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的“中国莎士比亚”

　　裘伟廷

　　熊式一（1902—1991），原名熊适逸，号适斋居士，英文名字S. I. Hsiung，江西南昌人。其家庭颇有文化底蕴和氛围。他三岁左右，父亲去世；母亲是名门闺秀，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在江西第一所女子学校当学监兼任教。在母亲的熏陶下，熊式一自幼习经史古文，十一岁便爱上填词、赋诗、作文和刻章等风雅之事。1915年，从美国传教士在南昌城办的青年会小学毕业后，熊式一考入了北京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读中学；1919年，他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英语部学习；1923年毕业后，熊式一与江西南昌收藏家、教育家蔡敬襄的女儿蔡岱梅结婚。嗣后九年，他曾先后在国内多所大专院校执教英文，兼讲国文，颇受学生的欢迎。这些早期的英文学习和实践，为他后来的英文创作和翻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4年，他在伦敦大学遇到了一位贵人——莎士比亚权威研究学者之一、英国戏剧专家聂可尔教授。聂可尔善意提醒他，写关于莎士比亚的博士论文“不如写关于中国戏剧的论文”。聂可尔还对熊式一说：“你的英文，可以替英国的舞台写剧本，若能写出中国剧来，销路一定广，想读的人一定多，那就比只做论文读博士强多了！”

　　听了聂可尔的建议，熊式一如醍醐灌顶。很快，他利用课余时间创作了一出独幕喜剧《财神》，然后分别寄给了英国戏剧界的大腕萧伯纳、巴蕾和俊克瓦脱，拜请指教。尽管这部剧作充其量只是练笔而已，却帮助熊式一打开了进入英国文坛的大门。三人回信了，俊克瓦脱认为“很漂亮”，巴蕾说“文字很优美”，萧伯纳则直言称“你的英文可喜之至，英国人绝对写不出这样好的”，这些评语让熊式一备受鼓舞。

　　但就在这时，熊式一接到了妻子蔡岱梅的来信，说胡适先生一再叮嘱：英国人的话大都是恭维的客气话，莫要当真，千万不可把文章给英国人看，免得冒冒失失地用英文写作丢丑。原来，胡适也知道了《财神》一事，猜测熊式一必会继续创作，这才赶紧委托熊夫人带话过来。熊式一再三考虑，觉得“聂可尔教授应该比胡大博士清楚一点”，何况自己也想尝试尝试，于是大着胆子把稿子拿给聂可尔看，同时也送了一份给伦敦大学文学教授、名重一时的诗人剧作家亚柏康贝。结果，他们看后都很喜欢这出戏，并说像这样的剧作应该马上出版，而不一定要等到这出戏上演之后成功了才考虑。

　　在英国学者们的建议和鼓励下，熊式一就一边奔走于伦敦各大剧院，观看新上演的戏剧，专心注意观众对台上的反应，一边筹划酝酿，决心创作出一部真正的中国戏剧作品——这就是后来风行欧美的四幕英文话剧《王宝川》。

　　说起来，《王宝川》并非原创，而是改编之作。熊式一将中国妇孺皆知的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以古典京剧《红鬃烈马》为基础，为了方便欧美人理解，按照西方文化习惯，对故事内容和角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增删，比如自撰了介绍主要角色的第一幕，又如把原故事的结局改成了大团圆，还对戏剧形式进行适应性改写，也特意将女主角王宝钏的“钏”字改成了“川”，前前后后忙活了六个星期，终于完稿。

　　经朋友的推荐，1934年7月，《王宝川》剧本由英国麦勋书局出版。《王宝川》出版后，果然媒体好评如潮，一时“伦敦纸贵”。当年的英国各家报纸，或称其为“小名著”“一本精巧雅致的书”“一本可用以馈赠特殊人物的好书”，或将其喻为“争艳怒放的花朵”“轻盈的蝴蝶羽翅”“妙不可言的日落”“清新的草上露珠”，等等。一些评论家则认为，《王宝川》“具有一种精湛文化的标志”，其作者为丰富英语文学作出了贡献。

　　向来以严格、爱骂人著称的英国文学批评大腕匹里斯莱，也给出正面评论：“在《王宝川》中，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样的中国。这与自从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报端天天提到的贫穷、落后和黑暗、麻木的中国迥然不同……”剧作能得到名家的激赏，当然不只因为熊式一在写作技巧层面的高超，更重要的是，他打破了当时英国对中国和中国文学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该剧甚至入选英国学校教材，以便帮助英国学生了解中国文化。英国戏剧研究专家、《中国戏剧史》作者杜维廉说，他中学一年级时所用英文教材就有《王宝川》，“看后留下深刻印象”。

　　值得关注的是，熊式一不仅写作剧本，也为了上演剧本而担任导演。就在1934年11月，处于亢奋状态的熊式一亲自执导，把《王宝川》搬上了舞台。《王宝川》剧本在被搬上舞台前就出版了，这在当时的确很不寻常。麦勋书局的版本，加上艾伯克罗姆毕热情洋溢的前言，使这本价格不菲的作品销量相当好。但它的演出有些小波折——在被十一家剧院拒绝后，总算有一家“国民剧院”将该剧搬上舞台，在伦敦约翰街的“小剧场”上演。

