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夜晚

　　最后的夜晚

　　田十七

　　一

　　我来到《主角》这个剧组完全在计划之外。左手被塞了一叠剧本，右手被塞了一叠资料，回头就已经站在了剧组的苹果箱上往一根柱子上缠绕廉价的灯串。今天已经是拍摄的最后一天，组里只有零零散散的人艰难维持着有限的效率。制片艾米告诉我，这个剧组因为生病倒了一大片，什么甲流乙流，全都在同一时间蔓延，庆祝着细菌病毒的盛世。也没人知道谁得了哪一种。

　　“反正今天能来的都是大恩人。”艾米说这话的时候，我正绑完灯串，开始往墙上粘上世纪二十年代风格的海报，艾米蹲在一边给我撕要用的胶带，发出规律的刺啦声。

　　我说别，老朋友了。

　　从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我成为了在不同剧组里流窜的“电影民工”。通常都是独立的小成本电影，短片很多，长片也有，什么职位都干过。一开始大多数时候我都在纽约，后来偶尔也随剧组奔波，逐渐便喜欢上蚂蚱般跳跃的生活。我叫自己自由职业者，别人叫我无业游民。

　　导演叫陈年，但除了拍戏时朋友都不叫他陈导，叫他陈老板，一是因为他总是说要做生活的老板，而不是生活的导演。

　　“导演导演，导了得有人演。生活怎么演？”

　　二是因为他很有钱。

　　“钱买得到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世界上有太多钱买不到的东西，比如理想。”

　　陈老板对理想很固执，甚至于有些极端，哪怕是在艺术学院都显得格格不入。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教学楼门口的屋檐下，在乱飞的雨丝里他问我我的理想是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想当个自由的人。其实我当时也没想好答案，只觉得理想是个太虚幻的东西，也得有一个故作高深、不切实际的回答才好。那天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在脚手架上摁灭手里的烟头，郑重其事地握了握我的手，说，你好，我叫陈年。

　　他总是说，他要发扬纽约华语电影，他要讲在纽约的中国人的故事，所以他毕业之后也不会回去。伟大的理想高于一切，陈年很认真地把这句话写进他的生活里，以及他的电影里。当然我并不知道如何评判一个人的理想伟不伟大，但显然陈年有一套自己的标准。

　　他是个飘在空中的气球， 迟早会碰到一根针来戳破他美好的泡泡，这是艾米的评价。她说，在这个世界上，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已经是一种特权，而认识不到自己的特权是一种不聪明，也是一种不幸。我知道最开始的时候艾米与陈年关系并不好，讲起话来针锋相对。陈年的宗旨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而艾米却完全相反，能用别的方式解决就绝不会花一分钱。在多年的斗争之后，他们最后竟达成了一个平衡，陈年负责出钱，艾米负责算钱。

　　“他明天就飞回国，之后的事情也得让你再帮帮忙呢。”艾米把剧本卷成一个筒，敲着围墙。这个天台的围墙一米多高，顶端被设计成了花坛的样子，然后种上了狗尾巴草，好像这样就能给这个钢铁做的城市增添一丝自然和柔软的气息。随着艾米的敲击，种在围墙上的狗尾巴草发出簌簌的响声。

　　我点点头，目光越过艾米盯着陈年站在监视器前若有所思的剪影，突然觉得喉咙干涩起来，发不出声音。陈年今天格外沉默，只一根接一根点着烟，把自己藏在打着卷的烟雾里，成为渡劫的神仙。

　　五年前的声音又回荡在我耳边——世界上有太多钱买不到的东西。我还记得他阐述着理想、自由、爱与人类时的意气风发，一时间很难把那个形象和现在的他重合起来。我们没有人说话，空气像是掉了帧般空白，好像时间变得断断续续的，令人感觉不安。陈年抬头看了我一眼，他扯了扯嘴角，然后放弃露出一个打招呼的笑容，只继续低下头盯着监视器，然后对灯光师说，再暗一点。

