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过秦论》

　　一

　　最近，由于一个偶然的触动，我重读了贾谊的《过秦论》。这一次重读，才使我进一步体会到贾谊的历史观，是一种“以仁政为本、以改革应变”的历史观，虽然他的见解有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超越儒、法两家学术思想的藩篱，但他所强调的那句：“仁义不施而攻守异势也！”以政治伦理为历史定向的观点，很值得研究。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依据他的那种观点来衡量现代历史的时候，我发现，它仍然同样有效。

　　比如说，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那段时间，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是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内战打起来的时候，国民党把这场战争叫做“戡乱”，共产党把这场战争叫做“人民解放战争”。战争开头的时候，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并不把共产党的那些“草鞋军队”放在眼里。当时的国防部长陈诚说“三个月消灭共产党”，那并不是作为宣传口号、以官方文告严肃而郑重地发出来的，而只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这仗要打多久，他面带微笑地说“三个月吧！”话是说得很轻松很随意的。可见，他并没有把这场战争当作是国民党政权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战争的胜负，却就是在那时候，在人们心里，基本上已经定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内战，是完全违反人民意愿的。

　　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在抗日战争后期，已经显出了“大厦将倾”的征兆，用四川民间的土话来说，叫“垮杆兮兮的样子”：政治腐败、经济衰敝，特务横行、官贪民困。人民最迫切期待的，是在八年抗战后，能够进入一个和平民主建设的大转变时期。当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最能代表民意的就是在国共之间进行斡旋的那些民主人士。他们一片苦心，极力想去劝说双方不要动武。因为，那时候，确实是中国千载难逢的一次民族复兴的时机。而且，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中国在八年抗战中被打得山河残破、满目疲癃，人民经受了长时期饥寒困顿、骨肉分离之苦以后，渴望能得到一个休养生息、骨肉团圆的机会。我记得有一位黄芝岗先生（柳亚子的朋友）在给毛泽东的《沁园春·咏雪》一词按原韵写和词的时候，前面几句说“看饥乌绕屋，毛衣稀薄；征鸿铩羽，归思滔滔！”是用来形容当时湖南等地正遭遇严重的饥荒；而滞留在重庆和西南各地的在抗战中负伤的官兵与长年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的难民，正焦急的盼望着回到自己的家乡，与家人团聚，重建和平安定的家庭生活。这种现实情况，显然是不宜于重开内战的。所以，那和词的末尾一句说：“愿英雄煮酒，且论今朝！”——那句话，不仅是明智的劝告，而且那是一个诗人为祈求避免人民再一次陷入生灵涂炭的战争劫难，忍住心痛、含着眼泪为人民求情的话，确实代表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意。

　　可是，国民党长期一党专政的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意志与习惯于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使他根本不考虑国际形势、人民愿望、社会舆论以及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劝告与调停，执意要为实现他那“军政大一统”的独裁统治而“戡乱”。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比他聪明得多，毛泽东表面上像是冒险赴“鸿门宴”，到重庆参加和谈，实际上是：一方面反客为主，以“让步求和”的姿态，取得了民主党派与全国人民的同情；一方面推杯换盏，把“和与战”的问题转移到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成为美国调人与中国独裁者之间的矛盾，一下子就把蒋介石的“底火”抽了。所以，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输定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没有谁愿意打内战；而共产党的解放区却因为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害怕国民党打来要失去自己分得的土地，就拼命也要在共产党指挥下，保卫自己从土地改革中得来的“胜利果实”，这民心向背的情势，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

　　中国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战争時期，主导他们行为的政治思想，本来大都只是单纯的“抗日救国”。在“西安事变”以后直到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仿效希特勒德国发动的“拥护领袖运动”，在青年学生中曾经有过声势很大的收效。甚至，直到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号召青年参军，仍然一下子就募集了十多万的青年军。可见，那时候的青年，思想“左倾”的人还并不占多数。可是，一到内战开始，青年学生的思想就发生了急骤而普遍的变化，学生中“反内战”的思想，成了不可遏止的主流。说这是受了共产党宣传的影响，当然也是事实。可是，大多数青年学生为什么不听国民党政府的宣传而偏偏要听共产党的宣传，甚至冒着被当作“匪谍”抓去坐牢、杀头的危险，而积极地投入学生运动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国民党政府因执意要打“内战”而丧失了民心。

