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
- 来源:书屋
- 关键字:作家,卡夫卡,惜春,宝玉
- 发布时间:2011-01-27 16:46
卡夫卡的耳朵
钱钟书说：吃了一只蛋觉得好就行了，干吗非要去见那只下蛋的鸡呢？可是像我这样的俗人，真喜欢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是很想瞧瞧那个作者的模样的。
文如其人，说的是心性而不是相貌，写很婉约美妙文字的人可能偏长得粗枝大叶。话说当年《教我如何不想他》风靡神州，词作者刘半农成为很多女性的梦中情人，慕名而去的女人们却大失所望，刘半农自嘲曰“教我如何再想他”。
而我“见”过的最人文合一的作家是卡夫卡。接触卡夫卡是在大学时代，最先看《城堡》，除了难以卒读，没有别的感觉。后来，不经意看到他的几个短篇《变形记》、《地洞》、《饥饿艺术家》，读出无可言说的古怪与刻骨铭心。
也许就是在这本短篇集的前面有一张他的相片，清癯英俊的面孔、寒澈的眼神，紧张、神经质。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耳朵，外张，形状尖利，很警醒，像灵敏的触角，似乎《地洞》中的那只小动物，时刻准备逃离到安全的地方。
有些人面对这个世界，会有一种征服的欲望，如卡夫卡的父亲之类，能充分享受到一种向外扩张的快感。而卡夫卡以及他的《地洞》中的小动物代表了一种向内收缩的生存。我很喜欢英语里表达性格的两个词，aggressive，外向的，进取的，攻击性的；withdrawn，内向的，撤退的。地洞中的小动物最贴近卡夫卡的生存状态。卡夫卡就是撤退的向内收缩的个性，他属于张炜所说的那类“温柔而羞涩”的作家，“他以自己的薄薄身躯温暖着什么，这当然是由爱人演化出来的，是一种天性，虽然这种温柔有时是以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你还是很难忘记他的柔软心肠，他的宽容和体贴外物的悲凉心情”。
还模糊记得当年读过的他的传记里的一个情节。当他来到朋友也就是传记作者家，朋友的父亲正在休息，于是他轻脚走过客厅，“就像我从没来过。”他轻声说。在朋友们面前，他幽默风趣随和，充满光彩。在工作中，他应该是尽职尽责，但内心深处，他像那只小动物，希望有个安全地方供他逃遁。
后来我在他的书信集里发现了他对自己耳朵的描述，“我的耳垂自我感觉清新、粗糙、凉爽、多汁，犹如一片叶子”。
他就是一片脆弱的叶子，一点风、雨都会内心飘摇，这是一个对世界过敏的人。过敏在生物学上称为变态反应，一个过敏体质的人很容易对某种很普通的东西产生激烈反应。在一个正常的人看来，未免小题大做。他说：“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可是这样弱的人创作的文字，却可以让我们探幽人性的最深和最细微处。就像有些小动物具有对地质灾害的敏感，卡夫卡也成为富有预见性的一个文学大师，在他死后，他的三个妹妹都死于纳粹集中营。活在这个世界，确实有惶惶惕惕的理由。
在他的随笔里，可以找到这样的句子，“他的疲惫是格斗者争斗后的那种疲惫；他的工作是粉刷公家办公室的一个角落”，看得出工作或办公室文化给予他的压力。他说，在亲戚们中间，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所以，大家庭只能给予他一种疏离感。成立自己的小家庭，他又欠缺勇气。他说，在生活的门槛上有两桩工作要做：一，使你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二，不断地使自己相信没有把自己隐藏在圈子以外的某处。他限制自己的生存空间以保持安全和内心的自由。台湾作家简媜言：“让世界拥有它的脚步，让我保有我的茧。当溃烂已极的心灵再不想做一丝一毫的思索时，就让我静静回到我的茧内，以回忆为睡榻，以悲哀为覆被，这是我唯一的美丽。”
对卡夫卡一类的人而言，地洞其实是天堂。
护生集
多年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护生集里的几幅画，有一个印象最深。一个妈妈给孩子把尿，穿着厚棉袄的妈妈，一副敦厚气，满身柴米油盐的味道。一个孩子，阿福头，在妈妈怀里，宝贝疙瘩的样子。看着的时候，心里有种暖意，体温一样的暖意。
也就是一种暖意，可是有什么用呢？甚至于不能让我们大笑一段。
《护生画集》是丰子恺先生历时四十六年的作品，总共六集四百五十张图，以劝善戒杀为主题，丰子恺绘，弘一法师题字。从1929年弘一法师五十岁起，每十年作一集，各为五十幅、六十幅、七十幅、八十幅、九十幅和一百幅，与弘一法师年龄同长。
想抗日烽火漫天，到处是铁与火与血，丰子恺先生画他的《护生集》，对虫子的性命也念念于心。“莫谓虫命微，沉溺而不援，应知恻隐心，是为仁之端。”真是迂阔得可以。
