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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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大学,前世,今生,教育
- 发布时间:2011-01-27 16:09
读大学、上大学，大学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何谓大学？大学是一种教育和科研机构，相信这是大多数人对大学的常规印象。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大学早已内化成社会机制的重要部分。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西欧中世纪出现的大学是“中世纪以降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发明之一”。西学东渐之后，近代中国走上了一条尊西之路，言必称希腊，办大学动辄以牛津、哈佛为师，学德、学美、学苏联，饱受淮橘为枳之苦。大学生由天之骄子沦落为今天媒体惯用的炒作对象（且往往以负面形象示人），恰如同国学、中医等传统文化一般，大起大落，正应了孔子“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即欲其生，又欲其死，不亦惑乎”的子曰。大学也好，中医也罢，之所以一度被人热捧，一度又被打入冷宫，背后的原因可能压根就与大学和中医本身无关。世风然也！普通大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若想知其所以然，则需将其置入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察看。
大学是舶来品。中国古代虽有太学、国学、书院等，但都不是现代意义的大学。据统计，在1520年以前全世界创办的组织中，迄今为止名称未改、组织方式未变、职能仍旧的，大约有八十五个，这八十五个组织里，七十所是大学。欧洲中世纪以后，历史文化传统就再未被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打断，1988年，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迎来九百岁生日，便是传统绵延的象征。近代西方人凭着坚船利炮、肆无忌惮地在世界范围内摧毁了一个又一个异民族的文化传统，把欧洲人的语言风俗、习惯法律、生活方式等变成了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模板，于是在欧洲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自中世纪大学演变来的现代大学遂在地球各个角落扎根开花。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亦由此起步。追根溯源，大学的根在欧洲。
赫斯廷·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出有专书（The University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对欧洲中世纪大学做过系统介绍，可惜未见有中文本问世，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演进》即本于此书。《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演进》参考诸家著作，详细描述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起源演变、组织类型和蜕变过程。作者认为，虽然中世纪大学的起源看似是偶然，但“历史的必然是深藏在偶然之中”， 被尊为欧洲大学之母的萨莱诺（Salerno）、博洛尼亚（Bologna）和巴黎（Paris）三所大学，代表了中世纪欧洲大学的三种类型。位于意大利小城的萨莱诺大学是西方医科大学的鼻祖；博洛尼亚大学是中世纪欧洲法学研究中心，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并以学生主导大学的特色别具一格。巴黎大学身处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法国首都，王室重视文教，知识分子云集，鼎盛之际，师生共达五万人，号称在欧洲可与教皇和皇帝三足鼎立。看似三所大学的建立各有各的起因，也各有各的特点，实则作者认为之所以大学会选择在欧洲中世纪应运而生，自有其不得不然之理。
