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看到更多风景

　　葛剑雄

　　1996年9月，我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同人到浙江湖州市长兴县考察，因而结识了时在湖州市外办工作的张建智。考察过程中，当他得知我也是出生于南浔时，即引为乡亲。由于我在1956年不满十二岁时就离开家乡到了上海，加上我祖籍为绍兴，到父亲这一代才迁入南浔，故我对故乡知之甚少；而他家世居南浔，在湖州工作生活的时间较长，使我倍感亲切的是，他经常告诉我不少我离开家乡后的旧闻新事。言谈之间，方知他早已垂注我在《读书》等刊物上的几篇拙文，讨论后感到彼此有不少共同见解，又增加了一层同道的关系。

　　次年，拙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在谭先生的故乡嘉兴的秀州书局首发，正好建智兄的新著同时首发，我们一起签名售书，又先后在嘉兴市图书馆作讲座。以后多次因书结缘而成为乡友、书友。

　　拙文《货殖何罪》一文在《读书》发表后，建智兄就打来电话，表示赞成我的看法，以后我们又在电话中作过多次讨论，在司马迁的重商思想和中国的商业传统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大概因为这个原因，他送来所著《〈易经〉与经营之道》一书的前言和目录提要，要我写上几句话。这时，我才知道他多年来独辟蹊径地从事《易经》与经营文化的研究，并有遨游商海的实践经验，而且已结合对《易经》的研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可是这却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我不懂《易经》，自然更谈不上研究；而且我对近年来一些“研究”《易经》的方法和有关的出版物颇持异议。这倒不是我否定《易经》，或者不重视《易经》的科学价值和文化意义，而是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将《易经》的作用无限拔高，甚至吹得神乎其神，认为《易经》包罗万象，可以解决现代科学和当代社会中的一切难题。二是将《易经》当作占卜的工具，用之于问休咎，卜凶吉，测未来。要是建智兄的书也是如此，我将如何写这几句话？如果不负责任地赞扬，岂非有违初衷？对书的主题我也不无疑虑，难道《易经》中已有了经营的方法？难道二三千年前的古人具有现代商业知识吗？

　　但仔细读后，我感到大可不必多虑，因为建智兄研究和运用《易经》的态度并非如此。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他是从人生观、自然观、命运观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式的经营之道的，并从这一角度将《易经》与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去寻找“大思路”或“小启迪”，去感悟“经营之道”。书中要讲的，不是具体如何去经营、经营什么、会获得什么结果，而是一个经营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在经营的全过程中应该持何种心态，采用什么策略，追求什么目的；在经营之余，如何总结经验，修身养性。所以，尽管《易经》中并没有具体的经营方面的内容，尽管《易经》作者所处的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也不可能预测到未来的经营活动，但书中的内容对现在的经营者是有益的。因为无论从事何种经营——传统的买卖也好，期货或证券交易、信托投资、金融、保险、房地产也好，经营者首先要学会做人，具有人的基本素质，并且不断加以提高和完善。从“做人之道”出发，才会有真正的“经营之道”。我相信，建智兄要阐发的，就是《易经》在完善经营者人格方面的价值，这也是《易经》的精髓所在。至于，他所提到的“预测吉凶”，我的理解也是指对事物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我赞赏他求实的态度，所以才不揣浅陋为此书作序。

　　我们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每次面叙的时间也有限，大多是在会议的间隙，或在参加其他活动之余。记得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我在湖州作讲座后，他陪我在一个水库旁的招待所过夜，这倒是一个绿树成荫、好山好水之地。那晚聊到很晚，令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们平时更多是通电话，或者通过邮件交流。我渐渐发现建智兄的交游甚广，京沪两地不少友人都会提到他，几位前辈也会问起他。他对新闻界、出版界、文史学术界的人物和情况也相当熟悉，对我复旦大学的师友的言行情况，他有时能提供连我也未注意到的细节和新闻。

