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女性用金庸来对抗生活的平庸

　　蔡栋

　　江湖的侠影有多轻盈，现实的重力就有多沉重。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曾讲过自己对现代性的诸种隐忧。其中一重隐忧是英雄维度的失落与更高目标的不再。人从传统世界观中脱离出来，开始怀疑任何不证自明的伟大秩序。这种怀疑让人可以自由自在地选择任何想过的生活，也使人“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激情降到冰点，永恒被速朽替代，生活只有平庸和琐碎。“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是泰勒所说的另一重隐忧。当社会结构不再是由基于共识的传统和信仰说了算，则只能由人基于自身的理性来设计和安排，“人自己说了算”当然是一种解放。可这种变化在带来权利和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万物为工具、事事看效益的后果，使得我们的生活进一步变得平庸与狭隘。

　　伟大的视野被无处不在的效益考量遮挡得严严实实。“社畜”“内卷”这样一类词汇像周一早上五点半的闹铃声环绕在每一个熬夜加班者的梦里。说好的睡眠，“来是空言去绝踪”，诗歌与激情“更隔蓬山一万重”。

　　但“现代”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实。现代人该怎么办？

　　彭洁明（笔名聂飞琼）在平庸的生活里选择了拒绝让自己平庸，武器是金庸江湖。她的书名为《江湖的倒影：金庸的武侠世界与人生寓言》（以下简称《江湖的倒影》），“江湖的倒影”其实已构成了某种隐喻，在一个平凡的真实世界里，通过书写，来寻找成人童话里更为幽微的内心倒影。

　　一

　　如果说，仅仅把金庸小说作为平庸生活的反面来理解，只看到江湖中的激情，那是小看了金庸，也远非彭洁明这部《江湖的倒影》所要表达的。

　　这本书首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给我们呈现了金庸笔下人物所面对的种种复杂困境：黄药师在“高士”和“不合作者”之间呈现出的不合时宜、包惜弱在生死之间的茫然失措、纪晓芙与周芷若在师命和爱情之间的艰难抉择、谢逊身上人性与仇恨的此消彼长……彭洁明通过对人物内心的细腻观察，为他们面对困境时做出的选择给予了最大的共情。生不逢时的黄药师轻视礼法、放浪形骸，却最重忠臣孝子；“外表超逸”却“内心苦闷”。看似矛盾的黄药师，他的困境在于走不出命运的“必然性”，是以说生不逢时；却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退居内心的孤岛，活出了魏晋风度中的“至真至美”。作者认为黄药师有疾而无须医，不完美正是可爱之处。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彭洁明通过对文本中这些“缺憾之美”人物的再阐释，努力再现一种对于“至善”的多样化理解。“至善”不必是高大完美，不必符合理性的形象，甚至不一定是现代观众审美中约定俗成的“正面人物”。他可以邪乎，可以怪异，可以不拘礼法甚至偏激、狂狷、易激惹。

　　这是被现代意义上的“理性”所遗忘的一种另类至善。现实生活中，黄药师大概率要被送进福柯笔下的精神病院或心理诊所进行矫正。彭洁明用自己的文笔对抗扁平的现代性想象，她尝试告诉人们，黄药师看似有精神问题的种种行为，曾经被叫作名士风度，曾经是一种缺憾的至善。现代性带给我们的理性不是唯一的尺度，扁平的现代生活也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否则我们会丧失很多关于美的想象。

　　包惜弱可能是一个非常不符合现代读者审美的人物形象。她既没有“爽文大女主”的强悍，也没有现代工具理性标准里的精于算计和利益最大化，更不符合家国叙事中的英勇无畏。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不讨好”的人物，在彭洁明笔下却呈现出极为复杂、真切的形象。