　　这里，我还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1947年，国民党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歼灭以后，当时的国防部安排，在安徽滁县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琅琊山为战死的张灵甫师长举行追悼会。我去进行采访时，听到一位所谓“间道突围归队”的作战参谋背地里向记者讲的一席话（这是在正式的记者招待会后，我们几个青年记者有意识地想从他那里，用闲聊的方式，套出几句他的真心话，所以请他和我们聊天）。他在和我们谈到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时，除了说阵地选择失误与友军救援不力等原因外，最后，聊到他对今后战争的看法时，他忽然叹了口气，说：“这样的仗，真正说打，只怕还是官样文章！”（他说的“官样文章”就是“做做样子，不能解决问题”的意思。）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我们的部队走到一个地方，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从军用地图上看不出这是什么地方。比方，地图上原来这里应该有一棵树，现在看不到树；地图上有一口井，遍处都找不到这眼井；地图上有铁路，也看不到铁路……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搞了好久才了解到，原来共军叫老百姓搞了什么‘铁路翻身’，原来的铁路都翻掉了，铁轨都埋掉了。那眼井，被老百姓用石板盖起，上面堆起几尺厚的土，跟周围的田土一样平，上面都种上了庄稼。到哪里去找这眼井呢？我们的机枪打红了都找不到水……打这样的仗，共军占尽了便宜，我们处处都被动……”（我们从侧面了解到，他那所谓“间道突围归队”，实际上是被解放军俘虏后，被当成普通士兵释放了。他了解的这些情况，大概也是在释放回来的路上，才从老百姓里面打听到的。）

　　从这件事，我感到，国民党的美械部队之所以打不赢“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由于他们所发动的内战，不仅违反人民的意愿，而且是直接在与土改后的农民为敌。要打赢这样的仗，当然比火中取栗还难。

　　由此，我就确确实实地体会到了贾谊《过秦论》里面那句“仁义不施而攻守异势也”的真理性。那不仅表现了一位天才政论家一眼看透历史底蕴的犀利，而且，他把政治伦理摆到了为历史发展定向的位置上。比现在那些满口说着背熟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规律”词句，而把“民主”看作只能是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老牌理论家，高明得多了。

　　二

　　不过，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了南京解放时的两件事：一件是南京解放那天，我站在南京中山路的一个街口上，看老解放区支前的农民，排成十几路的纵队穿过南京市区向当时还在打仗的前线走。那样的队伍，我从来没有见过。在我想象中，支前这样的事情总应该是些青壮年的男人吧，可实际上，并沒有猜对，青壮年并不多，多的是一家一家的，父亲、老妈、儿子、媳妇、女儿，像搬家一样，什么都带上。牛拉着长长的板车，车上堆得满满的布鞋、被服、粮食，堆成两尺多高，自己一家人用的锅碗盆瓢杂七杂八的东西，连小板凳也带上。我看着，几乎眼泪都掉下来了。——老百姓是不顾一切的，在支援解放军渡江。这十七八路的密密麻麻不成形的纵队，匆匆忙忙地走过去。我在街边站了差不多四个钟头，那队伍还没有走完。我心里想，国民党运这些军需物资，完全是用汽车运，共产党完全靠农民用牛车拉，还要经得起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扫射，这仗是农民一家家豁出命来打的。许多年后，我一想起这件事，就联想起“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我觉得，我们欠农民的债。

