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数字出版合作刍议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俄罗斯人民认识与了解中国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近年来，俄罗斯持续关注并积极出版各种中国主题的图书，从图书种类到发行量都有较大的突破。①2016年，俄罗斯进口图书最多的国家是中国，进口额为2120万美元，中俄在傳统出版上的合作为数字出版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俄罗斯传统出版业面临着市场饱和、图书滞销等问题，②不少出版社除了采取缩减经常性开支、选择图书纸张、重辟新的图书印刷市场等方式外，还借助数字化渠道在非传统市场中开辟新的图书销售渠道，③在线商店、虚拟图书馆、按需印刷等数字出版形式成为激活俄罗斯出版业的新动能。2006-2015年，俄罗斯政府颁布了《俄罗斯文化（2006-2010）联邦专项纲要》，将图书出版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积极推进振兴俄罗斯文化政策，计划打造“文化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出版、广播电视和公众媒体传播部联合俄罗斯图书联盟共同制定推出《国家支持与发展阅读纲要》，推进全民阅读的组织机制与基础设施，包括图书馆系统、教育系统、阅读普及系统、书业人才培养系统、基础设施管理系统等。④除此之外，俄罗斯政府还给予数字出版企业众多政策优惠，扶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相关技术开发，这给我国数字出版走向俄罗斯带来了新机遇。

　　一、加强出版技术合作

　　我国数字出版的困境之一在于技术缺乏，“相比较互联网公司和数字内容运营商，出版社的起步就已经落后了5～10年”。⑤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可以弥补我国相关出版企业的技术短板。

　　首先，我国相关出版企业可向俄罗斯学习开发阅读器的先进技术。俄罗斯的电子阅读器生产技术实力较强，而且电子阅读器的市场也不断扩大。俄罗斯的市场上除Sony阅读器（SonyPRS-350/650）、美国巴恩斯和诺布尔出版公司的Nook阅读器（Nook by Barnes&Noble）、亚马逊公司的Kindle阅读器（Amazons Kindle）外，大多为俄产阅读器，主要有十多种，生产企业包括奥正格拉西（Ozon Galaxy）公司和依敕塔卡（iChitalka）公司。为增强俄产阅读器的国际竞争力，俄罗斯企业与国外著名企业合作开发，如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开发纳米技术的本国企业俄罗斯纳米（Rusnano）与德国电泳显示器生产商塑料逻辑（PlasticLogic）合作，向后者注资7亿美元在俄罗斯合建电子内容（electronic component）生产厂，以增强电子阅读器的塑料屏幕的生产能力。我国数字出版应学习俄罗斯数字出版的先进技术，实现从书籍互译为主要模式的“内容交流”到技术开发、平台建设为主要模式的“技术合作”的转型，以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方式攻克技术难题，同时通过开放电子阅读器的两国市场为技术创新提供足量的资金支持。

　　其次，中俄共同开发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出版的支撑性技术产品。我国企业可与俄罗斯企业联合建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发电子阅读器及其它电子阅读设备，实现“内容共同体”到“技术共同体”的合作转型。

　　二、共建著作权数字市场

　　版权合作是我国数字出版走向俄罗斯的必经之途。目前困扰俄罗斯数字出版界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知识产权侵权。据曼伊万诺夫-费伯出版社（Mann，Ivanov&Ferber）的编辑阿耳特斯特凡诺夫（Artem Stepanov）称，电子阅读器销量上升了，但电子书的销量却没有相应上升，原因在于盗版作品更便宜。书友书店（Bookmate）创始人认为，虽然数字出版有可能解决盗版问题，但不少出版商一开始对数字出版没有兴趣。与之对照的是，俄罗斯出版商对我国图书的需求很大，在一项调查中，俄罗斯出版商希望推进电子版北京主题图书的版权输出，⑥这提供了我国数字出版抢占俄罗斯市场的良机。我国可通过数字著作权共享市场向俄罗斯提供丰富的出版内容，同时合作解决盗版问题，实现中俄出版商的利益双赢。

