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制造业“四化”转型政策思考

　　王非 常鹏 林果果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 510000】

　　【内容摘要】2022 年9 月，广州市工信局正式对外印发《广州市培育“四化”赋能平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方案聚焦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改造、绿色化提升等“四化”方向，通过培育“四化”平台，赋能产业、企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本文结合广州市的产业实际，并借用SWOT 相关分析方法，针对“四化”转型面临的问题，针对性提出转型的思考建议。

　　【关键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四化”转型

　　一、引言

　　2017 年至今，“数字经济”连续六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最初表述“促进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到最新表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表述的变化表明我国已进入了全方位全产业的数字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正以其强大的创新性、流动性和共享性对制造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广州市作为制造业强市，顺应数字化浪潮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出面向制造业的“四化”转型扶持政策，符合广州市的制造业立市的城市定位以及产业发展需要。

　　为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全国各级政府、研究机构等企事业单位基于不同的研究路径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建言献策。胡有林和周朴雄提出通过打造先进产业集群的方式，通过建立产业集群共同体的发展路径来促进集群的信息互通、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协同共造等[1,2]；黄顺魁、黄阳华、丁纯则分别从德国工业4.0 出发，通过借鉴相关经验，并结合我国产业特点，给出不同的意见建议[3-5]，如黄顺魁通过总结借鉴德国“工业4.0”在技术边界延伸和集成，渠道和供应链强化，要素保障等三层面的协同推动作用的启示，提出在核心技术创新、市场拓展、标准规划等方向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协同作用[3]；丁雪和张骁从价值链、“微笑曲线” 以及产业转型理论，提出“价值链”升级概念，从价值链视角探究我国制造业的转型方向[6]；那丹丹和李英通过比较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具分布，并借鉴美德等先进制造强国的经验做法，提出我国构建完备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框架体系的方式来促进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7]。

　　本文结合广州的制造产业背景，从广州市“四化”转型政策的着力点出发，并借用SWOT 相关分析方法，归纳总结广州市推动制造业转型的优劣势、转型机会以及转型威胁等，结合SWOT 象限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给出有针对的意见建议。

　　二、“四化”政策背景

　　2020 年12 月，工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这是工信部印发的工业互联网领域的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是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从起步发展期（2018-2020）到快速成长期（2021-2023）重要指导性文件； 2021 年7 月，广东省工信厅刊发了《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文件明确提出了广东省未来3 年、5 年的发展目标，并结合广东双十产业集群在任务清单、转型路线等方面给出了明确的指导。

　　广州在印发“四化”转型方案之前，已先后发布若干个数字化转型扶植政策，如《广州市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行动计划》、《广州市推动规模化个性定制产业发展建设“定制之都”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广州市加快推进数字新基建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广州市深化工业互联网赋能改造提升五大传统特色产业集群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数字化支撑政策的加持为推动制造业“四化” 转型奠定了良好的转型基础。

　　三、广州“四化”转型分析

　　（一）优势分析

　　广州产业基础优势明显，数字经济全国排第四，在数字产业和产业数字化方面均全国领先。广州已形成了新一代电子信息、汽车、软件与信息服务、超高清显示、生物医药与健康等为主的战略支柱产业，在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区块链与量子信息等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均有前瞻性布局，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发展格局。

　　数字化供给能力优势明显。广州已培育吸收一大批优质的数字化供给服务商，树根互联、航天云网、阿里云等双跨平台先后落户广州，在细分赛道出现了博依特、明珞等优秀的行业服务商，在通用解决方案领域先后出现了面向研发设计建模的中望软件、面向生产协同SaaS 解决方案的黑湖智造等。

　　数字化需求侧场景多、需求强劲。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先进制造业百强市（2022）研究报告》，广州制造业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深圳、苏州。同时，广州产业丰富，既有箱包皮具、美妆日化、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领域，也有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高新技术产业，产业集聚为“四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实践场景。

　　（二）劣势分析

　　制造企业转型面临“不会转”、“不想转”、 “不敢转”等难题。

　　企业普遍存在“不会转”。企业“四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转型方案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从方案设计、场景识别、技术应用、绩效评估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以确定企业转型的最佳路径，不同企业间转型路径不尽相同，大多数企业不具备转型知识储备。

　　中小企业“不想转、不敢转”。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大，“四化”转型并非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加之转型“阵痛期”难以跨越，尤其经历过“上云上平台”等一系列转型尝试无果后，叠加“后疫情” 对整个行业的影响，企业对“四化”转型会持更加审慎的态度，不再敢贸然尝试。

　　（三）机会分析

　　制造企业内普遍存在“转型找死、不转型等死” 的说法，企业在转与不转之间徘徊。

　　转型政策窗口期，减轻转型成本。广州市政府为推动全市制造企业“四化”转型配套了财政资金进行支持，当前已遴选第一批“四化”平台，下一步将通过开展第三方专家诊断等服务助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 “不会转”、 “不敢转”的问题。

　　“四化”转型能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四化” 转型平台几乎提供了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全价值链的服务能力。以转型困难的中小企业为例，若能抓住机会在市场营销端取得转型突破，并将转型成果向中游生产制造、上游产品研发设计等方向延伸，必将带来企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