　　包惜弱作为一个读书人家的女儿，温柔贤淑、知书达理，是传统范畴里极具“好嫁风”的女性。但这样一个完全符合传统道德想象和审美想象的女性，在怀有身孕、丈夫失踪、家破人亡的情况下，是不具备任何独立生存能力的。“为丈夫延续香火”的传统使她必须努力求生存，而“守节”的传统则要求她不能依附其他男性，当她最终成为敌国王妃，国恨家仇又如道德枷锁般劈面砸来。这种几无逃脱可能的困境，恰恰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传统女性观所造成的女性困境。

　　最为精彩的，是彭洁明分析包惜弱在这种困境中做出的选择：“生太温暖、死太寒凉，两个我都不要。”如果说“选择”带有强烈的主动性，在彭洁明的分析里，包惜弱的“选择”甚至不能称为“选择”，她是一个困境中被命运裹挟的人，而且根本无力与命运对抗。这种“无力对抗”的结果是只能“委身于人”，亦即委身于弄人的命运。

　　包惜弱的悲剧是弱者的悲剧，更是时代洪流中女性的悲剧。在江湖群雄看来，杨康认贼作父，似乎还有挽救的必要；包惜弱委身事贼，则“失节为大”，自杀殉夫才是她唯一的结局。作为弱者的女性，也许弱的不是女性本身，而是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女性观”使得女性别无选择。

　　彭洁明对“生与死”“温暖与寒凉”的细腻呈现，让我更加容易理解包惜弱身上“事新人”和“念旧人”的共存，这正是彭洁明所说的“只好在生死之间，寻个苟活处”。

　　以往人们论及包惜弱，难免要讨论民族主义视阈下的忠贞与节烈的问题。彭洁明作为一位女性写作者，她的高明之处在于超脱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叙事，抑或反思民族主义叙事的窠臼，而是直指女性内心困境，关注困境中隐微的情绪。在这种细腻的体察与共情中向我们揭示：女性困境的形成有一部分恰恰是传统宏大叙事下的女性观造成的。

　　二

　　现实庸常生活中不仅仅像查尔斯·泰勒所担忧的，较少“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甚至连死亡本身都是一件罕见的重大事件。但是在金庸笔下的江湖中，极力克制杀戮欲的丁不三仍然要“一日不过三”；聚贤庄里更是血肉横飞，如人间修罗场；连完美主人公萧峰都难免死亡的命运。

　　当死亡如家常便饭，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死亡的价值与终极的意义。《江湖的倒影》一书用了很多笔墨来写萧峰，来写萧峰的死亡和可能面对的死亡。一次可能面对的死亡，是为给彼时并不太熟悉的阿朱治伤，独闯聚贤庄，“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次一时兴起的闯庄之举，萧峰几乎是必死。

　　倘若萧峰当时真的身死，他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呢？当时萧峰对阿朱并无男女之情，更无美色之欲，二人也非血肉至亲。萧峰自我解嘲，这是“蛮劲发作”。这种看似突然间的蛮劲发作，其实是多年来养成的一种道德直觉，一种超脱了所有欲望、感情、功利考量的纯粹的英雄之举——对弱者的救助。萧峰用“可能的死亡”来对抗所有的卑微、狭隘和功利计较。

　　精彩的是，这本书深入萧峰的内心层面，分析了萧峰这样做的深层心理动因：向死而行，为发抒自己被压抑的生命力，发泄对命运的不满。萧峰这个人物也因此在大仁大义的英雄形象之外，呈现出了痛苦、不屈乃至歇斯底里的一面。

　　彭洁明说《天龙八部》就是一部渺小人类被命运无情嘲弄的悲剧。即便英雄如萧峰，也“逃不过命运，走不出无常”。任何武功通天的英雄在造化面前，不过是渺小的蝼蚁，不过是徒劳的西西弗斯。