　　我不敢问得很具体，但隐隐有听说是因为他的外公住进了医院，情况不太乐观。在三年前的时候，从小把陈年带大的外婆住院了，但陈年并没能够赶回去，也最终没有能见上她最后一面。那是他在顺风顺水的人生中第一次发现，原来亲人是会离去的，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祈祷也并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悲剧在人间。人的成长有时候是一瞬间的事。比如陈年就突然意识到原来人生中不只有“学习”和“工作”这两件事情，“理想”也并不能拯救一切，甚至于其实什么都不能拯救。

　　这一次陈年终于要回去，这部影片也将成为短期内陈导最后一个在纽约的作品。

　　前些天他在微信上问我，你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用尽一生学会面对死亡吗？还是说学会离别？死亡和离别好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我说离别会给你再次相见的希望，但死亡不会。

　　二

　　艾米下楼去迎接刚到的几位群众演员，留下我最后调整几张木头桌子的位置。陈年在和摄影师与女演员沟通景别。摄影师Alex做事很认真，总是一点点琢磨着细节。女主角的演员我还不知道名字，只听大家都叫她剧中角色的名字，索菲亚。

　　我象征性地挪了挪几个桌脚，尝试让它们稍微错落一些，就走到美术指导边坐下。美术指导一直安静地蹲在角落，好像对我和艾米在做什么并不在意。他手里揪着一把从围墙上摘下来的狗尾巴草，把它们撕得零零碎碎扔在地上，然后又捡起来再重新揉成一团。他的眼神看向陈导和Alex的方向，又好像透过他们在看向无边的黑夜。

　　这是长岛市一个公寓的顶楼天台，往外望去是一片漆黑的夜空，和远处夜空下密密麻麻的高楼。那是曼哈顿。曼哈顿没有夜晚，林立的高楼内部从不关灯，勾勒出的天际线早已成为许多人心目中城市的代表。长岛市却是有夜晚的。长岛市也建起了很多高楼，也有好看的内透光，但是被厚重的黑夜包裹着，显得安静冷清。我们的天台和曼哈顿之间就被这种黑隔开了，像是隔了一层沉重的风吹不动的帘子，被分成两个世界。

　　许多没有到过纽约的人也许会记得曼哈顿，也或许会熟悉布鲁克林，但不知道长岛市。长岛市是长岛最西端的一个区域，在十九世纪末并入了纽约市，最后成为皇后区的一部分。它与曼哈顿岛只有一河之隔，离传说中富人青睐的“长岛”却很远。一字之差，却有很不同的境遇。曾经有一位司机师傅告诉我，在从前长岛市是一个衰败的工业区，除了工厂就只有天桥下站的那一排裸露的揽客的女人。

　　“那时候的这里你没见过，破败，混乱。但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也许是因为曼哈顿地块的饱和，也许是因为交通的发展，长岛市突然就涌入了许多亚裔居民，并且留学生不占少数。

　　“很神奇吧，我年纪也不是很大，但还是能很清楚地感受到这块区域文化的建立和发展。真的很神奇，好像这么多年过去，纽约依旧欢迎任何人来改变它、塑造它。”

　　但长岛市始终与曼哈顿是不一样的。我想起看到过的许多长岛市的公寓出租广告，无一例外宣传着能在这里看到曼哈顿天际线，并且距离曼哈顿只要一站地铁。好像曼哈顿永远是曼哈顿，或令人向往，或令人厌恶，或令人爱恨交加。曼哈顿不在乎，长岛市却在乎，尝试与曼哈顿沾亲带故。

　　它是纽约，但它不是人们心目中的纽约。人们用它来眺望传说中的纽约。

　　陈导要的就是这种氛围。艾米曾兴奋地告诉我她是多不容易弄到这个符合陈导要求的天台的拍摄权，甚至还打入这幢公寓的住户内部借到了一些样式不错的桌椅板凳，并花三美金淘到了一堆二手餐具，在天台布置出一个“露天餐厅”般的角落。我说陈老板的预算什么时候也这么紧了，艾米说，那可不一样，该省省该花花。