首先与中世纪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被日耳曼人分割掌控，裂土封疆，诸侯林立，进入了典型的封建社会。此时兴起的基督教扮演了维系各势力的角色，使得欧洲虽然分裂，但不分离，整个欧洲还是一个基督教大家庭。教会创办了教堂和修道院，教授民众读、写、算的能力和宗教知识，形成了所谓“七艺”之学。教会保存和延续了某些古典文化，并发展出经院哲学。十三世纪出现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教士，强调用理智寻找真理，用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和《圣经》的权威，事实上已经迎来人类理性时代的曙光。与此同时，城市经济愈加发展壮大，有别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城市，中世纪的城市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和简单的消费场所。随着西欧政治局势的稳定，农业快速发展，城市犹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大地纷纷出现。随着城市的壮大，和人口的增多，城市开始享有主权，市议会变成主权实体，每个城市都成了自治的市民社会，拥有制定法律、征收赋税、宣战、媾和等权力，城市脱离了封建国家常设机构的管辖，独立存在，成为自给自足的组织。城市创造了自由，也制造了广大的市民阶层。城市里发达的工商业和密集的人口，使得法学、商学、医学等知识成为当务之急。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群，他们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和掌握了诸多商业、政治、法律、医学等知识，以服务城市为目标，汇聚到城市中，与纺织、冶铁等行业一样，这群人结成行会，进行自治。university的本意即是人群，在中世纪则特指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社团组织或法人。随着时代的演进，孤立的知识人结成具有统一利益的阶层，称之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行会组织university，也日渐固定成一种特定的传授知识的机构名称。在中世纪城市的自由空气中，大学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虽然只有几间充做教室的房屋，教师和学生也散居在城市各个角落，他们之间结成的关系也无异于铁匠铺子中的师傅和学徒，但以无形的知识作为商品交换的对象，并且将此行业化固定下来，这正是中世纪欧洲人的发明。可以说，若没有工商业发达、人口密集的中世纪城市，就不会产生对法律、政治、商业、医学等专门知识的迫切需要，也就不会出现以贩卖知识为生的早期知识人。倘若城市没有独立性，且和教会及世俗王权无法抗衡，教会也不会容忍在教廷之外出现新的知识权威。在自由气氛和城市工商业的催生下，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诞生了，这看上去即是历史的偶然，也是欧洲的必然。不过若以大历史的眼光观之，倘若罗马帝国没有崩溃，欧洲没有走上中世纪的发展之路，我们还会有大学这一建制么？在此前，中国没有产生大学亦是情理之中，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最自由最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桃花源，恰是在乡村而不是城市。
自由的城市氛围、发达的工商业、密集的人口，再加上流传在修道院中的古典文化一脉相承，十一世纪出现了最早的大学，便是前述的三所欧洲大学之母，作者称其为“原型大学”（archetypal university）。这几所大学的师生由于各种原因，迁移至别的城市成立新大学，被称为“衍生型大学”，这两种大学都是自然形成的。还有一类大学是城市为了满足知识自身需要，主动设立了大学，招揽人才，官办的色彩很明显。据统计，十一世纪的欧洲只有三所大学，十二世纪发展至六所，十三世纪激增到二十三所。大学离不开城市，就三所欧洲大学之母而言，就和所在城市的特色密不可分。萨莱诺位于意大利南部，是一座港口城市，气候温和，以盛产矿泉水而闻名，早在古罗马时期，萨莱诺就是公认的疗养胜地。十一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不断有伤员被送至该地治疗，在丰富的临床经验参考下，萨莱诺发展成医学研究中心，这里流传着古希腊、古罗马和阿拉伯的古典医学文献，萨莱诺大学（实际上仅是一所医学学校）便成为欧洲医学学术的中心，声名远扬。博洛尼亚大学则得益于博洛尼亚优越的地理位置，博洛尼亚地处意大利北端、雷诺河畔，是欧、非、亚三大洲的交通要道和贸易中心，作为一个自由城市，博洛尼亚在十一世纪繁荣起来，各路商旅络绎不绝，商业纠纷比比皆是。被后人誉为“法律之灯”的欧内乌斯（Irnerius，1055—1130）在博洛尼亚创办了法律学校（博洛尼亚大学的前身之一），他杰出的声望招来了大批老师和学生。在博洛尼亚大学，老师成立自己的行会，学生也有自己的社团，慕名而来的学生数量众多，并且大多出身尊贵，地位显赫，反而获得了大学的掌控权，教师仅保留对学生进行考试、发放教学资格证书或制定公共试用期的权力。巴黎大学是教师主导大学的典范，这是因为巴黎大学的学生大多为十几岁的学童，有别于博洛尼亚的学生几乎都是有身份并且年龄上足以参政的成年人。巴黎大学凭借名师诸如阿贝拉尔等的杰出声望，成为后来北部欧洲大多数大学的模式和标准，学者云集，神学发达，被誉为“哲学家的天城”。巴黎大学的教师们组建社团，最终掌控了大学的领导权。
