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嘉其人其事——兼及两通胡适“佚信”之发现

　　肖伊绯

　　某拍卖会上出现一通胡适写于1947年1月9日的信札，内容乃是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商洽印行北大《国学季刊》事宜。据笔者查证，此信未被《胡适书信集》《胡适全集》收录，即便由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印、于2018年正式出版的《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中也未收录，或为“佚信”。且翻检胡适日记、年谱等基础文献，也均未见提及此信及相关事迹，可知这一通“佚信”的出现，不但对如今通行的胡适书信集有“补全”之价值，对于研究胡适生平，填补年谱空缺，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此，为披露与分享这一难得文献，亦为便于后文据之略加考述，笔者不揣谫陋，酌加整理，转录此信原文如下：

　　伯嘉、穀音两兄：

　　别后五月余，竟不得机会问候两兄，罪过罪过。在南京此次一住五十天，也没法子来上海看看你们。经农兄病时，我曾去看他两次，见他日有起色，我很快慰。

　　有一事要奉商于两兄：北大的《国学季刊》原与商务有合同，但近年都未能实行。《国学季刊》六卷三号，另有傅孟真、杨今甫二君与云五先生接洽，已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付印，想不久可以印毕发行了。但重庆馆已有信来，说六卷四号的印刷发行，他们不能担任了。现此期稿件已将收齐，北大方面很盼望商务能担任印刷发行，或由北平京华印行，更为方便。因为我们是老主顾，所以我写信请两兄考虑见复，至感。

　　经农兄回上海否？我不敢去麻烦他，所以先和两兄商量。

　　匆匆补贺新年。

　　弟 胡适 敬上

　　卅六，一，九夜

　　与这一通胡适“佚信”同时现身拍卖会的，还有李伯嘉的复信底稿存档一份，信稿原文如下：“适之吾兄大鉴，奉读一月九日手札，承商贵校《国学季刊》六卷四号仍归敝馆印刷发行，自当遵办。该季刊将来可在北平敝分厂排版校阅较便，经农兄已回沪视事，知注谨闻，耑此布复。祗颂道祺。李伯嘉。”据信稿附页所署日期落款“36/1/20”，可知李氏复信的实际时间可能为1947年1月20日。且说胡适致信李伯嘉，胡、李二人早年还颇有一番因缘，在此也有必要捎带说明一下。

　　李伯嘉，即李泽彰（1895—？），湖北蕲春人，早年在北大经济系就读时，曾于1919年11月在《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发表了节译本《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曾是国内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青年才俊之一。作为北大经济系的高才生，李泽彰还曾作为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讲演的现场记录者，将其讲演《经济界之危险预防法》内容整理校订，随即于1920年2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三号。此文随后更是被《北京大学日刊》以十次连载的篇幅转发；时至1920年6月，复又被刊发于《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二号之上。此外，李氏还编译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于1920年5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

　　不难发现，李泽彰的这些马克思理论译介及相关学术活动，都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大致一年的时间里，即1919年底至1920年间。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李泽彰，正是经历五四运动洗礼之后涌现出来的“新青年”代表人物之一。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变化。1920年之后的李泽彰，突然从北大校内的报刊销声匿迹，曾经倾力而为的马克思理论译介及相关学术活动，一度偃旗息鼓，似乎有某种“学术转向”的迹象。这一迹象，据《国民》杂志创办人许德珩（1890—1990）《“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一文忆述，竟与胡适有着莫大的关联。且看文中有这样一番表述：“《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产党宣言》译文连载)；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在《国民》上没有全部登完。李泽彰后来变质，由胡适介绍给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成为王云五的亲信了。”

　　至于胡适究竟有没有对李氏“威胁利诱”，无从确考，只是李氏后来不再从事马克思理论译介活动，确是事实。其人后来追随王云五，倾力从事出版事业，也是事实。这一时期，“李泽彰”这个名字出现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新学制教科书”的版权页上，作为“编纂人”之一，初版时间为1924年。再晚一点，则是1931年撰发《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时，已然作为商务印书馆资深管理人员的李氏，为此文署上了“李泽彰”之名。除此之外，“李泽彰”的名字少有出现，而代之以“李伯嘉”这个名字。

　　仅据笔者所见，“李伯嘉”之名最早出现在公共场域，当在报端，即1921年1月9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在一则《经济研究会今日成立》的报道中，李伯嘉与马寅初、陈布雷等同列于会员名单之中。这表明，时年仅二十六岁的李氏在学术活动与社会活动方面仍相当活跃。同年10月，李氏所译《交易所通论》一书出版，署名为“李伯嘉”。

　　时至1946年9月30日，据上海《中央日报》载，9月29日商务印书馆股东会召开，李伯嘉与王云五、张元济等十三人当选为董事，这可能是其人最后一次见诸报端了。至1949年编印的《商务印书馆同人通讯录》中，“李伯嘉”之名位列总管理处名单之中，时任经理，府邸为上海静安别墅176-8。