可是，多年回头，我忽然意识到这样的画是有意义的。也许，他觉得人应该从根子上被浇灌一点善和柔的杨枝水。他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美好、脆弱，生命再弱小也有知觉，而对生命的体察以及由己而人的推衍正是善的起源。就像他曾说的：“护生就是护心，爱护心灵，劝诫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鱼虫的本身（小节），而是自己的心（大体）。换言之，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和平是目的。”
我相信这些画作有疏松人心的缓慢力量，就像蚯蚓之于板结的大地。
善恶只在一念间，在善恶的角力中，何以见得一句话、一幅图就没有翻手为云的力量呢？
惜春与宝玉
《红楼梦》里几个出家人，妙玉因“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皆不中用”，后入了空门方好，所以出家多少是权宜之计，不论了。惜春和宝玉的出家纯属个人选择，而他们的心性却大为不同。
尤氏说惜春“心冷口冷心狠意狠”，天性里带几分寡淡，也与她从小生活环境有关。滚滚红尘沾染不了她，她心里隔着岸，观这凡俗世界的火。
惜春的“冷”与“狠”在抄检大观园的突发事件中暴露无遗。凤姐一行人在她的丫鬟入画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大包银锞子，一副玉带版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袜。入画跪下哭诉真情，是珍大爷赏给她哥哥，她哥哥交给她保管的。惜春的反应是：“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带他出去打罢，我听不惯的。”急于把入画交出去，与自己脱离干系。连凤姐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若果真呢，也倒可恕”，“素日我看他还使得，谁没一个错”。
惜春毫不体恤入画“从小儿服侍一场”的情分，要凤姐“别饶他，这里人多，若不管了他，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么样呢。嫂子若依他，我也不依！”其后，惜春与尤氏为入画的一番争执更突显了她的“冷”。惜春责怪尤氏“管教不严”，要尤氏把人带走，最后表示，“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入画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奶妈也在一边为人画说情，可惜春断乎不留，不但不要入画，而且还扬言宁国府那边也不去了，因为她“每每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多少不堪的闲话”。惜春说得十分干脆：“我只能保住自己就够了，以后你们有事，好歹别累我。”惜春承认自己心狠，但她有她的理由：“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
相比之下，宝玉是爱心洋溢的，全情生活于当下环境，在爱和痛之中不断感悟。书中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宝玉听曲悟“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禅机，与湘云、黛玉的龃龉让他道心又萌，对于红尘生出一丝厌离心。看起来他似乎不如钗黛了悟，但他是用心体悟。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也写到宝玉的悟：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1〕开篇即已讲到，宝玉到世间是历劫的。他在姐姐妹妹中耳鬓厮磨，热闹中也存了一份清醒，不断追问情感与生死的大问题，在恩怨纠缠、人事磨炼中不断扩大他的悲心和对红尘的出离心，他的心是开敞通透的。脂批宝玉为“情不情”，和黛玉“情情”不同，他的情泛及与之并非有情的对象，其感时伤物便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红楼人物里，他有最少的分别心和我执。
“佛教有云‘见空性，发悲音’，观想一切事物的本质犹如梦幻泡影，不是让人感到绝望痛苦、缺失意义，而是会以坦诚和慈悲去面对众生。同时，超然的合一意识意味着对一切关联的认知，对自己的行为会保持诚实和负责的态度”〔2〕。
惜春和宝玉正好对应于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主张。小乘佛教要求即生斩断烦恼，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纯是出世的，也就是惜春所说的“自了汉”。大乘佛教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认为需要经过无数生死，历劫修行，以“摩诃般若”（大智慧），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觉），除断除自己一切烦恼外，更应以救度众生为目标，因此是自利利他的。《金刚经解义》云：“心中明了，莫过悲智二法。由此二法，而得菩提。”悲智双运是大乘佛教一个重要的修道理论。宝玉的悲悯心使他感受到人生的苦谛，其超拔的智慧又使他看透世间之象，放下贪住之心。相较于惜春只求“自度”，宝玉应该是有“度他”的潜质和愿望的。