　　我和美术就无言地蹲在一起，他看着黑夜，我看着他手里的狗尾巴草。许久之后，在大概艾米要带着群众演员们回来的时候，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却问我有没有在梦里跳过楼。

　　“这个天台就是梦里才会出现的，往远处看，这个世界看上去太不真切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黑夜另一端的天际线，回答说，有的吧，但在快要落地的时候就醒了，也总看不清梦的样子。

　　“那如果我跳下去，你觉得我会在快要落地的时候醒来吗？”

　　没等我慌乱地做出反应，他第一次从黑夜中收回了目光，说，他叫李奥，曾经也是摄影师。

　　曾经也是摄影师，我细细地咀嚼了一下这句话。

　　我突然想起李奥这个名字，是比我大三届的学长。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微信群，李奥这个名字总是最活跃的。无论是买卖二手家具，水课抢课攻略，还是剧组招募，他都能说上几句。许多人叫他Leo哥，他却一遍遍强调，叫他李奥，中文名，木子李，奥数的奥。

　　我不太爱看群消息，但也难得记住了李奥。曾有一次还差点去当了他的摄影助理，只可惜原本的拍摄计划因为疫情被无限推迟。当时他还客套着下次再合作，我也连说以后一定有机会的。没想到在几年之后竟然兑现，只是他再也不当摄影师了。

　　我不知道他是假装没认出我，还是真的没认出我。

　　在大约两三年前的时候，有一部片子叫《奥德赛》，讲述了一个青年从海外回到中国寻根的旅途。这部片子获得了许多独立电影节的奖项，却从来没有人去现场领奖。艾米也曾在其中一个电影节当志愿者，向我吐槽又是一个以为自己很特别的怪艺术家。

　　“有这么多荣誉却无人认领，”艾米曾评价道，“像一只被遗弃的流浪动物。”

　　流浪动物，艾米是这么形容这部电影，我竟觉得这是一个比《奥德赛》更适合影片的名字。流浪的动物想要找到家，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征程。可是流浪动物的家又在何处？是不是在踏上旅途的时刻就注定了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只会越往前走，走进更多的迷雾？

　　“怎么会呢？总有一个终点，总有一个答案的。”艾米显然不同意我的观点，她一向把事情想得很乐观。

　　在沉寂了几个月后，这部影片传来了新的消息。导演其实在电影剪完之后就自杀了，自然没有人会前去领奖。

　　“那是谁报的参赛呢？”我问艾米。

　　“不知道，他给自己取化名埃奥罗斯。”艾米的消息很灵通。

　　风神埃奥罗斯，很有意思的名字。在荷马的作品《奥德赛》中，埃奥罗斯的个性变幻莫测， 曾帮助奥德修斯返乡，但又拒绝了再次帮助。

　　逐渐有许多版本的故事流传起来。有人说一切都是宣传的手段，哗众取宠罢了。有人说导演并没有去世，只是抛弃了他自己的名字，换了一个新的身份。

　　但是有一个版本的故事传得最细节生动。据说导演有遗传病，家族中的每一位男性都在三四十岁的年纪去世。导演不想就这样奔赴既定的命运在病痛中离世，于是拍完这部影片成了导演计划好的在人世间做的最后一件事情。然后这部影片就全权被交给了他的摄影师。

　　我突然觉得，那个摄影师就是李奥。李奥就是埃奥罗斯。

　　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李奥就是这样突然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微信群里没有了他的名字，所有人都被他单方面删除了，好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许多人都以为他是放弃了电影的道路，又或者是患上了一些自诩艺术家的人常患的精神类疾病。如果不是退群消息，也许很多人都会怀疑李奥的存在只是记忆的差错。如果不是这次相遇，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想起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人。