　　另一件是南京解放后，有一个从前在国民党的教育部做过事的老人向我说的几句话。他说：“对南京这些大学生，我实在看不懂。不知道共产党是给他们灌了些什么迷魂汤。他们大部分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少人都是官家、商家、地主家的少爷、小姐，并没有几个是工人、农民家庭出身能进得了大学的。共产党革命就是要革他们家的命，为什么他们反而要拥护共产党呢？你看，我们国立的大学历来都是公费，我们原先每天给他们吃大米白面牛奶豆浆，有鱼有肉，一个个吃得胖墩墩，可是他们要游行示威，要喊‘反饥饿！’问他们‘你饥饿过吗？’他们说，他们反的是‘内战使人民饥饿’。你说，这话转了个什么样的弯？现在，共产党给他们吃小米杂粮，他们反而要嘻嘻哈哈‘扭秧歌’。这秧歌扭来扭去就是那样子，有什么好看吗？这个，我实在看不懂！……”——他说的这些话，在1949年的南京，是真实的生活现象。对学生运动与青年心理不理解的人，是真会“看不懂”的。但当时的大学生，他们认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权，是全国人民共同一致的目标。个人的人生目标，应该与人民的革命一致，他们的热情非常高，认为为革命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在大家都学“扭秧歌”的时候，有一个平时最爱一个人在僻静处拉小提琴的男生，竟然在女同学的影响下，把他非常珍贵的小提琴一把火烧掉，去学“扭秧歌”。后来，南京那些迎接解放军渡江的青年学生，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后来的命运也出现过各式各样的悲剧：有命运悲剧、家庭悲剧、爱情悲剧、信仰悲剧等等。有不少的人，在各种运动中被折腾得很惨，有的甚至在默默无闻的长年劳改中辛酸地死去了。其中，我在南京学生运动中结识的一位，是曾彦修（严秀）教授的学生，那时候是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从唱“走，跟着毛泽东走……”一直走到“文革”结束，跟着走了一辈子。到我坐了二十几年牢，平反出来，会到他，还好，他虽然受过“文革”的冲击，还算安然无恙，但他已经成了离休的革命老干部，却一直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

　　三

　　我今年八十六岁。从1930年看红军打进我的故乡长沙，到1949年看解放军开进南京，我亲眼看到过国、共两党斗争中的许多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我只在小学毕业后读过一期初中，本来算不上知识分子，后来是因为自己爱读书爱写作，才混进知识分子队伍的。我从抗战初期到抗战胜利听人们喊“蒋委员长万岁！”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跟大家一起喊“毛主席万岁！”我感到其中喊得最起劲的，都是青年学生。他们喊的时候喊得最认真，变的时候也变得最快。而比较年长一些的知识分子则随着际遇的不同，对喊“万岁”一开头就不怎么起劲，而变也是变得很慢的。但改革开放以后，我感到青年学生的政治倾向和建国前比起来简直像普遍地翻了一个面。

　　“文革”以后，我读历史书的时候，往往有一种“世事沧桑”的感慨，觉得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原本都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从孔夫子到康有为，对他们所处的时代，都能起一种精神先导的作用。即使到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也都堪称“国士”。可到了后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却陡然跌落了。从过去那“思想先行”、“救亡志士”、“人民喉舌”、“社会名流”的行列，普遍地跌落下来。好的，成为了“文林供奉”、“御前咨政”；稍次的则成为了“机关备员”、“螺钉螺帽”；一般的则都成为了“小葱小蒜”、“改造对象”；再次的则成为了挨批挨斗的“反面教员”；更倒霉的则成为了“牛棚”里的“臭老九”，劳改队里的“黑五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原先在社会上名声晃亮的知识分子头面人物，梁漱溟、俞平伯、胡风、储安平、罗隆基，以及巴金、老舍、傅雷那样的名作家，乃至冯友兰、翦伯赞、吴晗那样的大学者……一个个一群群地失去了昔日的光环，甚至无声无息地冤死。我觉得，在这样的专政体制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再没有谁能跻于“国士”的地位，就再过一百年，恐怕也培养不出“文革”中被打倒的那样一些作家和学者。

　　我深深地感到，这几十年的专政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身上留下的创伤，已经使得执政党渐渐在民间留下了情感上的“痼结”。现在，各地在“上访”与“截访”、“拆迁”与“维权”、“城管”与“摊贩”、“网民”与“网警”……非常广泛的领域内形成的官民对立的现象，所引发的各种形式的冲突，很明显地还在加深和激化着这种原本不该有的矛盾，这也是一种“仁义不施而攻守异势也”的现象。如果不从政治改革着手去转变这种情势，则未来历史的演变，恐怕比“一夫作难”要严重得多。有人认为：苏联东欧剧变中红色政权纷纷垮台，而中国反而走向了经济的腾飞，是因为中国强力地压住了阵脚。这种看法，是否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其实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的温家宝总理最近在视察深圳时的几次讲话中，一再重申坚持改革开放，并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如果停滞、倒退，就可能失去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其中有一句说得很重的话，说：“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我觉得，他的这句话，是真正把握到了中国的脉象。