　　这些年来，建智兄不仅高产多产，出版了四十多种著作，发表了大量文章，我在《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上就读到过多篇，而且其涉猎广泛，罕有人匹敌。除了那本我作序的《〈易经〉与经营之道》，还有《中国神秘的狱神庙》《墨耕雅趣》等。前者对《红楼梦》脂评有所研究，已有多人评论或转述过，似欲研究“中国的狱神庙”的学者，绕不开这本他写的书。他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了《绝版诗话三集》，绘就一道民国诗集的风景线，也有人评论过。建智兄还是收藏民国诗集初版本最多者之一，且大多收藏的是毛边本。这样的“绝版诗话”，据说《藏书报》专为此访谈他，说到可利用的藏书，他说还可写出三至五集（已见报）。如若谈到建智兄的传记文学，已经出版的便有《一门风雅：王世襄家族的艺术世界》《文博大家：王世襄传》《儒侠金庸传》《张静江传》。我想，就这四部传记，要花他多少心力！且这几人的传，所涉之面广博，对传主所作评论，也要有自己的见地，并能深入进去。《红楼半亩地》《诗魂旧梦录》《宋版之美》《伤寒名方解析》等，这些已出版的书，鲜有重复别人已写过的主题，独辟蹊径是他写作的一个特点，即便有也能以创新视角展开，见解不同，便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我已记不得在哪本书中还读到了他用英文翻译的诗。

　　他还曾以一己之力编过一本《问红》杂志，颇受红学界、文史界和乡贤赞许。要不是知道建智兄多才多艺，难免不将其中有些书当成其他同名的作者所著。

　　2021年，张建智兄的新书《西塞山前白鹭飞》付梓前命我作序，作为与其订交二十多年的友人，我自不敢推托。翻检目录，有些文章以前报上浏览过，本想只拣几篇未看过的读一下，以便为序文增加些内容。岂料看了就不能自已，连看过的也全部又看了一遍，至此已不担心没有话写。

　　收入该书的文章，从题目看到的名字，今人就有茅盾、殷夫、阿英、莫言、章克标、木心、吴藕汀、庞元济、张葱玉、周有光、章开沅、沈家本、张静江、戴季陶、宋美龄；古人则有颜真卿、叶梦得、董说；外国人则有瑞典王子罗伯特·章、荷兰使者韩克思。题目中还记有“王老”，果然如我猜测的，就是文博大家王世襄。作者书写或回忆这些人物的文章，如何会不吸引读者呢？而有资格、有条件书写或回忆这些人物的，天下又能有几人？写这些人物的文章不知有过多少篇，而建智兄写这些人物，篇篇都有新的内容。凡他有亲身经历或直接交往的，必有细致精确的叙述，足以补其正传之缺漏。凡是根据史料、间接经历或本人资料写的，则必有独特的视角或新的观点。

　　在退休前，建智兄除从事外事友协工作外，就是淘书、读书、藏书以及写作。他一直孜孜不倦，几十年如此。建智兄和各地亦师亦友的文士交往，细水长流，也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知识积累，故他所书写的人物对象遍及各地，大多年长于我辈二三十岁甚至数十岁。这更是他以文为友，敏于观察，善于思考，勤于记录的结果。

　　书中有些人物，我结识交往的时间比他长得多，但看了他的文章，发现他了解得比我多，观察得比我深，获得的认识也较我多。有的人物，建智兄与他仅有一两次交往，但他所写内容，同样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我相信，对有些长期存在于公众认知之外、如今早已逝去的人物，建智兄的文章或许就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唯一记载。

　　我深信，建智兄应该是多领域、多专业的专家学者，但我自己完全不懂，如易学、红学、中医学，所以不敢妄言。我以为于他最合适的称号还是文人——既承传统文人的遗风，又具新时代文化人的特色。他可以说是文人的世家子弟：他的母系中，有“一代名师”周其勋，曾在东北、复旦、中山等大学长期任职外文系（学院）主任。祖父是晚清秀才，后热衷于办学。他的姨母，是我师曾经称赞的研究徐霞客的专家，自费走完徐霞客所走过的路的第一人，一个早年毕业于北大的高才生周宁霞编辑。

　　对于建智兄，在这篇拙文写完之际，本想称他为“江南文人”，又觉得江南范围太大，那么还是用我为他所写书序的最后一句话吧：还能看到更多风景。

　　想他还会写出更多文章，那也是我的愿景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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