　　如果说敢于坦然面对死亡是一种勇敢，我不知道安排自己的死亡是一种怎样的态度。越细想，我就越不知道人类应该怎么面对死亡这个终生的课题。《奥德赛》的导演给自己制定好了路线奔入死亡的大门，但是《奥德赛》活下来了。李奥好好地活着，但过去的李奥在哪里我不得而知。也许还存在于李奥自己的记忆里，也或许已经被打碎了。或者是，李奥还是过去的李奥，只是他以为一切都只是他的梦境？

　　我有无数的问题想问李奥。

　　三

　　女主角的演员在一边读剧本，一边让化妆师给她最后补妆。陈导就靠在桌子边给她讲戏。

　　这是一个关于分手的故事，男女主角就是在这个天台见了最后一面。剧本我只来得及匆匆读了一遍，大约知道是一个关于在纽约漂泊，最后因为异国而分离的爱情故事。我一向不太喜欢悲伤的结局，也不太喜欢爱情故事，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很多人的缩影。拿到剧本的时候，我问陈导怎么想到写这么俗套的情节，他很不屑，说不俗那还叫爱情吗。

　　于是我接着问他，原来纽约有爱情吗？

　　他沉默了一下，说有的。爱情的产生多么容易，又不是什么很高级的东西，只是消散得也更加容易罢了。

　　今天要拍摄的是最后剩下的两个场景，男女主角的第一次见面和最后一次告别，都在这个天台的餐厅里。我能隐隐约约听到陈导的声音里包含一些关键词，比如磁场，比如缘分，比如命运，依旧是陈导很抽象的风格，比四周飘的烟雾还不实际。陈导讲完戏之后看了看表，说不应该啊，十一点多了，小高怎么还没来。

　　小高是谁？我问李奥。

　　李奥看了看时间，面无表情地又盯回了黑暗里，略过了我的问题。

　　艾米带群众演员来到了天台，他们要饰演背景中其他在这个露台餐厅吃饭的客人。本来有一些空旷的地方突然热闹起来。我注意到里面有一对老年夫妻，两对中年夫妻，还有四五个年轻人。她热情又有条理地招呼每个人，互相介绍并做出不同的安排。她就是这个地方最有活力的人。

　　当她从人群中回来的时候，也问了一样的问题：“小高呢，他还没来吗？”

　　小高是饰演男主角的演员。出人意料的，他并不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他是商学院的学生，演戏只是他其中一个小小的业余爱好，却莫名有天赋。除了演戏以外，他还喜欢滑雪和攀岩。听说他已经提前拿到了工作offer，过几个月毕业后就即将去一家金融公司工作。那之后他就没有时间演戏了，也许这一部短片是他最后一次当演员。为了支持他，家里人给他在纽约买了一套房，在中城东。他和女朋友一起养了一只白色的德文卷毛猫和一只双色柯基犬，正在准备毕业就结婚。前程似锦，是所有人对他的评价。

　　除此之外，他性格也特别好，谦逊有礼，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迟到。

　　“所有人都羡慕他，甚至羡慕得有些妒忌。我都已经嫉妒得快疯了。”艾米开玩笑地说。

　　天台的信号很微弱，艾米给我讲的时候正站在围墙边上试探着信号最强的角度。她开着电话免提，手机里传来电话无人接听后自动跳转到语音信箱的机器声。

　　在等待的时间里，大家懒散起来，三三两两地聚集闲聊，像是一群没有纪律的鸽子。在艾米接连尝试了不同方法都联系不上的时候，陈导很烦躁地掐灭了手上的烟，深吸一口气，看了看手表。我同样看了一眼时间，这时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离预计的开机时间已经超出了一个小时。

　　陈导最终无奈决定，来吧，先拍别的。于是大家又熙熙攘攘回到自己的位置忙碌起来，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人真正关心小高为什么没有来。有人吐槽，现在的人怎么这样，没有责任心。