　　四

　　所谓“政治伦理”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道”、“无道”的那个“道”。

　　这个“道”，在中国的文化演进过程中，从古代自然崇拜所形成的“天道”观念，发展到社会人伦关系方面由文化习俗及群体意识参与建立的“人道”、“公道”、“王道”、“君道”、“父道”、“师道”……这样一些观念，都是从社会生活实践的过程中所体会到并公认了的“通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它所立足的基点与适应于社会历史演变的具体内涵，虽然在不断地更新替变，但它之不可缺位，不可失常，不可扭曲，则是公认的准则。中国儒家“孔孟之道”所标举的“仁义”，也就是社会伦理的一个核心观念，包括政治伦理的“仁政”在内。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或执政者）如果一点不讲“政治伦理”，那实际上就是“无道”。例如，“言行相悖、法令无伦、是非不分、功罪不明、赏罚不公、刑杀不仁”，社会秩序一下子乱了套，那就确实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样子。就像“文革”时期宪法保护不了国家主席，儿子斗老子，学生斗老师，由党的最高領袖发出最高指示叫造反派的头头们针对自己所赖以执政的党“踢开党委闹革命”……于是，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超级疯人院，人们在“政出无门、不知所从、朝令夕改、越改越拐”的情况下，只好像失魂落魄样的狂人般狂轰瞎闹。后来人们回忆那时候的生活，有一支《上当歌》：“今天举这个旗，明天站那个队；你叫司令部，他叫战斗队。你唱语录歌，他说你不配；你说是文攻，他说要武卫。喊不完的口号，开不完的会；打不完的派仗，受不尽的罪；作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你斗我，我斗你，斗死的兄弟都摆起。打砸抢烧不好玩，抓几个俘虏来做婆娘；谁红谁黑谁来判，最后来个总清算。算来算去也收不了场，含含糊糊办个学习班。早请示，晚汇报，跳完忠字舞睡大觉。一觉醒来大天亮，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那个“文化大革命”其所以并不能算“革命”，就因为它完全丧失了“政治伦理”。因为，“革命”虽然一般都有破坏性，要破坏一些旧有的社会秩序，也必然给社会带来玉石俱焚的创伤。但“革命”本身仍然是有其“政治伦理”的。《庄子》甚至说：“盗亦有道”，即使像“有枪便是草头王”的胡传魁，他在他那枪杆子打出来的沙家浜（实际上那还不能算“政权”而只能算“地盘”），也必须与当地的老百姓建立起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阿庆嫂可以借他的大树乘凉，他在无路可走时可以靠阿庆嫂的水缸逃命，这也是一种“草头王”的政治伦理。“革命”到建立了政权以后，至少比“草头王”已经高了好几级，何况是建立了共和国呢？当然是不能不讲政治伦理的。它的政治施为，必须对老百姓负责，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不能肆一夫之志，贻万戶之灾；不能在说了“言者无罪”以后又说“言者有罪”；不能随随便便的把人叫成牛鬼蛇神：不能仗势欺人地说“我只要伸一个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不能胡作非为地残民误国、晕头转向地自撞南墙。