　　以李伯嘉追随王云五长达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来考察，从普通编辑一路做到总管经理的职位，其作为王氏的亲信、得力助手是无疑的。刚刚从美国归来赴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曾于1946年11月11日由北平飞赴南京公干，但因事务繁忙，未能赴沪访晤李氏；于12月30日飞回北平之后，接到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表示不再印行北大《国学季刊》的来信，胡适之所以首先想到了要致信李氏商洽，来尽快解决季刊印行的后续问题，自然是与二人早年因缘及多年交情有关。

　　胡适亲自过问刊物印行问题，致信李伯嘉等商务印书馆负责人，此事理当得到圆满解决，这似乎是不在话下。仅从胡、李二人的通信内容来看，《国学季刊》六卷三、四号，继续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应当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然而，这份自1923年创刊，至1936年印行第六卷第二期，次年即因“七七事变”爆发而不得不中止印行的著名学术刊物，在抗战终于迎来胜利，北大也已复员重振之际，却并没有顺利“复刊”，第六卷三、四号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印行。直至1950年7月，《国学季刊》才勉强接续印行，却径直“跳”开了第六卷期号，编为第七卷第一号。

　　言及于此，也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这本著名学术刊物的历史。1923年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创办的《国学季刊》，刊名由蔡元培题签，封面图案则由鲁迅设计，编辑委员会由胡适、沈兼士、周作人、马裕藻、刘文典、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等组成，可谓群英荟萃，那个时代的一流学者多在此聚首。时为1923年1月，由胡适执笔的《发刊宣言》，篇幅达一万余字之巨，先是以不具名的方式刊发于《国学季刊》创刊号，后又在《北大日刊》上连载三天，翌年全文收入《胡适文存》正式出版。

　　自晚清学者倡举“国粹”，强调传承与发扬“国学”以来，“国学”这个概念始终是较为模糊的、歧义纷出的。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学者，以各自的学术立场及政治目的，都发表过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抵牾的“国学”概念之理解。不过，待到《国学季刊》创刊之后，这样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观。这本刊物标榜“新国学”，号召、汇聚了同时代大多数新派学者，这一群体对于“国学”的理解虽然未必全然一致，可对于“整理国故”之说俱表认同，且同心齐力、成绩斐然。刊物历经十余年的编辑印行，业已成为国内著名学术刊物，在学界内外都颇具号召力与影响力。

　　遗憾的是，因“七七事变”爆发被迫中止编印的《国学季刊》，在抗战胜利之后，却并未迎来重生。或因时局动荡，或因民生艰难，即便如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国内出版业巨头，即便有胡适、王云五、李伯嘉等学界内外名流参与其间，《国学季刊》战后复刊事宜仍然悬而未决。

　　当然，也应当注意到，此次露面拍场的这一通胡适“佚信”中有云：“《国学季刊》六卷三号，另有傅孟真、杨今甫二君与云五先生接洽，已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付印，想不久可以印毕发行了。”这即说明，当时《国学季刊》第六卷第三号可能已经印毕。这也不禁令人心生揣想，如果将来能够有幸寻获这一期可能已经印毕但尚未正式发行的刊物，关于《国学季刊》战后复刊问题的研讨，可能还将翻开新的篇章，如此方能画上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无独有偶，就在笔者发现上述这么一通胡适致李伯嘉的“佚信”后不久，近日在一组私人收藏的商务印书馆旧档中，又发现了一通胡适致李伯嘉的“佚信”。在此，转录信件原文如下：

　　伯嘉兄：

　　厦门大学教授陆季蕃兄，廿二年在北大法律系毕业后，曾留学日本，近十年来连续在湖南大学、广西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对于法律学的研究极为努力。他现时作成《物权法新论》一书，想请贵馆出版，但因他同贵馆编辑诸位先生不相熟，故我特写此信介绍，以便他和老兄直接接洽。专此敬颂

　　大安

　　弟 胡适 敬上

　　卅七，七，十九

　　应当说，胡适生前对于介绍与推荐人才一直乐而不疲，颇有“伯乐”之风范。向各大院校推荐某位学者任教，或者向出版机构推荐出版某位学者的著述，这类内容的信件，胡适写过不少。上述这一通“佚信”，不过是流散外界多年的胡适众多此类信件之一罢了。

　　据考，胡适信中的提到的陆季蕃，1948年时为厦门大学法律系主任。其人早年在北平《法律评论》杂志上撰发过多篇法律专业的研讨论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活跃在“法律评论”领域，在平沪各地报刊上多有相关言论发表。直至1950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主办的《新中华》杂志上，还曾撰发多篇关于新民法基本原则、体系、范畴等方面的研讨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这么一通“推荐信”中，可资挖掘的所谓“学林掌故”及相关史事虽不十分丰富，可以“李伯嘉”为单独收信人的胡适信札，仅据笔者所知所见，目前存世者仅此一通。且与本文前述那一通胡适致李伯嘉、丁穀音的信件，同属《胡适全集》失收的“佚信”，自然也是弥足珍贵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