死于他人的苦难
2008年夏的一天，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那天正是台风过境，豪雨阵阵。从宾馆到纪念馆，仅五十米距离，一把雨伞，在风狂雨骤中如一叶残荷。进到馆里，衣衫已湿。在这个成功营造了悲剧场所精神的纪念馆一番游历，费时三个小时。出来时候，衣衫已干，心湿透了。
我特别记下了两个女人——魏特琳与张纯如。这是两个有勇有爱的女人，却同样选择了自杀的不归路。
在网上查到魏特琳的一段文字：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出生于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毕业后，加入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1912年来华，1919年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37年日军进犯，金陵女子学院奉命迁往成都，而魏特琳却毅然留守并担任代理校长。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奸杀烧抢。目睹日军兽行，魏特琳义愤填膺，她把校园腾出改为收容妇孺的难民所。这期间，日军曾多次进入金陵女大搜捕妇女，魏特琳挺身而出将日军撵走，为此她被怀恨在心的日本兵打了耳光。魏特琳长期暴露在日寇的暴力中，为救助中国妇孺耗尽心力，经历了太多的恐怖和冲击，致使身体和心灵都受到损害。1940年5月，在友人的劝说下，魏特琳女士返美治疗。一年之后，她死于煤气自杀。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中也讲述了这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要过许多年，女孩们才得知这位美国女子在此后不久就患上了精神抑郁症。诱因很可能正是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她们还得知她因为目睹了太多惨不忍睹的地狱场景，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三年回到美国，为她日趋严重的抑郁症就医，却已经太晚。她在回国后的第二年便自尽了”。
魏特琳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暴行，与暴虐的日本军人有过面对面的斗争。而张纯如并不是那张战争的亲历者，她自小生活在美国，有优裕的家庭。当她看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些资料，联系起父母当年的回忆，便深觉自己有责任让这一被国际社会遗忘的大屠杀重现天日。切入这段创巨痛深的历史，无疑需要下地狱般的勇气。“张纯如自己承认：在写作《南京大屠杀》那段期间，每天都接触到大量日军暴行录，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创伤，常患失眠和忧郁，掉了很多头发，成书时体重锐减。书中插图都是避重就轻的，唯恐太露骨许多公立图书馆会拒绝把书列于架上，她自己过目的则是另一回事”〔3〕。她给朋友写信说：“我发现这种研究让我着魔，就像侦探工作，但购物或在公园散步时，《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影像就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并不想让这些事毁了我的余生。”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唤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也使许多弱势群体寻找张纯如作为自己族群的代言人，其后，张纯如一直沉浸在这类残忍血腥的题材中。张纯如自杀前，正着手写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日军作战的美军坦克营官兵成为战俘的事情。此前她曾在一次调查归来后陷入崩溃而入院五个月。没人知道她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样的人间惨剧。
关于张纯如的死因，有各种说法。除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工作压力过大，追求完美的个性之外，最关键的应该还是她从事的写作在她心里层叠了深厚的绝望。