　　在大家做最后的检查和调整时，陈导回到了监视器前，在嘈杂中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身，一会儿来回踱步，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艾米则又下了楼，她去找信号好的地方继续给所有认识小高的人打电话，也顾不上大多数人已经入睡了。除了小高缺席以外，今晚的开机是平稳的，拍摄也是平稳的，群众演员和女主角的发挥也很平稳，借来的桌椅板凳也都很平稳。

　　“太平静了。”李奥还坐在原来的角落里。

　　“是啊。” 我不太擅长进行沉默占了大多数的对话。

　　“如果小高能快点到，我们还能比预计时间更早收工。”我补充了一句。迟到在剧组并不稀奇，也许他很快就会过来。

　　“不是好的。”

　　“这是什么意思？”

　　“直觉。” 李奥惜字如金。

　　我完全不能理解李奥的意思，但也不知道如何往下问。早些时候，我已经注意到剧组的其他人都不想与他有任何交集，哪怕是工作上的交接也尽量减少交流。或许是在前几天的拍摄中已经体验过了李奥身上的黑压压的气场，或许是不敢猜测他背后的经历，又或许是没有耐心去解读李奥难懂的字句。

　　我想李奥是感觉到了什么，又希望只是他思虑过度。

　　拍摄结束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陈导拍了夜景，拍了露台餐厅的氛围，拍了女主角，也拍了群众演员，甚至还叫副导演做了男主角的背影替身，把只拍到男主角轮廓的片段也完成了。距离整个电影完成只剩下了有男主角脸的片段。几个小时过去，艾米很无奈地宣布，小高依旧杳无音信。艾米甚至还找了小高公寓的管理处，他们说敲门许久小高都没有开门，他们不能擅自进入住户的房间。持续的尝试一无所获，人群开始躁动起来。几个工作人员蠢蠢欲动，探头探脑地向艾米打听接下来的计划。录音师已经头也不回地离开，他说他要回去睡觉了，干等着要另外加钱。

　　艾米顶不住众人的压力，向陈导发出疑问：“收工吗？”

　　“再等等吧。”陈年拿出了笔，开始皱着眉头在剧本上写写画画。

　　有些人已经离开，有些人选择留下。我们选择留下的，就坐成一圈讲自己的故事。

　　四

　　“让我和你们多待一会儿吧，让我看看你们这些孩子。”

　　在今晚的群众演员里有一对老夫妇，我们叫他们王阿姨和阿叔。他们是群众演员中唯一选择一起留下的。艾米劝说他们早些回去休息，王阿姨却突然开始不停地流眼泪。阿叔熟练地从衣服里侧的口袋掏出一叠餐巾纸，搂过王阿姨给她擦眼泪。

　　我一直以为王阿姨是比较活泼的。刚才在拍摄的时候，她总是兴致勃勃地跟在女主和导演身边，进行一些自认为很专业的指导。

　　“这个桌子要这样放的呀。”

　　“导演啊，要不要把那个花摆摆正。”

　　“小姑娘，你头发弄弄齐。哎，这样精神。”

　　“导演，这个光线不大好看啊。”

　　……

　　阿叔是不太讲话的，一直都默默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把目光停留在王阿姨穿梭于不同工作人员之间的背影上。他给王阿姨擦眼泪的时候动作很熟练，表情却有点不知所措，似乎是因为大家的注视让他紧张。王阿姨的哭泣没有声音，我们只能看到眼泪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不停地涌出来，被纸巾擦去，然后又不停涌出来。她低头用双手环抱着自己，像一尊流泪的圣母像。

　　艾米抱住了她，轻轻拍她的背。我们围坐在一起，安静又紧张地看着她们，好像坐在这里就能分担一些她的悲伤。我突然觉得，这个场景很像互助会。

　　王阿姨给我们讲了她的故事。

　　故事的开始很寻常。三十年前，王阿姨和阿叔都是中学教师，有一个优秀的女儿，名叫夏天。上海，一家三口，拥挤的公寓，潮湿得要发霉的天气，冲破闷热的蝉鸣。这几个关键词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普通的夏天，一个普通的家庭。以及，一个普通的悲剧。我只能从断断续续的抽泣里勉强组成夏天的故事。