　　但彭洁明指出，这恰恰是悲剧的意义。无望仍坚持抗争，不向无常屈服，才会引起我们最深的同情，让“我们内心为之战栗不已”。

　　《江湖的倒影》对萧峰的解析，揭示了金庸笔下的江湖作为成人童话“最不童话”的一面：造化弄人、命运无常，任何对命运抗争或许都是徒劳的。但同时又揭示了成人童话“最童话”的一面：即便明知抗争是徒劳的，仍然要抗争。这是童话的意义，这是悲剧的意义，也是死亡与终极的意义。

　　以赛亚·伯林曾引用熊彼得的一句名言，作为他那篇最著名的讲话《两种自由的概念》的结尾：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之处，在于明知道信念的有效是相对的，却能毫不退缩地坚持这些信念。《江湖的倒影》一书则通过揭示金庸江湖的悲剧性，呈现了对抗平庸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对一种缺乏悲剧之美的现实进行对抗，并不会让平庸现实具有悲剧之美，却让生命因为对悲剧的审美而有了厚重的质量。

　　三

　　侠客千金一诺、重义轻利，这种侠客江湖，与查尔斯·泰勒担忧的“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世界完全是相反的两幅图景。

　　但彭洁明却把对这个问题推向了更深的层次。《江湖的倒影》一书中专门有一节写金庸江湖的复仇故事。作者在文中发问：“金庸小说是以‘快意恩仇’为基本态度吗？”她发现，“复仇”这一武侠小说的古老主题不仅没有让侠客快意，反而让他们背负了非常沉重的东西。这种沉重最终化作生命的执念，成为残生唯一的目标。而在这种复仇执念的指挥下，侠客的所有行事均以“是否有利于复仇”为标准，都要基于此标准考虑效益，计算得失。

　　作者发掘了金庸江湖“复仇”这一看似最不功利甚至不计自身生死的行动背后可能潜藏着的工具理性的风险：为了复仇，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我”的工具，任何江湖道义都是可以被牺牲的代价。

　　在抽丝剥茧般向读者揭示了这种风险之后，这本书找到了金庸江湖的真正主题——“反复仇”，仇恨让瑛姑、林平之、李莫愁人不人鬼不鬼，而“血海深恨尽归尘土”以后却让谢逊和萧远山获得了内心的救赎。彭洁明还用细腻的文笔，详尽分析了谢逊几次放弃仇恨的救赎机会，分析了整个过程中与仇恨退潮同时出现的人性舒展。

　　放弃复仇，放弃的不是“复仇”背后对是非的判别和对正义的追求，而是“我执”。这种“我执”带来了令人遗憾的后果：很多“复仇”原本是执着于是非，却最终不辨是非；本是执着于追求正义，却最终因此无视正义。“我执”是因执着于复仇造成的自我异化。

　　你以为分析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你就低估了彭洁明。她像一个出色的侦探，给出了反转之反转：金庸背负身世之悲剧，他自己真的实现与自身的和解了吗？他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表达过对命运的愤怒与不甘吗？彭洁明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而是敏锐指出了小说文本中所弥漫的主角丧父之痛的深深缺憾。

　　如果说，“反复仇”主题对抗“工具理性”呈现了金庸小说的公共意义，而金庸笔下人物那种源于身世悲剧所带有的悲伤与丧父的缺憾，则使文本更具精神深度。

　　曾有这样一句俗语：“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这句话既是对古典时代女性观的现实描述，也是一句在今天看来充满刻板印象的价值判断。彭洁明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在最大程度深入金庸笔下江湖儿女内在私人世界的同时，重构了金庸的公共意义——爱情、人生、恩仇、自我。这部作品，我愿意看作是彭洁明对抗平庸日常生活的私人心灵史，但这段隐秘的私人心灵史中又包含了众多公共议题的解答可能。也可以说，彭洁明正是以一种“私人”的方式重构了江湖的“公共性”。

　　好的作家，通吃“公共”与“私人”。

　　（彭洁明：《江湖的倒影：金庸的武侠世界与人生寓言》，岳麓书社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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