正因为张纯如是一个内心有爱、富有同情心的人，她的写作是把自己代入历史情境之中，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内心没有防火墙，不能抽离写作对象，才会被那么多层累的黑暗窒息。当我连读下去都觉得艰难的时候，我可以想见写下它需要多大勇气。
想起了沙飞，中国新闻摄影的先驱，为现代中国摄影开创了多个“第一”，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抗战多年，他目睹日军残酷暴行，柏崖惨案中同事妻子被挑死，儿子被锅煮，使他深受刺激以致精神失常，最后错杀为他治病的日本医生而被处决。
人确实脆弱如一根芦苇，记忆也足以折断他。人的强大在于思想，人的脆弱也在于此。我们头脑中的记忆或影像，不会总是“片云点太清”似的虚缈，越是柔软的心越难堪记忆之痛。评估灾难幸存者的脑功能以及预防创伤相关疾病的发生，是全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创伤后应激障碍余绪深远地影响到幸存者的生活，甚至有些人因此而自杀。据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汶川大地震带来的精神损伤使被调查者脑内负责情绪、记忆的功能系统在二十五天内出现了客观的功能改变〔4〕。
相比天灾的惨烈，人类自身互相残杀激起的绝望感无疑更为深重。人与人的差距就有这么大，人加诸于人的暴行，却能让观者或闻者崩溃。“不论多强韧的心灵，在面对这个无边的黑暗时，都有被摧折的可能”〔5〕。
走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搭上一辆的士。司机五十出头，仪容出众。问及南京大屠杀，他说：死的都是些刁的，像我们家就没有，我们是顺民。正好前面塞车，汽车横七竖八，互不相让，行人在车缝间往来穿梭。他义愤填膺：当年杀得太少了，多杀一点就不会这么多人！
注释：
〔1〕《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2〕周宇著：《秘苑玫瑰》，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0页。
〔3〕〔5〕孙隆基著：《〈南京大屠杀〉一书闻名是谁杀害了张纯如？》，《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4日。
〔4〕王萌：《四川医学界发现汶川地震幸存者脑功能发生改变》，《中国新闻网》2009年9月1日。
……
钱钟书说：吃了一只蛋觉得好就行了，干吗非要去见那只下蛋的鸡呢？可是像我这样的俗人，真喜欢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是很想瞧瞧那个作者的模样的。
文如其人，说的是心性而不是相貌，写很婉约美妙文字的人可能偏长得粗枝大叶。话说当年《教我如何不想他》风靡神州，词作者刘半农成为很多女性的梦中情人，慕名而去的女人们却大失所望，刘半农自嘲曰“教我如何再想他”。
而我“见”过的最人文合一的作家是卡夫卡。接触卡夫卡是在大学时代，最先看《城堡》，除了难以卒读，没有别的感觉。后来，不经意看到他的几个短篇《变形记》、《地洞》、《饥饿艺术家》，读出无可言说的古怪与刻骨铭心。
也许就是在这本短篇集的前面有一张他的相片，清癯英俊的面孔、寒澈的眼神，紧张、神经质。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耳朵，外张，形状尖利，很警醒，像灵敏的触角，似乎《地洞》中的那只小动物，时刻准备逃离到安全的地方。
有些人面对这个世界，会有一种征服的欲望，如卡夫卡的父亲之类，能充分享受到一种向外扩张的快感。而卡夫卡以及他的《地洞》中的小动物代表了一种向内收缩的生存。我很喜欢英语里表达性格的两个词，aggressive，外向的，进取的，攻击性的；withdrawn，内向的，撤退的。地洞中的小动物最贴近卡夫卡的生存状态。卡夫卡就是撤退的向内收缩的个性，他属于张炜所说的那类“温柔而羞涩”的作家，“他以自己的薄薄身躯温暖着什么，这当然是由爱人演化出来的，是一种天性，虽然这种温柔有时是以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你还是很难忘记他的柔软心肠，他的宽容和体贴外物的悲凉心情”。
还模糊记得当年读过的他的传记里的一个情节。当他来到朋友也就是传记作者家，朋友的父亲正在休息，于是他轻脚走过客厅，“就像我从没来过。”他轻声说。在朋友们面前，他幽默风趣随和，充满光彩。在工作中，他应该是尽职尽责，但内心深处，他像那只小动物，希望有个安全地方供他逃遁。
后来我在他的书信集里发现了他对自己耳朵的描述，“我的耳垂自我感觉清新、粗糙、凉爽、多汁，犹如一片叶子”。
他就是一片脆弱的叶子，一点风、雨都会内心飘摇，这是一个对世界过敏的人。过敏在生物学上称为变态反应，一个过敏体质的人很容易对某种很普通的东西产生激烈反应。在一个正常的人看来，未免小题大做。他说：“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可是这样弱的人创作的文字，却可以让我们探幽人性的最深和最细微处。就像有些小动物具有对地质灾害的敏感，卡夫卡也成为富有预见性的一个文学大师，在他死后，他的三个妹妹都死于纳粹集中营。活在这个世界，确实有惶惶惕惕的理由。