　　“政治伦理”之所以不可忽视，是因为它是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依据。现代国家一般都已经摆脱了封建时期“君权神授”的迷信，都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民主法治的政府。在西方，像殷纣王那种“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政权是不会被承认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早已驳倒了宗教神权对政治的干预。像胡传魁那样用枪杆子打出来的自命为“王”的僭位的权力，也是没有合法性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说明了合法的公共权力只能来源于人人平等的社会公约。中国在这些方面虽然启蒙较晚，但在辛亥革命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早已把“民权主义”列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不幸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在社会人群精神意识上打下的烙印，一方面是封建专制的遗毒太深，执政者总以为只有权力集中统一于一个人的掌握之中，才能稳固地治理中国；另一方面则是“以暴易暴”的暴力崇拜，总是把通过暴力来改朝换代，看做是政权兴替的惯例，不需要有人民的公决，因而就长时期地把人民的民主权利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以致在孙中山去世以后，随着革命阵营的分裂，就演变为长期的内战。国民党一方要的是“正统”的军政一体化的专制权力；共产党一方则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武装割据相对抗。长期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于四分五裂、国弱民贫，招致了日本的大肆入侵，差一点亡国。好不容易，八年抗战，三千万人的尸山血海，最后是在美苏参战与原子弹的威慑下，日本才被迫投降，中国也才获得了十分悲惨的最后胜利。而庆祝胜利的鞭炮响过还没有几天，再一次内战的硝烟又蓦然升起。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是在咬牙切齿地痛恨内战的情况下，才下决心支持曾经表示“愿意讲和”、并承诺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当时说，那就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较弱的共产党一方，去作推翻国民党军事独裁统治的决死斗争。因而，仅仅三年，蒋介石的铁桶江山就被打得冰消瓦解。当时宣传，说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所创造的伟大的革命战争的奇迹。尽管我并不否认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比蒋介石高明，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共产党以弱胜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腐败无能而又暴虐无道，招致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唾弃，甚至也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这也就是《过秦论》所说“仁义不施而攻守异势也”的一个最为显著的例证。

　　五

　　《过秦论》的上、中、下三篇，上篇揭示了秦王朝能够征灭六国而不能对付人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异势也”。这是贾谊认定政治伦理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民本论观点，是《过秦论》立论的基础。因而，从汉唐迄今，上篇的传诵最广，对后世的精神影响也最大，其文风、气度、词采、结构，都是古代政论文的典范。

　　中篇除了进一步批评秦始皇的暴政，还指出他在用军事征伐手段吞灭六国以后，不知道“取天下”与“守天下”是“取守不同术”的道理。从战争到执政，应该有顺势而变的不同政策。贾谊说：“秦离六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是其亡可立而待也。”这是因为，用战争“取天下”时期，靠的是暴力和兵不厌诈的军事手段，而在取得政权以后，需要“治天下”的时期，如果仍然一味用“焚文书、酷刑法”、偏重“诈力”而不行“仁义”的暴虐手段来进行统治，不进行政治改革，一味的坚持其“孤独而有之”的暴虐专制，就只能自取灭亡，而且亡得很快。这是贾谊以秦王朝极盛而衰的例子，说明国家在历史进程中，面对变化了形势，应该“以改革应变”的历史进步论观点。

　　但中篇的重心，是着重批评秦二世在接班以后，不懂得“缟素而正先帝之过”——通过批判秦始皇的过错来收拾人心；用“轻赋少事”、“约法省刑”的政策去缓解矛盾，以达到“安民”、“维稳”的目的。反而用“繁刑严诛”的高压手段、“赋敛无度”的财税政策去激化矛盾，结果，造成了人心不服，天下不安的危险局面，自然挽救不了秦王朝的覆没。

　　贾谊这种“安民”、“维稳”的策略，虽然看来只是一种应变的权宜之计，但他把“缟素而正先王之失”放在最前面，却是为秦二世设想的“与秦始皇的暴虐统治划清界限”、用来“启动政治改革”的重要抉择，是极其坚定明确的政治主张。这种大改革家“不法先王”的气度，现在都不容易有，在二千年以前，可以说是足以惊天地的。