　　（四）威胁分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企业面临的内外压力陡然增加。对内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时期，这对企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外国际环境不稳定，逆全球化正在冲击国内出口型企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面临新一轮洗牌重构，供应链上的中国制造企业面临被强制排除的风险。

　　产业迭代速度加快，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依靠传统人口红利且只专注于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的商业模式已很难适应多样的市场需要，以数字供销、共享协同制造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正在跨领域跨行业颠覆传统制造企业。相关代表如小米生态链企业群和以小熊电器为代表的新零售等。

　　四、“四化”转型问题建议

　　（一）优势机会分析

　　在优势机会区间，广州“四化”政策主要通过龙头企业“链长制”和产业招商来实现产业“强链补链”的目的。建议引入“中小企业抱团”发展的新模式，鼓励有能力的第三方组织联合中小企业群形成“转型共同体”，针对产业发展共性的转型痒点、痛点，搭建产业价值链价值网协同平台，积极摸索设计协同、生产协同、原材料供应、产能对接、精准匹配、撮合交易等新模式，解决中小企业集群转型难题，考虑到中小企业群自身发展困局，政府相关部门应对敢于尝试的“转型共同体”提供“兜底式”的财政支持，让企业转型无后顾之忧。

　　（二）劣势机会分析

　　针对“劣势分析”中制造企业普遍存在的“不会转、不想转、不敢转”等难题，广州市出台了企业“四化”转型评估诊断资金办法，支持有能力的企事业单位为制造企业开展诊断服务，从目前政策来看评估方法主要通过“专家诊断”的方式进行企业转型诊断服务，尚未形成“统一”的诊断方法论。

　　建议将已入库的“四化”平台服务商与咨询机构、标准化机构形成联合体，根据企业规模（大、中、小）、行业属性（离散、流程）、细分领域（装备、汽配、美妆日化、纺织服装等）等特征有针对性地设计“四化”转型方法论和转型实施路径，并形成团体/ 地方/ 行业标准，在全市范围内宣贯标准，推动制造业“四化”转型。

　　针对“机会分析”中业务新增长点，目前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四化”培优育强工程，如“专精特新”申报辅导等。建议加强在研发设计和产品营销端的“四化”转型方案设计，鼓励“四化”平台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加便捷、成本更加经济的场景转型解决方案，助力制造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开拓市场，从转型新模式新业态的角度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帮助企业从普通生产制造企业向“专精特新” 迈进。

　　（三）优势威胁分析

　　针对国内外环境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以及传统人口红利下降等双重因素影响，制造企业应积极探索企业发展的新经济模式，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有佛山小熊电器，其充分发挥互联网资源打造“品牌+ 设计+ 数字营销”的新经济模式。因此建议转型政策中应充分考虑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 “四化”转型设计，并在搭建的制造业转型促进中心或公共服务平台中组建相关新经济模式的咨询专家团队，政府应当制订相关的扶持计划，对敢于尝试的制造企业提供相应的帮扶工作。

　　面对国内的产业调整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洗牌，目前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链长制” 来服务整个产业链条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考核指标定位在服务企业数量和应用解决方案的价值等。建议增加对产业链的数据价值挖掘、数据应用来反哺产业链的“四化”转型，应当鼓励产业链上的企业通过共同持股或由可信的第三方平台来搭建产业链平台，拉通产业数据，以达到强链补链稳链的目的。

　　（四）劣势威胁分析

　　中小型制造企业多面临着生存压力，“四化” 转型并非企业诉求。以最早的“上云上平台”政策为例，当时参与的制造企业普遍存在转型效果不尽如人意，留存率不足等问题，问题原因主要出在政策倒向重服务商轻制造企业，加之资源池产品力不足，以及政府监管把控不到位，导致转型效果不佳。因此建议“四化”转型应当对处于这个区间的企业提供“长期兜底”式的转型服务（“长期”是基于企业转型效果短期难见成效，“兜底”是解决企业不敢转的难题），并将转型效果作为持续的考核目标，对达标的企业给予持续帮扶。

　　五、总结

　　2022 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造业立市”。广州制造企业“四化”转型将有助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广州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制造企业“四化”转型涉及面广、时间长、转型路径不明确、成效短期难以呈现，相关政府部门应做好常态化跟踪，及时响应相关方的反馈，动态调整转型政策，为企业的“四化”转型和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胡有林. 数字化赋能先进制造业集群高质量发展[J]. 科技智囊,2022(8):12-16.

　　[2] 周朴雄, 陶梦莹. 面向产业集群创新的知识建构共同体研究[J]. 情报科学,2014,32(12):5.

　　[3] 黄顺魁. 制造业转型升级: 德国“工业4.0”的启示[J]. 学习与实践,2015(1):44-51.

　　[4] 黄阳华. 德国“工业4.0”计划及其对我国产业创新的启示[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0(2):1-10

　　[5] 丁纯, 李君扬. 德国“工业4.0”: 内容、动因与前景及其启示[J]. 德国研究,2014,29(4):49-66.

　　[6] 丁雪, 张骁.“互联网+”背景下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的微观策略及路径: 价值链视角[J]. 学海,2017(3):5.

　　[7] 那丹丹, 李英.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工具研究[J]. 行政论坛,2021,028(001):9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