　　11月8日，在首次公演的开幕式上，熊式一讲了话。据熊氏自述，首演的第二天清早，他尚未起床，便有朋友打电话祝贺昨夜演出成功。朋友告诉他，《伦敦时报》高度评价《王宝川》的首演，同时赞美了熊式一的讲话及笑容。事实上，除了《伦敦时报》外，伦敦其他各家报纸也报道了《王宝川》的演出成功。此后的演出，即使搬至有一千二百多个座位的莎佛埃剧院，观众仍如潮涌，座无虚席。王宝川寒窑苦守十八年等候其丈夫，这种东方式的坚贞、善良，让西方观众唏嘘不已，看到动情处，很多太太小姐们都不禁流下了眼泪。

　　这出戏虽然没有请大明星作噱头，但所有演员，都是精心挑选的富有经验且善于合作的好演员，因此尽管其间演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却不伤剧情，相反更因版本不同而雅俗共赏，深得观众好评。上演时，英国的皇室成员，包括玛丽皇后身着从中国进口的奢华刺绣绸袍，携儿媳和孙女（即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在外交大臣以及各国使节陪同下，八次亲临观看。这种情况下，《王宝川》不得不连番上演，以至于自1934年11月开幕至1936年12月谢幕，在英国共计演出了九百多场，场场观众爆满。

　　接着，《王宝川》又飞越英吉利海峡，在瑞士、爱尔兰、德国等欧洲七个国家用四种不同语言巡演，可谓盛极一时。1935年10月，《王宝川》应邀前往美国纽约百老汇和芝加哥等地巡演，全剧的服装是从中国特订新制的，其舞台表演则特邀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指导，前后演出一百零五场，无不引起轰动。据称，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观演后，亲自接见了熊式一及主要演员，并合影留念。这一回，轮到熊式一震撼了，连呼“想不到，想不到”，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王宝川》一剧成名后，熊式一在英国红极一时，甚至有媒体称他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因此成为各种社交活动的座上嘉宾。许渊冲曾回忆：“表叔（熊式一）20世纪30年代在英美上演英文剧《王宝川》……红极一时。他的名字曾用霓虹灯管组成，高挂伦敦、纽约街头，是在欧美最出风头的中国人。”至于博士文凭一事，早被熊式一抛诸脑后，束之高阁，此时他已不再为一个教授的名分而动心了。

　　盛名之下，熊式一却并未一味陶醉其中。抗战前夕，像许多共赴国难的文人一样，归国的熊式一与宋庆龄、郭沫若等一同被推举为“全国战地文人工作团”主席团成员。“七七事变”后，正面战场失利，中国大片山河沦陷，随后中日双方逐渐陷入僵持状态。在此期间，肩负宣传抗日使命的熊式一重返英伦。

　　翻译改编并导演话剧《王宝川》，既是熊式一翻译生涯的重大节点，也是他在海外传播中国戏剧的真正起点。也就在同一时期，熊式一还把中国传统故事“孟母三迁”编译成儿童剧，于1934年由拉瓦特·迪克森出版社出版，并收录在儿童文学系列“男孩女孩”丛书中。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熊式一又创作了数部剧本，包括以中国近代历史为背景的英文三幕三景话剧《大学教授》和《梁上佳人》等。

　　在《王宝川》大获成功的鼓舞下，熊式一又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将中国十三世纪的元杂剧巨著《西厢记》译成英语，译本于1935年由伦敦麦勋书局出版。熊式一坦言，《王宝川》只是一部通俗的商业戏剧，完全无法与《西厢记》相提并论；而《西厢记》是中国真正的一流戏剧，翻译时应当遵从原作，因为熊式一翻译《西厢记》的目的，就是把中国真正经典的戏剧呈现给西方的读者和观众。

　　在此之前，《西厢记》虽然已经在欧洲大陆以其他语言有所传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一直没有走进英语读者和观众的视野。熊式一善用自己在英美剧坛的影响力，打开了《西厢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大门，他的译本具有重大的拓荒价值，对引导西方人正确看待中国戏剧也具有重要意义。受当时文化语境和译者个人经历、文学品位等因素影响，译本自然有其特色，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文学和美学价值。

　　经过认真考虑，熊式一先将《西厢记》译为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这一译法，得到了后来译者和读者的认可和流传，直到今天，它仍是最常见的《西厢记》英译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熊式一移居香港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自译以前的作品上。他先后将自己翻译和创作的三部英文作品译成中文。1954年，他应香港艺术节的邀请，将英文《王宝川》回译成中文话剧。1956年，《王宝川》的中译本在香港出版。他创作的小说英文本《天桥》在英美出版之后，很快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捷克文、荷兰文等语言的译本问世。中译本《天桥》是由作者自译的，1960年出版；《大学教授》，198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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