　　“我给她取的名叫夏天。”

　　“英文名也想好了，就叫Summer。”

　　“因为想让她像夏天一样快乐。”

　　“也因为她出生在夏天。”

　　夏天好像可以是寄托了一切美好的代名词。

　　原来阿叔姓夏。但他只让我们叫他阿叔。

　　后续的故事我们无从窥探细节，只知道夏天的生命也停留在了十八岁，就在高考后的那个夏天。

　　“那时候的高考还是在七月，还是先填志愿后出分的，她最想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王阿姨说，“已经这么多年了啊。”她的眼泪已经不再流了，但也还没有干，在脸上留下一道道痕迹。她抱着艾米喃喃，如果真的有轮回，夏天应该还是你们的姐姐吧。

　　后来王阿姨和阿叔又有了一个儿子，他也成为了他们来纽约的理由。

　　“他来了纽约就不肯回去啦，说要把我们接过来住，我们也拗不过他的呀。” 两代人的矛盾在这时候开始凸显出来，孩子自以为已经熟悉了纽约的风土人情，总是不耐烦地露出“这是纽约的规矩”的高傲态度。老两口想亲近儿子，便更不理解为什么儿子拒绝他们插手他的生活方式。

　　“那些什么，洗碗的机器我们也不会用的，多少浪费水啊电啊。”

　　“我们英语又不好的，她讲的我们听啊听不懂，我们讲的她也不想听。”这里的“她”指的是儿子的妻子，应该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并不太会普通话。或者说，也不愿意与中文沾上什么关系。

　　于是后来他们就被儿子安排在了另外的公寓里。准确地说，在无数争吵之后，儿子和儿媳妇要求他们搬出去。王阿姨的声音有一点颤抖，阿叔拉着她的手，艾米依旧抱着她。

　　老人发现这么多年过去，突然就和儿子隔开了一堵磨砂了的玻璃墙，他们还互相望得到对方的脸，却辨认不清具体的五官了。想伸出手来触碰，触碰到的却是坚硬和冰冷。儿子不懂他们为什么无法跨越过来，他们也无法理解儿子怎么就去到了另一边。

　　病毒的袭击让他们永远无法问问对方，也永远无法拥有答案了。他们的儿子倒在了这个传说对年轻人没有影响的病毒里。

　　你们恨病毒吗？有人问了一个不太聪明的问题。

　　恨啊。恨天，恨地，恨人，恨命。恨到最后发现也不知道是在恨什么了。

　　王阿姨和阿叔在更多的悲伤里开始了无尽的争吵。她说要继续在纽约住。他说要回家去，回上海。她开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他开始整日去棋牌室打牌不回家。

　　“最后我们半年多都没有讲话。”王阿姨还挂着眼泪，说到这却突然笑起来。阿叔立即坐直了身子，紧张地擦了擦额头上不存在的汗。

　　艾米帮他们补全了剩下的故事。

　　艾米是在华盛顿广场公园遇到的王阿姨。艾米的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园看来来往往的鸽子，而王阿姨的爱好是坐在公园看来来往往的学生。纽约的三月天气开始好转，但依旧有下雪的可能性。于是就在三月第一周的一个雪天，艾米把滑倒在地的王阿姨送去了医院。也是这时候，阿叔和王阿姨结了大半年的冰获得了融化的热量。

　　阿叔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第二句话是，我不好意思说另外那三个字。

　　在王阿姨住院的那一周里，艾米每天都去看望她，给她讲大学的生活，给她讲怎么拍电影，给她讲自己想讲的故事。

　　艾米说，我没有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

　　后来王阿姨的骨折恢复得很好，出院休养后整个人更精神焕发了。艾米给她介绍了很多剧组群众演员的工作，她就开心地穿梭在年轻人之间。阿叔也没有再去打牌，开始一直跟在王阿姨身后。阿叔到这里，朝我们很不好意思地笑着。