在他的随笔里，可以找到这样的句子，“他的疲惫是格斗者争斗后的那种疲惫；他的工作是粉刷公家办公室的一个角落”，看得出工作或办公室文化给予他的压力。他说，在亲戚们中间，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所以，大家庭只能给予他一种疏离感。成立自己的小家庭，他又欠缺勇气。他说，在生活的门槛上有两桩工作要做：一，使你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二，不断地使自己相信没有把自己隐藏在圈子以外的某处。他限制自己的生存空间以保持安全和内心的自由。台湾作家简媜言：“让世界拥有它的脚步，让我保有我的茧。当溃烂已极的心灵再不想做一丝一毫的思索时，就让我静静回到我的茧内，以回忆为睡榻，以悲哀为覆被，这是我唯一的美丽。”
对卡夫卡一类的人而言，地洞其实是天堂。
护生集
多年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护生集里的几幅画，有一个印象最深。一个妈妈给孩子把尿，穿着厚棉袄的妈妈，一副敦厚气，满身柴米油盐的味道。一个孩子，阿福头，在妈妈怀里，宝贝疙瘩的样子。看着的时候，心里有种暖意，体温一样的暖意。
也就是一种暖意，可是有什么用呢？甚至于不能让我们大笑一段。
《护生画集》是丰子恺先生历时四十六年的作品，总共六集四百五十张图，以劝善戒杀为主题，丰子恺绘，弘一法师题字。从1929年弘一法师五十岁起，每十年作一集，各为五十幅、六十幅、七十幅、八十幅、九十幅和一百幅，与弘一法师年龄同长。
想抗日烽火漫天，到处是铁与火与血，丰子恺先生画他的《护生集》，对虫子的性命也念念于心。“莫谓虫命微，沉溺而不援，应知恻隐心，是为仁之端。”真是迂阔得可以。
可是，多年回头，我忽然意识到这样的画是有意义的。也许，他觉得人应该从根子上被浇灌一点善和柔的杨枝水。他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美好、脆弱，生命再弱小也有知觉，而对生命的体察以及由己而人的推衍正是善的起源。就像他曾说的：“护生就是护心，爱护心灵，劝诫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鱼虫的本身（小节），而是自己的心（大体）。换言之，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和平是目的。”
我相信这些画作有疏松人心的缓慢力量，就像蚯蚓之于板结的大地。
善恶只在一念间，在善恶的角力中，何以见得一句话、一幅图就没有翻手为云的力量呢？
惜春与宝玉
《红楼梦》里几个出家人，妙玉因“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皆不中用”，后入了空门方好，所以出家多少是权宜之计，不论了。惜春和宝玉的出家纯属个人选择，而他们的心性却大为不同。
尤氏说惜春“心冷口冷心狠意狠”，天性里带几分寡淡，也与她从小生活环境有关。滚滚红尘沾染不了她，她心里隔着岸，观这凡俗世界的火。
惜春的“冷”与“狠”在抄检大观园的突发事件中暴露无遗。凤姐一行人在她的丫鬟入画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大包银锞子，一副玉带版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袜。入画跪下哭诉真情，是珍大爷赏给她哥哥，她哥哥交给她保管的。惜春的反应是：“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带他出去打罢，我听不惯的。”急于把入画交出去，与自己脱离干系。连凤姐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若果真呢，也倒可恕”，“素日我看他还使得，谁没一个错”。
惜春毫不体恤入画“从小儿服侍一场”的情分，要凤姐“别饶他，这里人多，若不管了他，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么样呢。嫂子若依他，我也不依！”其后，惜春与尤氏为入画的一番争执更突显了她的“冷”。惜春责怪尤氏“管教不严”，要尤氏把人带走，最后表示，“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入画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奶妈也在一边为人画说情，可惜春断乎不留，不但不要入画，而且还扬言宁国府那边也不去了，因为她“每每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多少不堪的闲话”。惜春说得十分干脆：“我只能保住自己就够了，以后你们有事，好歹别累我。”惜春承认自己心狠，但她有她的理由：“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