以三所大学为母本，诸多大学接踵而来。伴随大学数量的增多，中世纪大学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和制度，开始拥有固定的场所、固定的学科和稳定的教师队伍。行会的色彩逐渐淡去，一个职能明确、组织严密的机构缓慢发展。和自治的城市相似，大学从诞生之初，便携带着自由的基因。教师和学生各自结成社团，以便活动和校务管理。大学之外的皇帝、教皇、市政当局和市民虽然也想将大学操控在手中，但由于大学对外部事务的主动参与和策略的灵活运用，时而利用教皇的赦令反抗世俗的国王，时而运用皇帝的命令抗击教会势力的渗入。尽管大学内部也充满着教师和学生的斗争，以及不同同乡会之间的角逐，最终在内外力量的博弈过程中，大学不断调整建构内部秩序，最终“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了斗争的成果，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经过斗争，教皇、国王和市政当局承认了大学的重要性和价值，大学摆脱了教权和王权的控制而独立，“在欧洲成为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之一，彰显着知识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这恐怕是大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了。
早期的大学重视职业教育，十三世纪以后，人文及科学技术类课程走进了课堂。可见大学从一开始，就并非闭门造车的“象牙塔”。入世而独立的中世纪大学，虽然也会要求学生过着亚里士多德式的“沉思生活”，但目的仍是训练学生理智，为实际事务培养人才，这正是有别教会经院哲学之处。中世纪大学确立了后世大学的发展模式，成为“现代精神的学校”，教导人们推理、思辨、怀疑和探究。十五世纪以后，伴随欧洲封建制度的解体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世俗力量开始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和干涉也日加严重，与之而来的则是大学的贵族化倾向。政府热衷于从大学中选拔官僚，“十六世纪中叶的牛津、剑桥挤满了热衷大学训练的上层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此前以普世的基督教精神维系的欧洲大学共同体，从此被分割成属于不同民族国家的孤立单位，各个民族国家制定政策，遏制本民族、地区的学生到其他民族国家的大学就读，并且强制用本民族语言授课，以此取代在中世纪大学中通行的拉丁语。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中世纪曾与教权、王权分庭抗礼的大学，逐步被民族国家收编，大学的质量和声誉一度下降。十九世纪初德国有识之士鉴于此，开始提倡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主张教育应采“无功利的价值取向”、“大学是知识的总和”、“教学和研究同时在大学内进行，并且学术自由，大学完全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的目的”。十九世纪兴建的柏林大学在创立者洪堡的推动下，贯彻实现了这种理念，柏林大学也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成为此后世界各国取法的对象。蔡元培主张效法德意志，仿照德国学制在民初推行高等教育改革，执掌北京大学后，又以德为师，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使北大焕然一新，正是实践了柏林大学办学理念的结果。
大学在中世纪是除教会之外唯一的教育机构，并且和教权、王权三足而立。那时大学的教育包括了今天的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专科教育，更类似于今天的专科学校而非大学。中世纪的大学从创办第一天开始，就不是隔绝世事的“象牙塔”，大学与世俗、教会斗智斗力，并且主动参与社会事务。大学自闭成“象牙塔”是民族国家兴起以后的事情，把大学办成“象牙塔”也仅是德国教育思想家的理念而已。之所以要求大学成为“象牙塔”，乃是为遏制世俗权力对大学的控制，避免大学沦为官僚子弟混资历的场所，丧失了早先大学之所以能和世俗权力乃至上帝抗衡的基础——对知识的追求。宋文红在书中指出“中世纪大学教育终结了”，“现代大学是以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学术模式为构架建立起来的事实是无人能否定的”，任何事物都有起源，天上不会凭空落下馅饼。在我看来，中世纪之所以会产生大学，既是现实利益的需要，也是对教会空洞形而上教育的反动。中世纪大学最终被民族国家收编，沦为政府官僚的培养基地，这对大学而言，是彻底的失败。十九世纪德国有识之士才开始倡导“象牙塔”式大学，这是对世俗权力侵蚀大学的挑战，因缘于此，西方学者才重新获得一方静思的乐土。中世纪是过去了，中世纪的大学也确实终结了，合卷深思，我们的大学，真正应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演进》，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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