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哀乐互生命运下牧歌式人生形式与悲剧性结局

　　乐立薇

　　杭州师范大学

　　摘要：《边城》里的茶峒完全遵循以天、神、人交错为原则的，按“自然法”生活的古代性人生形式，人物命运的哀乐互生是小说的基点。在哀乐互生命运下，这种牧歌式的人生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麻木了村民的反抗意识，而牧歌式的小说背景又往往风景化、消费化了茶峒隐伏的悲痛。转换立足视角，将老祖父作为小说主角，分析顺从自然的哀乐互生命运下牧歌式人生形式与小说悲剧性结局的联系以及沈从文牧歌式文体叙事的高明。

　　关键词：《边城》； 哀乐互生； 牧歌式； 人生形式； 悲剧性结局

　　一、天、神、人交错的自然与人的不作为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与我们当今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世外桃源般的世界，也是沈从文心中理想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没有现代人的“成文法”，万物的运转只合乎于“自然法”的逻辑，对于如何判准、如何裁定，茶峒人都不约而同地遵循着祖辈流传下来的习惯，作品中随处可见“照规矩”“照例”“ 自然”等词，这与古罗马的习惯法类似，但由于茶峒人朴实敦厚，茶峒习惯法的执行便也自然消弭了罗马习惯法的阶级局限性：“水面上各事原本极其简单，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谁个船碰了头，谁个船妨碍了别一个人别一只船的利益，皆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即使有“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他也需要“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调一切的”。在故事的高潮即两兄弟同时爱上翠翠时，也是按照“为当地习惯所认可的竞争”来解决两兄弟的矛盾。

　　小说中的“自然”狭义上便指的是小说里的“天”，在《边城》背景中村民们似乎都默认存在一个操控一切的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天”。而“天”与“神”是不一样的概念，“天”冷酷而没有情感，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按部就班地规划执行好每个人和每件事的发展，“《边城》茶峒的人们，虽然认定‘天’主宰和支配着‘ 人’的命运，但却不认为‘天’会合乎‘人’的愿望。‘天’有支配万物和主宰一切的力量，但这力量却不一定同时具有‘善’的特质”，所以茶峒人对“天”持着敬畏的态度；而“神”则不同，“傩神才是湘西人心目中的‘善’和最高正义的化身”。小说中的“天”与西方的“命运”相似，都主宰着世间的万事万物，并掌控着它们的运行，在茶峒人的观念中，一切的事情因为“天”的存在早已有了定数，人们无法改变事情的结局，对于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人们也无能为力，从这个层面看茶峒人的观念里蕴含了西方宿命论的影子。

　　而怀有宿命论的必然结果就是人的不作为。将一切事件的发生与结果归因于“天”，或许是茶峒人的信念，但换个角度，“天”又或许是在社会落后的情况下茶峒人为面对灾祸时自己的束手无措、无能为力而找的借口，亦或许也是茶峒人无法面对残酷现实而寻求的心灵慰藉。但于此同时“天命论”给茶峒人带来的还有消极不作为的心理暗示，以及无法改变现实的悲观情绪。在这种情绪下茶峒人被动的接受自然安排的一切，而放弃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久而久之，敦厚到以至于麻木的性格也成为了茶峒人的一个特点。小说里的老船夫“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他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这段话很好地体现了边城人民的生活特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人们都按照祖上传承下来的规矩做着自己的本分事情，不越界也不去深究工作与人生存在的意义，不去憧憬远方的风景，在看似井然有序的生活表面下是死水般令人窒息的沉寂与无聊，沉闷与单调。

　　“按照‘天意’及其‘自然法’，茶峒人在安静、单纯和寂寞里守着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哀乐，随着寒暑升降完成着自己的人生。他们把沉重、单调与寂寞当作了人生的底色和基调。虽然也有端午的赛龙舟、中秋的唱情歌，但那只是节日而不是日常生活。”读者在阅读《边城》时，往往陶醉于边城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闲适生活，而忽略了简单平淡生活下生命的了无生趣、单调与乏味、麻木与浑噩。对于天保大老的死亡，老船夫说“我有什么卓见可言？这是天意！一切都有天意！”船总顺顺也说“一切是天，算了吧”，“算了吧”三字带有浓厚的认命情绪，突显出茶峒人认为对于天保的死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因为这是“天”注定的，怀着对于“天”的敬畏之情，茶峒人对于天保的死感到惋惜却认为这是一种命中注定的必然。从这个角度，茶峒人温顺被动地接受“天”安排的一切，然而却也丧失了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改变命运的可能。一昧顺从天意就无法从灾祸中得到反思，从反思中做出改变，或许在天保大老之前就有前人经历过坐下水船在茨滩出事，但那时的茶峒人或许也认为这是那人的命数，无法避免、不可改变，所以在事故发生后也没有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如在下水船上配备救生衣，在靠近茨滩处竖立“注意危险”的警示标语提醒过路船只，天保大老的死亡通过这些预防措施或许也就可以避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天保大老死亡的或许并不是“天”，而是茶峒人自身的不作为。从这个角度看，在茶峒人牧歌式的人生形式背景下，小说的悲剧性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二、牧歌式背景的作用

　　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们将自身的精神需求寄托在边城人的生活中，太过于寻求心灵的慰藉，以至于往往忽视了沈从文想要表达的深埋于边城平静生活下隐伏的悲痛。而其中之所以读者们有如此强烈的精神寄托需求，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身处当今内卷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环境中，现代人们不断进行着精神内耗。房贷、车贷、996 的生活，现代人的精神每天都处于极度紧绷之中，厌倦了忙碌繁琐的城市生活，现代人渴求在小说中寻求精神世界的慰藉，而边城中平淡自然，返璞归真的乡土生活正是我们现代人所寻觅的一方净土。

　　（二）在当代“快餐式爱情”遍地、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现代人不禁怀疑细水长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真挚爱情是否真正存在。因此翠翠与傩送之间这种慢热的、不温不火的暧昧氛围令现代人神往，在讲求效率与回报的现实社会中，这种不求回报、一心一意的真诚完全触动了现代年轻人内心最深处的向往与渴求。

　　结语

　　人物的哀乐互生作为小说的基点贯穿全文，但在阅读小说时我们不能只局限于人物的喜怒哀乐和人物的悲剧性结局。跳出人物本身，我们应当看到当整个社会陷入“宿命论”的被动困境时社会的群体性悲哀。更应当从结局中坍圮的白塔被修好，看出沈从文对像老船夫那样一生只做一件事、拥有“工匠精神”和奉献精神的劳动人民的赞颂以及对这种人生形式得以延续的期许。

　　选择了牧歌式的人生形式就要接受哀乐互生的命运。但在接受命运的安排之后如何抉择，是否坚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是拥有大团圆结局或者是悲剧性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 段从学：《< 边城>：古代性的“人生形式”与现代性的错位阐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福州），2021 年3 月，第119-127 页。

　　[2] 文贵良：《“文字德性”与“人性谐调” ——论< 边城> 的汉语诗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 年11 月，第140-162 页。

　　[3] 刘安全：《文学意象、景观叙事与文化重塑—— 沈从文< 边城> 与湘西边城互构的考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9 月，第124-131 页。

　　[4] 老子：《道德经》，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年。

　　[5]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318、123-128、127-128 页。

　　作者简介：乐立薇，（2003-），女，汉族，浙江宁波，大学，杭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