内，中国要做的是要在日益激化的国际舆论争论中，在明确自己立场的同时，通过有效的信息传达，尽最大可能消除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中存在的错误或误解。但从长期来看，只是在说什么和如何说方面下功夫是不够的，要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做好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让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中国的立场，关键还是要在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制度基础上下功夫。从传播主体的角度来说，尽可能推进我国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在官方渠道之外，形成有效的非官方声音，在国家平台之外，形成民间平台，乃至构建专门面向国际公众的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在运作层面确立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编辑自主权，是从源头上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制度性举措。尤其是面对西方舆论的强大攻势，我们要强化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形成具有较高公信力的国际传播主体，避免“官方媒体”的标签和刻板印象化的价值认定对国际传播主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造成根本性伤害。总之，我们不仅要关乎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还要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解决好谁来说的问题。

　　从理想沟通到话语现实

　　张毓强：理想意义上的人类不同族群的沟通需要摒弃权力意识，求同存异。然而，至少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中，它只是一种理想。当我们回到话语现实中来时，人类不同族群仍在混沌的发言与话语中苦苦挣扎。但是我相信，基于现代理性的人寻求沟通，抛弃现代理性的人选择对抗。

　　何国平：确保“权利”意义上的发言权得到充分行使和伸张。伏尔泰的至理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表明发言（说话）即在场权利的表达。真理越辩越明，只有通过在场、开放、充分的沟通，才能缩小差异，减少敌意，扩大共识，传播善意。

　　在“权力”和“权利”结合中全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在“权力”意义上，面对当前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中国要加大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为世界各国提供中国在国家治理中形成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与中国模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话语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在“权利”意义上，充分尊重各国的话语权，提升中国话语软实力，增强中国话语全球传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刘朋：如果站到全人类的高度，就难以理解国家或民族的话语权了。如果“世界是平的”，人类生活在地球村，那么就应该从“市民社会”“公共空间”或者个体差异等这样的概念进行解读。只有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或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才能理解国家的或民族国家的话语权。无论人类如何交流互动，国家间如何开放，只要人类生活在民族国家的状态下，国家平等就只能是理想，国家就具有高低大小之分，国家的话语权就难免成为一种现象。

　　掌控话语权营造的国际舆论，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也不要太过于理想化看待，不要太过于看重国际舆论，毕竟民族国家只能自助。当然也不能太过于现实主义了，毕竟“话语权”和国际舆论在非权力斗争的领域是很有作用的。这里应当区分国际舆论和国内舆论的差异，对国家而言，国内舆论跟国际舆论在重要程度上不在一个重量级。

　　姬德强：对“话语权”和“发言权”应该进行一些更加细致地划分。“发言权”虽然有“权力”的意思，但更多与“权利”（right）有关，往往是在一个不平等的传播关系中需要争取或者被赋予的一种负面权利；而“话语权”大多与主动的“权力”（power）有关，指的是影响传播与沟通的一种权力。在这个简单区分的基础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不同族群、国家的开放式沟通和理解，一方面，需要在仍然不平等的国际传播或全球传播格局中，以各种体制和机制的设计，保证——或者更精确地说——捍卫参与族群和国家的发言权利；另一方面，即便有对于话语权力的诉求，但也以传播的开放参与，尤其是以对不同主体的尊重和认识为前提，才能让话语权的建立成为一个对话、共享和共建的过程，而不是依靠单一说服乃至暴力压制。这是我们从20世纪霸权主义主导的国际传播史中学习到的教训，也是在21世纪需要牢牢树立的新立场和新观念。

　　黄典林：实现不同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充分沟通，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但无论是在一国内部，还是在国际关系层面，传播的问题向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权力关系息息相关。人类自有史以来所形成的绝大多数社会形态，都存在权力不均等分配的问题。绝对的公平机遇，包括发言权的公正分配问题，始终是一种规范性的标准和价值追求，总是与现实状况存在或大或小的落差。在国际层面，发言权和话语权在不同国家间的分布状况，是由特定历史阶段国家间的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总和）对比关系决定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点不仅不会改变，而且会在国际关系格局陷入动荡态势的背景下，变得愈加突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和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AXW005）

张毓强 潘璟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