　　认真想来，秦王朝在秦始皇死后，要“安民”、“维稳”，除了改革秦始皇的暴政，也别无更好的办法。这是因为，秦始皇原先是用“远交近攻”和所谓“连横之计”离间了六国，才得以用各个击破的方式吞灭了六国。但是，他没有想到，吞灭六国之后，原先的六国人民与六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一下子集中到针对秦王朝的统治。秦王朝既要南征五岭、北伐匈奴，又要镇压六国诸侯后代及亡国士大夫贵族的反抗，原先的兵力和统治力量一经分散，就变得十分薄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采用徭役繁重、赋敛无度和严刑峻法的老一套“商君之法”与“申韩之术”去进行统治，就必然会使得六国人民也纷纷起义一致反秦。秦王朝如何应付得了？所以，贾谊认为，秦二世应该轻徭薄赋、约法省刑，避免人心浮动转向六国贵族去响应他们的反秦起义。就是说，要“安民”才能够“维稳”。而要这样做，就必须要抢在危机到来之前，尽快宣布“先王”过去的政策法规都是错误的，一切都要加以改革，重新建立合乎政治伦理的新国策、新政风、新制度、新法统。贾谊说这叫做“与民更始”。——这四个字，标志贾谊立足于“民本”思想的改革，是一种要求彻底改革的主张：“给老百姓一个新的开始！”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而要做到“与民更始”，首先就必须要“缟素而正先王之失”。这里的“缟素“二字十分重要，是用来表示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机。“缟素”是指秦始皇死后，刚刚给秦始皇发丧“天下缟素”的那个时候，就必须抓紧时机，及时宣布“先王”政治上的过失，启动改革。这是因为，秦始皇吞灭六国，与六国的上层贵族结怨很多，秦始皇一死，六国的旧贵族必然会乘机作乱，挑动反秦复国的战争。如果不迅速结束秦始皇暴政，宣布“与民更始”的彻底改革，就不能安定民心。一旦人民附和六国贵族，广泛发动起义，秦王朝就再没有“维稳”的可能了。所以，贾谊在中篇里面论述秦王朝失去了改革应变的最好时机，说：“二世不行此术，与民更始，而重以无道……”所以，后来的结局很惨。贾谊给他作的结论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政之非也。此二世之过也。”

　　贾谊在中篇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最主要的就是启示后人：改革是一件不能婆婆妈妈的事，对做了坏事的“先王”的过失，要敢于在他死后立即公开地批判，彻底地改革，给人民以新的希望，绝不可以幻想用“掩盖先王过失”、封杀民间舆论、用烟花爆竹装点盛世、用严刑峻法压服人民的办法来消极地“维稳”，那是必然要失败的。

　　《过秦论》的下篇，是论述秦王朝丢掉天下的时候，为什么连关中那祖宗血食之地也没有能保住呢？贾谊的这一篇，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在秦二世被赵高所杀以后，秦王朝实际上已经没有保住关中的力量了。赵高虽立子婴为秦王，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杀二世的阴谋，而且他随时都可以像杀二世一样杀掉子婴，仅仅因为子婴警觉，趁赵高进宫的时候先动手杀了赵高。随后，他除了在刘邦攻入咸阳时，系颈投降求免一死外，对挽救秦王朝的覆灭，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不过，贾谊在下篇里的有些话，仍然说到了秦王朝专制制度的致命伤。他说：“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这里说的是，秦王朝长时期“杜塞言路、封杀舆论”的专制政策，造成了许多“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禁区，使得当时的忠臣智士都不敢用言论去纠正秦王朝暴政的过失。因为，在那种完全没有政治伦理的暴虐统治下，谁要去议论“先主之过，二世之失，后王之不悟”，马上就会遭到杀身之祸、牢狱之灾。他们以为只要知识分子不敢说话，秦王朝那封闭式的极权统治就可以长治久安。结果呢，到六国诸侯四面兴兵，底层人民八方起义的时候，想找一个人说话也找不到了。秦王朝的万里长城与崤函之险、咸京之固，并没有能保住他的江山永不变色。可悲的是，历代的专制政权，总把限制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看做是愚民统治的基本国策，而不知道，限制言论自由，不许议论政治，就必然导致自身的权力体制失去了改良与更新的推动力，失去了自我修缮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可能。怎么能不亡呢？贾谊说得好：“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秦王朝的灭亡，虽然遭到了“七庙隳”、“阿房火”的惩罚，可秦始皇的陵墓还一直保存到了现在。从秦陵兵马俑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秦王朝的军制和兵器比那时候的罗马帝国还要先进些。可是，那全靠武装保卫的暴虐政权终究会埋进了自己挖掘的一座大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