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顾廷龙的旧事

　　西流

　　关于郑振铎与顾廷龙的关系，学界鲜见论说。我仅见者为郑振铎研究专家陈福康写的一篇专文，先后以不同题目收入《顾廷龙先生纪念集》和《郑振铎论（修订本）》两书，此文系作者特为纪念顾廷龙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所作。陈福康文中也引用了顾廷龙的日记，但数量不多。202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厚达一千余页的《顾廷龙日记》。

　　在此之前，陈福康只能转而从他人日记中寻找资料。如关于郑振铎与顾廷龙的第一次见面，陈福康根据顾颉刚1932年10月14日的日记，推断这天晚上顾颉刚宴请郑振铎的岳父高梦旦，郑振铎、顾廷龙均在座，应是二人（陈文中此处误将顾廷龙写为“顾颉刚”）最初的会面。其实，顾廷龙日记也有记录：“夜，颉刚宴高梦旦先生，前商务书馆编译所长。座有郑振铎、高君珍（“箴”误——引者注），高先生之婿与女也。”从口气判断，这确实应是顾廷龙第一次见到郑振铎。

　　在这时断时续的不完整日记中，根据我自己粗略的统计，提到郑振铎近七十处。不可谓少，但也绝不算多。考虑到二人抗战时期都在上海，且均为学界中人，爱好购藏旧书，交往自应频繁，不足七十次确实不算多。1932年日记中仅见10月14日二人初次见面的记录，算是席间偶见，此后多年再未见记载。顾廷龙日记中再次看到郑振铎的名字，要到1940年3月3日，且不是二人会面，仅是顺口提了一下名字，“此书索价四十元，已为郑振铎要去”，被郑振铎买走的这本书是《辛斋诗稿》。

　　3月28日又记：“景郑、永瞻榆园剩余书一卡车，六千元为长乐郑公购去。”4月9日记：“闻王云，平中现刻《盛明杂剧三集》，由刻前两集者续为也，原本由郑公托中国书店求售，值贰千元，不可谓非善价矣。”此时顾廷龙与郑振铎应该没什么交往，不仅日记中少见记载，即便提到郑振铎，也多是将其作为购书的竞争者看待的。同年7月25日的日记内容表现得更加明显：“赴中国书店，遇老友，见余挟残书一包，戏曰：汝又购何种佳本耶？实则吾已久不涉足书肆，又不愿出巨价，安有好书可得。”随即提到其“有三书失之交臂”，第二种为《雪窦山志》，“前有图，刊有弘光乙酉款，余于来青见之，时杨估正与苏估议价，须五十元，余意斥十元尚可留。郑公至，以二十元成交”。郑振铎此时简直是“横刀夺爱”，难怪顾廷龙心有不满，语出怨言，甚至在日记中自怨自艾，称自己“又不愿出巨价，安有好书可得”，埋怨之态透纸可见。此后提及郑振铎，也多是关于购书事。

　　1941年1月18日，才出现二人正式交往的记载，但仍是在宴席上。“晚应拔翁招饮，座有徐森玉、赵斐云、瞿凤起、郑振铎、博山及余，主人及秘书王仲明”。拔翁即李拔可，所召集的多是藏书界人。3月15日潘博山招饮，5月2日徐森玉招饮，5月10日刘承干招饮，5月13日蔡季襄招饮，6月5日潘博山兄弟招饮，7月21日王伯祥、章锡琛招饮，郑、顾二人均在座。

　　此后二人交往渐少，再次在顾廷龙日记中见到关于郑振铎的记载已是几个月之后的次年2月份。1942年2月20日，顾廷龙记郑振铎到其工作的合众图书馆参观，这次二人应该有较多的交流，因此日记中记：“据郑称，近闻北平图书馆已改组，开馆有日矣。”此后二人交往渐密。3月27日记：“徐森玉、郑西谛来，因闻有日人，来馆探究竟。”此指日本人欲借合众图书馆作为会场定期开会事，郑振铎来，既是探听消息，也是表示关心。6月1日记：“郑振铎偕耿某来。”未言做何事，或许仍是参观合众图书馆。6月16日记：“郑西谛乞阅《容台集》。”7月21日记：“西谛来，示刘氏书目，加识者为在港失去矣。又自抄目一册，得于刘之外者，计百十八页，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九册。承允传钞一本。”8月13日记：“郑西谛、陈启成、袁帅南、杨金华先后来。”10月26日记：“振铎忽来电话，称叶誉虎有书赠合众，属往接洽。”12月29日记：“揆丈来言，帅南复命，翰怡解约之意颇坚，盖原居间人施韵秋、西谛怂之甚力。”1943年2月10日记：“长乐郑君来，言将以《玄览堂丛书》相赠，余以本馆《丛书》赠之。”2月26日记：“杨金华为郑君送《玄览堂丛书》来。据谓现售千五百元矣。”1944年1月26日记：“森玉、西谛来，见借《方氏书目》三册。”7月5日记：“聘丞、森玉、西谛来。”9月8日记：“日前森玉来电话，余托向西谛告假沈钦韩《水经注疏证》。”10月3日记：“西谛来，提及《袁爽秋日记》事，渠言前年底已付一千七百元。”1945年1月2日记：“归，在蕴华阁选杂书，遇郑西谛，即检所辑《明季史料丛书》赠馆。”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5日顾廷龙日记中首见请郑振铎吃饭记录，该日日记载：“约建功、森老、西谛、绍虞、揆丈午餐。”或许是为即将赴台湾的魏建功送行，请郑振铎等人作陪。因是日郑振铎日记缺失，无从印证，此后双方交往再次密集起来。2月8日记：“森老、西谛来，招就教育部清点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司笔札。”3月27日记：“应西谛招饮，允赠《文艺复兴》。”这是首次见郑振铎请顾廷龙吃饭，或许是回请1月5日顾廷龙那次请客。

　　此后宴饮又渐多，双方又多次在宴席上碰面。如5月5日张天泽招饮，5月11日严景耀雷洁琼夫妇、高君珊合请顾颉刚、吴文藻谢婉莹夫妇，6月6日孙实君宴请顾颉刚，6月25日徐森玉招饮，1947年1月12日王以中招饮，2月6日郑振铎招饮，3月11日徐森玉为王重民洗尘，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5月30日，郑振铎五十大寿，朋友多请客祝贺，顾廷龙也送陈酒一坛以贺，由此可见二人关系已颇密切了。10月22日又记：“默存来，同访西谛、慰堂，商定后日为森老饯行。”11月19日记：“默存来。振铎招饮。”11月22日记：“西谛来电话，述悉慰堂即与揆丈约其后日夜饭。”亦可见其关系之日益密切。当然，在此期间，二人仍多因购书、观书、借书、藏书事往来。

　　新中国成立后，因郑振铎北上，顾廷龙仍留在上海，二人交往必然受到影响，但好在都在文化系统，工作上必然有联系。顾廷龙仅1950年和1951年日记较完整，其他年度都时断时续，1952年4月起至1959年甚至全部失记，而1958年10月郑振铎即因飞机失事而不幸罹难，因此这段时间顾廷龙日记中仅可见到两次关于二人交往的记录。仅见的这两次，恰一次因私，1950年1月1日记：“晚，约振铎、斐云、森老、颉刚便酌。”这时郑振铎因参加华东工作团的接收、接管工作回到了上海，顾廷龙以老朋友的身份出面招饮、接待，是朋友间的聚会。另一次为公，1950年8月29日记：“复西谛信，将账单寄去，并请汇百万为运费，本馆实难垫也。”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罹难时，恰顾廷龙日记辍记，不知他得知消息后是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