　　著作权市场由作品数据库和作品版权信息库两大数据库组成，在中国出版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要建立自有知识产权的数字出版资源库及数字出版和销售平台。⑦数字著作权共享市场可先从主题型数字著作权市场（如中俄艺术家作品库、中俄思想家思想库等）开始建设，再通过区域性出版合作转向跨国数据共享的格局，最终建成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超大型数据分享信息资源库。建设跨国超大型的著作权数市场，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相关出版社、机构、文化单位资源的数字化资料整理工作，另一方面要由中俄两国政府开展跨国资源协调和技术平台建设，以政府的宏观指导推动出版企业的数字化意识的提升、出版技术的发展与硬件网络服务的跟进。

　　三、合作培养数字出版人才

　　中国出版“走出去”需要专业人才。这里的“专业人才”包括熟悉国际出版业务的技术人才、精通国际版权贸易操作的版权经纪人、高质量译介中国内容的翻译人才等。⑧我国出版人的数字化意识不强，国际化意识较低，熟悉国际出版理论及实践、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和掌握数字化技术的出版人也较少，这与我国的出版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我国数字出版走向俄罗斯所需人才的素养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语言素养，如培养新一代的汉学家、翻译家。第二，法律素养，如培养熟悉出版法等相关法律知识的人士。第三，文化素养，如培养了解俄罗斯文化习惯和审美接受心理的人士。第四，创意素养，如培养精准选题、长于策划的人士。第五，技术素养，如培养熟悉数字出版技术的人士。

　　仅靠闭门造车的方式是培养不出这些专业人才的。我们应积极探索中俄合作培养的方式。第一，以指定高校或专业为试点开展中俄人才培养，学生须在中俄高校、专业里完成学业。第二，在符合条件的国内高校的俄语、出版、数字化等相关专业试点开展跨专业培养，依托政府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出版企业、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的“智、资、力”打造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综合平台，多层次、多功能、多形式地培养数字出版人才。第三，积极推动中俄学界、业界人才的交流与沟通，利用学术会议、智库合作、学术联盟等方式促进人才的脱颖而出，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的全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92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共同参与的“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目的是促进国际性的学术出版合作，其中就包括与俄罗斯的合作。

　　四、打造出版企业共同体

　　俄罗斯为我国出版企业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我国出版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地现身于中俄数字出版合作的舞台上，必将极大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过去的中俄版权贸易中，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中国引进的俄罗斯圖书中90%以上是由该公司引进的，直接引进俄罗斯图书的国内出版企业微乎其微。在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背景下，我国出版企业如果还是满足于由代理出版公司进行跨国出版工作的话，就可能被时代淘汰。

　　当下的中俄出版合作十分密切，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在巴黎注册东方书局出版社（合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美国成立双世出版公司（合资）和SCPG出版社（独资），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并购韩国阿里泉出版株式会社，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先后在悉尼、巴黎、温哥华、伦敦、纽约、法兰克福、首尔、东京成立合资或独资出版公司，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集团也在北京开设了分公司，我国的数字出版企业应依托两国出版合作的优势，以“集团突围”、“列队开路”的崭新姿态，大力拓展俄罗斯出版市场，做到区域性合作与全域性合作相统一，政府扶持与民间行业、协会组织帮助相交融，国内企业协作与中俄企业合营相协调，从而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推进中俄数字出版合作。

　　1.与强大出版公司强强联合

　　一些著名的俄罗斯出版企业开始尝试数字出版业务。2016年，“埃克斯莫-阿斯特”（Eksmo）出版控股集团收购了俄罗斯一家超大型的网络书店“读书”（Read. ru），将“读书”的用户导入其旗下的网络书店“图书24”（Book24）。“埃克斯莫-阿斯特”（Eksmo）出版控股集团是2011年以来最大图书零售企业尼加（Kniga）和帕蒂奥肯（Pyaty Okean）破产倒闭后俄罗斯出版界的龙头企业，这种实力雄厚的出版机构把数字出版作为新的增长点，我国企业应抓住机遇推进与它们的战略合作。

　　2.与特色数字出版机构“深耕细作”

　　相比大型出版机构业务的综合化与巨型化，俄罗斯一些小型的出版机构的业务特色值得重视，如萨米兹达尔（Samizdal）书店、图书宝贝（Book Baby）书店、图书之家（Book Family）书店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自助出版（Print-in-demand），开辟了私人订制的出版市场。萨米兹达尔（Samizdal）书店向作者提供网络印刷与发行及设计、校对和图像编辑的途径。小型数字出版机构的业务方式灵活，既有商对客（B2C）模式，也有商对商模式（B2B），如特里波瓦尼尤（Kniga Po Trebovaniyu）书店为超过200家出版社提供自助出版服务，它们的业务内容也有特色，如图书宝贝（Book Baby）书店出版教育类和儿童类主题书籍。图书之家（Book Family）书店出版电子礼品书和纪念品。业务上特色化与运营的灵活化便利了中俄企业的深入合作，提高了我国数字出版在俄罗斯市场的生存能力。