相比之下，宝玉是爱心洋溢的，全情生活于当下环境，在爱和痛之中不断感悟。书中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宝玉听曲悟“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禅机，与湘云、黛玉的龃龉让他道心又萌，对于红尘生出一丝厌离心。看起来他似乎不如钗黛了悟，但他是用心体悟。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也写到宝玉的悟：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1〕开篇即已讲到，宝玉到世间是历劫的。他在姐姐妹妹中耳鬓厮磨，热闹中也存了一份清醒，不断追问情感与生死的大问题，在恩怨纠缠、人事磨炼中不断扩大他的悲心和对红尘的出离心，他的心是开敞通透的。脂批宝玉为“情不情”，和黛玉“情情”不同，他的情泛及与之并非有情的对象，其感时伤物便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红楼人物里，他有最少的分别心和我执。
“佛教有云‘见空性，发悲音’，观想一切事物的本质犹如梦幻泡影，不是让人感到绝望痛苦、缺失意义，而是会以坦诚和慈悲去面对众生。同时，超然的合一意识意味着对一切关联的认知，对自己的行为会保持诚实和负责的态度”〔2〕。
惜春和宝玉正好对应于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主张。小乘佛教要求即生斩断烦恼，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纯是出世的，也就是惜春所说的“自了汉”。大乘佛教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认为需要经过无数生死，历劫修行，以“摩诃般若”（大智慧），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觉），除断除自己一切烦恼外，更应以救度众生为目标，因此是自利利他的。《金刚经解义》云：“心中明了，莫过悲智二法。由此二法，而得菩提。”悲智双运是大乘佛教一个重要的修道理论。宝玉的悲悯心使他感受到人生的苦谛，其超拔的智慧又使他看透世间之象，放下贪住之心。相较于惜春只求“自度”，宝玉应该是有“度他”的潜质和愿望的。
死于他人的苦难
2008年夏的一天，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那天正是台风过境，豪雨阵阵。从宾馆到纪念馆，仅五十米距离，一把雨伞，在风狂雨骤中如一叶残荷。进到馆里，衣衫已湿。在这个成功营造了悲剧场所精神的纪念馆一番游历，费时三个小时。出来时候，衣衫已干，心湿透了。
我特别记下了两个女人——魏特琳与张纯如。这是两个有勇有爱的女人，却同样选择了自杀的不归路。
在网上查到魏特琳的一段文字：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出生于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毕业后，加入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1912年来华，1919年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37年日军进犯，金陵女子学院奉命迁往成都，而魏特琳却毅然留守并担任代理校长。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奸杀烧抢。目睹日军兽行，魏特琳义愤填膺，她把校园腾出改为收容妇孺的难民所。这期间，日军曾多次进入金陵女大搜捕妇女，魏特琳挺身而出将日军撵走，为此她被怀恨在心的日本兵打了耳光。魏特琳长期暴露在日寇的暴力中，为救助中国妇孺耗尽心力，经历了太多的恐怖和冲击，致使身体和心灵都受到损害。1940年5月，在友人的劝说下，魏特琳女士返美治疗。一年之后，她死于煤气自杀。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中也讲述了这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要过许多年，女孩们才得知这位美国女子在此后不久就患上了精神抑郁症。诱因很可能正是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她们还得知她因为目睹了太多惨不忍睹的地狱场景，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三年回到美国，为她日趋严重的抑郁症就医，却已经太晚。她在回国后的第二年便自尽了”。
