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肩而过的机遇

　　鲁迅的《复仇（其二）》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基本上忠于《圣经·新约》里四福音书的记叙。鲁迅以一个文学家的讲述所添加的，是耶稣的身体感受和心理反应：钉尖从掌心穿透，痛得柔和；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透到心髓中，痛得舒服，如是等等。这忠实的与添加的，所反映的就是鲁迅与基督信仰的相遇与错失的过程。

　　相遇应该很早。1907年，鲁迅所作的《人之历史》等几篇文言论文里已经语涉于此，那时候他更多的是从民族文化的大视角去观察，称宗教乃向上之民的精神产物。写作《复仇（其二）》的时候，很可能是他出于个人内心需要而寻求的时期。可以想见，在初写《野草》时那段心理危机中，在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间倾轧挣扎之时，他很有可能把心思转向过基督信仰，在黑暗与虚无的心境中发出深渊呼告，渴望看到拯救升腾的真光，否则何以解释他突兀地写了这篇耶稣受难的故事呢？另一个证据是，在写作《复仇（其二）》之后的两个月，1925年2月21的日记里记着：“晚经博益书社买《新旧约全书》一本，一元。”〔1〕此事至少能说明他此时心中确曾有过对宗教的关注。

　　然而他对这个宗教故事的讲述注定了他心中宗教情绪的落空。他不仅描写了耶稣的身体痛感，还给他添加了悲悯和仇恨钉杀者的情绪，这是《圣经》里没有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分明说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鲁迅终究是秉持着把耶稣还原为凡人的态度，在《复仇（其二）》末尾说：“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在《圣经》里，耶稣是人之子，同时也是神之子。鲁迅却只认同前者，并认为“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全文弥漫着立志救世者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怆，又表达了对野蛮钉杀者的人道主义谴责，同时也有对野蛮钉杀者自绝于救赎前途的幸灾乐祸的快意，似乎被钉杀者以身殉野蛮的方式实现了对野蛮的复仇。

　　这些意义都是《圣经》中的耶稣受难的记叙所没有的。在基督教义里，耶稣受难是神的定旨，是代堕落的人类成就赎罪祭，好平息神的怒火，使人可以再度坦然无惧来到神前，与神和好。然而，在鲁迅笔下，它完全成了一个人间事件，一个文学作品。鲁迅应该是为一种宗教情绪牵引而走到了这个宗教故事面前，然而最终却带着不信的异教的解释离去。

　　很难解释为什么鲁迅不信。根据某些神学家的说法，人信神而得救都是出于神的拣选，然而不知道神在鲁迅曾经走近他的时刻何以不加拣选。神意不可尽知，这在《旧约·约伯记》里体现得很清楚。在众多可能的解释中，触动我最深的是他在去世前一个多月写的《死》。那时候死亡已经趴在门槛上，目光炯炯地窥视他，而他也差不多对接到了这炯炯的目光，然而他说：“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野草》中那篇《死后》对于死亡还是一种游戏的态度，对于死后的景况是模棱两可的悬想，但是《死》体现的是传统的“人死如灯灭”的无神论思想。也许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对于怨敌，鲁迅决定至死也“一个都不宽恕”。同样的，也许就是因为这种骨子里的无神论思想，鲁迅与基督信仰失之交臂。

　　这样的失之交臂在现代文学史上反复发生。《胡适口述自传》里记着他初到美国留学，受到基督教家庭的接待和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心生向往，有一段时间在日记和信札上都自称差点做了基督徒，可是最终他还是自称为一个“未经感化的异端”。唐德刚先生也在此书的译注里讲述了自己因导师约见而错过了早已预备的洗礼，从此再也无缘入教的事情〔2〕。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早年曾为翻译《圣经》的热情驱使而学习希腊文，二十年代初写作的《山中杂信》也说“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3〕，然而最终也保持着做一个无神少信的“不佞”，类似的情况在陈独秀那里也有发生。在最后的时刻，他们总信靠自己的独立、智慧，而不愿把自己交托给宗教信仰的神。《圣经》上说：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智慧人的意念是虚空的，真正智慧的源头乃是神。大哲尼采不信，且对基督教发起激烈的批评，结果承受了精神错乱的悲剧，这几乎可以看作一个寓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鲁迅，也大多不信，要自己创造很多的思想、观念来解释和支撑自己的人生。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3页。

　　〔2〕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2页。

　　〔3〕周作人：《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