　　3.与技术机构、硬件公司“齐心协力”

　　据俄罗斯《图书产业》杂志的研究数据显示，2017年俄罗斯电子书市场规模达到36.4亿卢布，2018年俄罗斯在线图书总销售额达到151亿卢布。领先的电子书集成商、发行商及零售商里特斯（Litres）这些年也开始提供自助出版服务，公司总经理谢尔盖·阿努里耶夫（Sergey Anuryev）表示该业务的市值将达数百万美元。俄罗斯另一家电子书提供商利特奈特（Litnet）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格鲁什科（Sergey Grushko）表示，公司出版了英语、西语和乌克兰语的电子书。⑨特里波瓦尼尤（Kniga Po Trebovaniyu）书店在不同的城市建设了自助出版终端系统，便于异地读者查阅主店数十万册、数十种语言的书籍，负责人叶夫根尼卡塔（Yevgeniy Khata）指出，未来数字出版应重视技术服务。⑩中国出版企业既可与俄罗斯出版企业合作，也可与俄罗斯技术企业对接，以“内容+技术”的合作形式争取俄罗斯市场对我国数字出版企业的认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目前是公认的网络强国，在5G时代的中国通信企业有望领跑世界。据GfK俄罗斯分公司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俄罗斯年轻人上网用户已占网民总数的96%，其中智能手机年轻人用户占76%，平板电脑年轻人用户占32%。5G技术在俄罗斯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构建中俄5G通信联盟和技术联盟为数字出版的区域联盟提供技术创新的硬件环境，将极大地促进5G时代的中俄“一带一路”合作。

　　中俄两国的经济与文化往来日益频繁，两国人民对文化交流有着强烈渴求，中俄数字出版合作可通过提供更多的数字化产品，降低两国文化交流的出版成本，满足两国人民的数字阅读需求，共同解决如复制、税收、虚拟图书馆准入等数字出版法律问题，为中俄互联网企业搭建进步成长的舞台，这对两国经济实力、创新科技能力的提升有着长远意义。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我国数字出版企业应不断创新走出去的方式，既可以“资本走出去”，如采用合资、合作、参股、控股、设立海外公司等方式；也可以“业务走出去”，如浙江大学出版社与俄罗斯的当代出版社合作设立“俄罗斯联合编辑室”，通过会议、训练座谈会、工作坊等形式打通中俄数字出版廊道，将中俄作者、出版商、技术企业、硬件公司整合成知识、智慧与技术的共同体，以最快速度、最大程度、最优效度地推进数字出版在俄罗斯的落地生根。

　　「注释」

　　①刘淼：《中国主题图书在俄罗斯出版情况调查分析》，《中国编辑》2015年第5期。

　　②徐永平：《2006年俄罗斯出版：品种突破10万，新高代替危机》，《出版参考》2007年第16期。

　　③李涯：《俄罗斯出版社的生存之道——专访俄罗斯图书出版协会会长康斯坦丁·车赤涅夫》，《今日印刷》2010年第7期。

　　④杨状振：《俄罗斯的出版市场及阅读危机》，《对外传播》2010年第6期。

　　⑤刘丹：《数字出版合作新趋势：从内容合作到技术合作》，《出版参考》2008年第9期。

　　⑥刘淼、于优娟：《北京主题图书在俄罗斯出版情况调查分析》，《中国出版》2018年第5期。

　　⑦刘叶华：《中国出版企业的“一带一路”国际传播路径研究》，《出版广角》2018年第5期。

　　⑧王彤：《创新与完善：“一带一路”机遇下的中国出版“走出去”》，《新疆新闻出版》2015年第4期。

　　⑨陆云：《俄罗斯电子书出版商以连载形式出版新书》，中国出版传媒网，http：// www.cbbr.com.cn/article/129251.html，2019年6月28日。

　　⑩Kozlov，Vladimir，“Buddy， can you spare a book？”，The Moscow News.2010-11-25.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