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春节

　　付冬生

　　老舍对春节情有独钟，和春节也有缘分。

　　老舍生于1899年2月3日，那天恰逢农历腊月二十三，是中国北方俗称的“小年”。他在《正红旗下》写道：“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老舍笔下的春节更是生动如画。除小说外，以散文《新年醉话》《北京的春节》《过年》等为代表。

　　1934年，《矛盾月刊》新年号向老舍约稿。老舍思来想去，一篇《新年醉话》便应运而生。按照他自己的话“写小说吧，没工夫；作诗，又不大会”，“就寄了这么几句”。显然，这是老舍自谦。他在文中写道：

　　大新年的，要不喝醉一回，还算得了英雄好汉么？喝醉而去闷睡半日，简直是白糟蹋了那点酒。喝醉必须说醉话，其重要至少等于新年必须喝醉。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在新年。

　　对于这篇文章老舍似乎也不满意，就连他自己也说：“虽然没有半点艺术价值，可是在实际上不无用处。如有仁人君子照方儿吃一剂，而且有效，那我要变成多么有光荣的我哟！”

　　在《新年醉话》一文中，老舍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巧妙地演绎了“醉酒文化”，鞭辟入里，发人深思。

　　老舍喜欢喝酒，人际关系特好，常邀请朋友小聚。抗战时在大后方生活困难时，见了旧友，也要“破产请客”。其间难免喝酒，快活如神仙。他因酒结缘，以酒交友，借酒抒怀，喝到兴头，“死命的要喝”，这种场面给台静农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在四川写下了篇《我与老舍与酒》。后来，老舍凭借着顽强的毅力，硬是把酒给戒了。

　　1951年，老舍创作散文《北京的春节》。文中描绘了一幅幅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表现了春节的隆重与热闹，展现了中国节日习俗的温馨美好，同时对比新、旧社会的春节，突出了新社会移风易俗、春节过得欢乐而健康，表达了作者对新中国、新社会的赞美。该文语言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北京韵味浓，被选入人教版和部编版小学语文课本。

　　“过年是一种艺术。”老舍的散文《过年》值得一提，他在一开头写道：“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过的年。早起拉开窗帘举目望去，一夜之间，外面已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今年冬天雪下得少，似乎缺了一点气氛。这场雪的到来，提示着人们，年已经不远了。是啊，又要过年了，甚至能看到被大雪压弯的树枝也在抖动着春的喜悦。”《过年》语言质朴自然，充满了醇厚的生活气息。老舍由眼前所见，通过回忆写到儿时的生活，其中穿插儿时家乡过年时的风情民俗，本土本色，真实感人，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运，字字如金。

　　老舍和春联也有着很深的渊源。1962年2月3日是老舍六十三岁生日。这天，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散文《春联》。在文中，老舍阐明了春联的基本常识，它是“汉语所独有”的，并且编写春联是“练习文字运用之一道”。要想写好春联，“练习一番便了”。作者还详细展示了自己编写的六副春联，同时做了如实、中肯的评价。作者还回忆了童年时期和春联的接触，并提醒大家不要厚古薄今，看待事物要辩证，对待新事物要宽容。

　　除了用散文书写春节外，老舍还用旧体诗表达春节时的思乡之情。其中，创作于重庆的《北碚辞岁》颇为经典：“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老舍离妻别子，投身抗战工作。“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如果从1938年8月老舍抵渝算起，到1946年3月应邀赴美讲学，除其间随慰劳团北上、赴滇讲学和到成都开会等短暂离开外，老舍在重庆工作、生活和写作近八年，重庆可算作第二故乡。

　　在重庆，作为“文协”总务部主任的老舍组织并参加文艺界抗敌救国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同时，他还创作了众多的文学作品，为民族的抗战努力宣传。其间，老舍积极倡导“旧形式”，对旧体诗情有独钟。他说为了抗战，应拿出十八般武艺。旧体诗在他笔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抗战十八般武艺中的重要一艺。

　　在此背景下《北碚辞岁》诞生。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老舍居无定所，生活困顿。一两千字的稿酬还不够换一斤肉，这让以写作为生的老舍生活十分困难。重庆酷热潮湿，加之写作任务重、营养不良，老舍在重庆患上了盲肠炎，随后还做了盲肠切除手术。

　　每逢佳节，他格外思念故乡北平。在《北碚辞岁》中，老舍形象地描写了北碚的冬景，真实记录了自身贫病交加的窘境和抗战风暴中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辞旧迎新之际，老舍离乡多年，举目无亲，心中充满漂泊无依之感和对故乡的眷恋，诗中的怀乡之情溢于言表。

　　老舍受陆游忧国忧民和吴梅村自伤自谴诗风影响甚深，他说其诗“学陆放翁和吴梅村”。因此，老舍的旧体诗中忧国悲吟及故乡之思时常流露，他在《自谴》中写道：“既病，又值新年，故有流离之感。可是，这只是那一时的感触。”

　　老舍在《旧诗与贫血》中写道：“在过去的二年里，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可是，在过去的二年中，我似乎添了个‘旧诗季节’。”据统计，老舍在重庆创作和发表了近五十首旧体诗，约占其旧诗创作总量的六分之一。综观抗战期间老舍在重庆的旧体诗，无论诗情、诗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很能体现其诗歌创作的才华和艺术成就，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李遇春曾评价：“老舍的诗作数量虽少，但质量上乘，无论古风还是七律，均气韵浑茫，格调超拔，既有陆游的雄豪悲壮，又有吴梅村的奇丽沉郁。”可以说，在重庆的八年是老舍个人生命中的一次旧体诗创作高潮。现在，重庆北碚老舍故居木制门联上刻着这首《北碚辞岁》诗。

　　抗战时期，个人的境遇往往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中国，病中的老舍没有消沉，在逆境中以笔为戈，用文字鼓舞抗战意志。老舍在重庆开始写作他人生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四世同堂》，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该书前两部分《惶惑》《偷生》。他自己说：“这或许是我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