魏特琳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暴行，与暴虐的日本军人有过面对面的斗争。而张纯如并不是那张战争的亲历者，她自小生活在美国，有优裕的家庭。当她看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些资料，联系起父母当年的回忆，便深觉自己有责任让这一被国际社会遗忘的大屠杀重现天日。切入这段创巨痛深的历史，无疑需要下地狱般的勇气。“张纯如自己承认：在写作《南京大屠杀》那段期间，每天都接触到大量日军暴行录，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创伤，常患失眠和忧郁，掉了很多头发，成书时体重锐减。书中插图都是避重就轻的，唯恐太露骨许多公立图书馆会拒绝把书列于架上，她自己过目的则是另一回事”〔3〕。她给朋友写信说：“我发现这种研究让我着魔，就像侦探工作，但购物或在公园散步时，《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影像就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并不想让这些事毁了我的余生。”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唤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也使许多弱势群体寻找张纯如作为自己族群的代言人，其后，张纯如一直沉浸在这类残忍血腥的题材中。张纯如自杀前，正着手写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日军作战的美军坦克营官兵成为战俘的事情。此前她曾在一次调查归来后陷入崩溃而入院五个月。没人知道她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样的人间惨剧。
关于张纯如的死因，有各种说法。除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工作压力过大，追求完美的个性之外，最关键的应该还是她从事的写作在她心里层叠了深厚的绝望。
正因为张纯如是一个内心有爱、富有同情心的人，她的写作是把自己代入历史情境之中，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内心没有防火墙，不能抽离写作对象，才会被那么多层累的黑暗窒息。当我连读下去都觉得艰难的时候，我可以想见写下它需要多大勇气。
想起了沙飞，中国新闻摄影的先驱，为现代中国摄影开创了多个“第一”，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抗战多年，他目睹日军残酷暴行，柏崖惨案中同事妻子被挑死，儿子被锅煮，使他深受刺激以致精神失常，最后错杀为他治病的日本医生而被处决。
人确实脆弱如一根芦苇，记忆也足以折断他。人的强大在于思想，人的脆弱也在于此。我们头脑中的记忆或影像，不会总是“片云点太清”似的虚缈，越是柔软的心越难堪记忆之痛。评估灾难幸存者的脑功能以及预防创伤相关疾病的发生，是全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创伤后应激障碍余绪深远地影响到幸存者的生活，甚至有些人因此而自杀。据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汶川大地震带来的精神损伤使被调查者脑内负责情绪、记忆的功能系统在二十五天内出现了客观的功能改变〔4〕。
相比天灾的惨烈，人类自身互相残杀激起的绝望感无疑更为深重。人与人的差距就有这么大，人加诸于人的暴行，却能让观者或闻者崩溃。“不论多强韧的心灵，在面对这个无边的黑暗时，都有被摧折的可能”〔5〕。
走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搭上一辆的士。司机五十出头，仪容出众。问及南京大屠杀，他说：死的都是些刁的，像我们家就没有，我们是顺民。正好前面塞车，汽车横七竖八，互不相让，行人在车缝间往来穿梭。他义愤填膺：当年杀得太少了，多杀一点就不会这么多人！
注释：
〔1〕《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2〕周宇著：《秘苑玫瑰》，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0页。
〔3〕〔5〕孙隆基著：《〈南京大屠杀〉一书闻名是谁杀害了张纯如？》，《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4日。
〔4〕王萌：《四川医学界发现汶川地震幸存者脑功能发生改变》，《中国新闻网》2009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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