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号与感叹号

　　张心科

　　有次一家人晚餐时闲聊，女儿说，她妈妈写文章喜欢用“。”，她写文章喜欢用“……”，我写文章则喜欢用“！”。我当时一笑了之，没有在意。妻子元枝也曾批评我写的文章有三个缺点：一是喜欢用长句子；二是喜欢用“的”字；三是喜欢用感叹号。几年前《课程·教材·教法》编辑部主任刘启迪先生打电话要我修改《论言语形式在阅读与写作教学中的归属》时，提到文章中问号、感叹号太多，我按他的要求改了三遍，又让我妻子改了两遍。在给刘老师的邮件中，我说共作了四方面的修改：一是用词偏激或文字不通之处，二是把长句改短，三是压缩小标题，四是少用问号、感叹号。

　　标点符号是文章的表情。我经常用问号和感叹号，大概是我在文章中既喜欢追问又喜欢决断，这当然与我的性格有关。就性格而言，多疑善问、真诚感性当然是优点，但是对于写文章来说就未必。《文心雕龙》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也就是说，文章要通过文字来节制自己原生的情感、想法，这就是所谓的“修辞”吧。例如原文中这一段：“言语形式只是阅读教学内容吗？写作教学中是不是也要教言语形式？或者说，当我们在教一篇课文的言语形式时，到底是在进行阅读教学还是写作教学呢？如果说阅读教学可以也应该教学言语形式，那么是否能像上述论者所断言的真正的阅读教学只需要关注言语形式？真正的阅读教学内容是其所强调的静态的言语形式，还是言语内容以及动态的阅读技能呢？”连续的追问确实让人畅快，但写文章不是与人辩论。后来改成“其实当我们在教一篇课文的言语形式时，并不清楚到底是在进行阅读教学还是写作教学。如果说阅读教学可以也应该教学言语形式，那么还应该追问是否像上述论者所断言的只需要关注言语形式，真正的阅读教学内容是其所强调的静态的言语形式，还是言语内容以及动态的阅读技能。”问句改成陈述句、问号变为句号后，语气缓和了许多，就像与人交谈相互商量一样，其实学问的本意就是切磋，而不是说服。又如原文“一般教师能意识到阅读技能的重要，在教学设计时却很少将其列入教学目标，教学实施时也不明确地向学生提示，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听课者、评课者又并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明显的不妥！”“本世纪初乃至如今的将不分析文本形式的教学斥为没有‘语文味’，其实都是一种心理惯性在起作用！”中的感叹号也改成了句号。其实这两处没有必要用感叹号，用了在我看来是加重语气，在他人看来是故意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话说回来，写文章不是泼妇骂街，不必以声壮势。

　　记得童庆炳先生一直主张写文章要“轻轻地说”。童先生去世后，他的散文集《旧梦与远山》出版。他的弟子孙书敏深谙老师的为文之道，她在为该书写的评论中写道：散文的真固然是对外在世界描摹的真切，更是人内在情感世界的真挚，但艺术的节制在散文创作中仍然很重要，思想提升能增添散文的思之韵味，构成了童庆炳先生散文内质美的又一侧面。《旧梦与远山》真实生动的细节描绘，统领于思想中，情感中，获得一种节制美。每篇散文的情感漫过细节和思想的盘结，获得更为合理的形式。这使思想不艰涩，细节不琐碎，情感不过度。全书呈现出一种思、事、情恰当结合的写作状态。正如这篇书评的题目《虽瘦实腴，质朴的力量》所揭示的，虽瘦实腴，质朴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还有一次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方克强教授给朱国华的《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写的序，其中写道：值得一提的是朱国华的问题意识，常常喜欢将陈述句转换成疑问句，通过句式的“符号暴力”强制读者思考。看来喜欢用问号不止我一人，而且喜欢用问号，不仅说明论者有问题意识，更有读者意识。

　　后来读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其中有一处妙语，也是谈标点与文意乃至作者性情之间的关系的，他写道：我想，如果标点顾炎武的文章，最好只用逗号和句号，而不要滥用感叹号。黄宗羲的文章不一样，可以多用感叹号，他的激情澎湃和顾炎武的深思熟虑，就是不一样。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顾炎武的文章风格，我想，那就是：干净利落。有古朴之风，而无轻佻之病，这可是典型的中年文字。黄宗羲到老，笔下依旧有青春和激情；而顾炎武写文章，始终显得很冷静。看来标点符号的使用还与作者的性情或者写文章时的心境有关。我年轻时写文章喜欢用感叹号，现在有意去改正，尽量用句号。此外，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论文、著作中长句子多。元枝读我写的《语文阅读教学设计：精要的内容与适宜的形式》书稿，她发现我在书中喜欢用“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或者说”“进一步说”这样的短语。这确实是一个大毛病，大概是因为我急切地想把道理说明白，所以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反复申说，但是读起来让人觉得累赘，不够“干净利落”。这也可能与长篇论文著作这种文体有关，因为要讲究论述的全面和深入，所以必须这样多面出击、层层深入，而不是古人札记著作，是刹那间直觉所得（“日知”），片言只语即可道尽，只有认识和观点，不是推理演绎，故不必长篇大论、反复言说。这与有些人故意把“人都是要死的”这句话说成“没有一个人会活着离开地球”通过绕的方式把简单的常识弄得玄虚和复杂以显示高深不同。

　　2 0 2 0 年9 月2 0 日的《上海书评》发表了《陈平原谈现代中国学术史与述学文体》，其中写道：标点符号的引进，谈的人比较多。我关心的是每一种标点符号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比如哪些人喜欢用感叹号，哪个时代遍地都是感叹号，着重号、反问句的情况又如何。这些与标点相关的表达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风气以及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真是一个观察历史的好视角。元枝读后对我说，我平时写文章喜欢用感叹号，除了与我的性格喜欢强势表达，喜欢下断语，且笔底常带感情有关外，可能还与我曾经长期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民国一段有关，因为民国人的文章和著作中遍地是感叹号。

　　最近读钱振文著《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在1925》，里面记叙了心理学家张耀翔在《心理》杂志上发表统计中外诗人的诗集中标点符号（主要是感叹号）使用的《新诗人的情绪》，发现中国新诗人特别喜欢用感叹号，平均每四行就有一个感叹号，所用感叹号的数量是外国诗人的六倍，所以得出民国“中国诗人比外国大诗家六倍易于动感叹”的结论。他还就此写了一首白话诗讽刺中国诗人喜欢用感叹号的现象：“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让人忍俊不禁！虽然是批判和嘲讽，但是他在诗中有意不用感叹号。

　　古人行文不用标点符号，读者需要明句读才能通文意，且所用是简单的圈、点，这可能与古代书写是竖排直行而加多种或复杂的标点会影响书面的美观有关，也可能与文言中有“夫”“惟”等发语词、“也”“矣”等句末语气词以及“……者……也”“……之以……”之类固定的句式而可以据此判断句子的起讫有关。不用多种且复杂的标点，好处是可以锻炼读者的理解（所谓“识文断句”）能力，也赋予其自主解读的权力和获得创造性解读结果的乐趣；弊端是既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也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相反，从1919年之后伴随着白话文的推行、汉字横排的推广才开始通行的新式标点，因为有多种，所以能直接、明确地表达出词句的含义、词句之间的关系、作者的情感等。不过，有时候也会因为作者使用标点符号的不好习惯而给读者带来理解障碍或者不适感觉，所以写文章时需要时时注意，改文章时应反复推敲。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成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