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为纽带的文学与语文之浅谈

　　春秋战国时期的频繁战乱，带来民族融合的颠峰，把文化交流推到浪尖潮锋，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秦始皇凭借其雄韬武略完成大一统，汉承秦制，在文化上，有所损益，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千载，儒家文化的初衷是“以礼为仁”追求礼乐治国，注重“仁、义、礼、智、信”，这成为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感染着中国文化，使其含蓄清雅。笔者认为，含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体。

　　中国文学博大精深，其广度和深度像两条空间垂直的射线，唯见其始，不见其终。今天，我在这两条线上截取几个点来谈谈中国文学与语文教育。

　　语文，“语”吾言也。“文”文化文学也。

　　学语文，最基本的是了解汉语言文学中的语言。高尔基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好的文章都是由好的语言写成的。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算好的语言呢？华丽的或许是好，优美的或许是好，煽情的或许是好。但对于语文教育者来说，好语言更应该“不事铺张，不事雕绘，意随景到，笔借目传”，所谓“入之愈深，而其言愈质”这种挚朴的语言，读者阅读起来像是在与作者促膝谈心，亲切的“谈话”中，避免了读者对生晦词语的琢磨，而能在整体上宏观上进行思考，领悟作者不经意间透露的人生哲学。读冰心老人的文章，俨然一位和蔼的长者在与小朋友们倾心倾情交谈，她的作品往往平常中见神来之笔，例如，在《寄小读者》中她有“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都预备了一个母亲来爱他”，孩子梦呓般天真的语言，却那般真切的讲述出了母爱的无私。感受最深的是《红楼梦》，看似仅在讲诉一个大家庭的平常生活，但其含蓄却又深刻的鞭笞意义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无法企及的。这些兼文偏质的语言，当之无愧是好语言。

　　语言，还应有音律的抑扬之美。古代的“读”是“吟”，所以语言特别注意平仄韵律，抑扬顿挫，读起来自琅琅上口。例如，朱熹《观书有感》中“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平仄相间，一气呵成。

　　“吾言”乃“语”，吾言何物呢？言自身？言社会？

　　一是言自身。就是言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内心感受，用以在读者中引起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悟外省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此类作家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巴金了。《十年一梦》这本集子里收录了巴金在“文革”十年真实的经历感受。他不避“我自己也高举双手，跟着喊‘打倒巴金’”的丑态。在写个人坎坷经历的同时，真实客观地记录了特殊十年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创伤。这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史书。一部让中国人警醒的史书。二者是言社会。鲁迅先生手里的那只笔像一杆上了子弹的枪，直直地瞄准国民党黑暗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社会。爱之深，责之切。他对当时逆来顺受的愚昧百姓深深同情。他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几近“狂言”，目的是想引起注意，疗救社会。文，文化文学也。中国文学以国学为代表，概括地说，包括：经、史、子、集。经，即儒家经典，在前文略有叙述。在此，浅谈一下“集”与“史”。

　　集，是以诗文为主的文学集，它注重的是“境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选自王国维《人间词话》）。散文以情景为境界，小说以深刻为境界，诗歌以含蓄为境界，戏曲以虚实为境界，书法以空白艺术为境界。在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史类文学浮范可陈（用词恰当不？）读史使人明智，但是，面临着历史的“实”与“不实”的问题。历史，尤其是正史，大多是按“圣意”编纂的，所以实与不实的标准就在于皇帝与权臣的要求。篡位的帝王，岂能让自己起兵篡位的不仁不义的记录流传于后世？编纂者不都是像司马迁那样正直，他们多半会根据皇上的要求，站在维护“正统”的立场上来编写历史。明成祖就是篡改历史的大手笔。他夺取帝位后三个月，即下诏重修《太祖实录》。其目的是为了从此书中抹去他起兵夺位的记录。他命三朝勋臣李景隆与兵部尚书茹常为监修、翰林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凡事关“靖难”的通通烧掉。这就不免让史实失实，故在教学过程中，读史，切记要有一颗清醒的心与理智的头脑，莫在雾里看花，糊里糊涂就被逼真的假像迷惑了。鉴于以上对中国文学浅薄的认识。笔者认为，语文教学应从中国的传统文学出发，适当吸收外来文化精髓，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继承。培养学生健全的文化性格和较为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人，以中国文化为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