　　“人走到最后，我们发现好像只剩下彼此了。”

　　有人问，那你们喜欢纽约的生活吗？

　　沉默片刻后，王阿姨说，纽约是儿子喜欢的地方。也是你们喜欢的地方。

　　五

　　王阿姨讲完她的故事的时候是凌晨四点零五分。十月天气已经开始冷了，昼夜温差也变得很大。尤其是在长岛市的深夜，风呼呼地吹，好像要钻进人的骨头。所有器材都早已关了，包括灯。我们偷偷点起了天台上的火炉，每个人裹着外套或是毯子坐在一起，已经早就没有了一开始的精神，却也不愿意离去，还希望着能把最后一晚的拍摄完美结束。大家伸出手感受火炉的温度，听着轻微的噼啪声。火苗映在每个人的脸上跳动，但我们看不清彼此的脸。

　　摄影师Alex说她饿了，要吃麦当劳。艾米拿着剧本敲了敲Alex的脑袋，从身后拎出来一袋硬邦邦的贝果，敲击它能发出一种奇怪的沉闷的响声，不知道是被冷风吹得这么硬，还是它本来就该是很有嚼劲。艾米同时还拿出了剩下的半盒原味奶油奶酪，说，将就着吃吧，要是太冷了还能在火上烤一烤。

　　我们每个人都向饥饿屈服，开始啃起了这种异常坚硬的圆形面包。第二个讲故事的人是女主演。她一边大口嚼着贝果，一边说，其实她的名字和故事中的女主角一样，也叫索菲亚。

　　她本来是不叫索菲亚的，她的父母给她的名字是贝拉，是美丽的意思。但她不喜欢这个名字，就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索菲亚，意思是智慧。

　　“美丽没有用，要智慧才有用。”

　　也许每个人都该给自己取名字，以此来代表自己而非别人对自己的祝愿与认同。

　　不过索菲亚确实长得很好看。她的脸上带着混血的影子，却又很柔和。她的中文说得很好，我们丝毫听不出口音，她甚至从来都没有去过中国，是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她说她是中国人，和那个爹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就是个垃圾。”这是索菲亚对父亲的评价。

　　“而她是个吃了很多苦的人。”索菲亚脸上浮现出怀念的神情，她在说她的母亲。

　　二十多年前，索菲亚的母亲才十五六岁，就跟着表叔踏上了偷渡的船。索菲亚不知道她的母亲来自什么地方，只知道是一个小村庄，因为她母亲从不提及，只是告诉她，别回去。在那里女孩子最多只能上到中学，然后毕业就会被安排嫁人生子。索菲亚的母亲就是在那个年纪，被家里的长辈安排嫁给隔壁村的瘸子，换来的彩礼要用来给弟弟盖房子。

　　表叔问她想不想跑，她说想，就来到了纽约。

　　索菲亚的母亲叫梅，一个很普通的，甚至于带有刻板印象的华人女性名字。对于无数追逐着美国梦而来到这个地方的人们来说，第一天踏上这个地方的时候梦就会破碎。而对于梅来说，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美国，什么是梦，只知道她想要离开那个村子。但离开那个村子之后呢？梅也不知道想要做什么，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但她以为自己至少是自由的。

　　她以为错了。表叔带她跑出来，她自然需要支付报酬。她每天的生活由地下室开始，在中餐馆后厨度过大部分的时间，然后又回到地下室的一张九十公分的床位上。她问表叔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地方，表叔说，那至少要等你嫁人。

　　表叔随口一说的搪塞话被梅听了进去。她嫁给了一个白人，也就是索菲亚的父亲。也真的因此离开了中餐馆。

　　“母亲就是这样，从一个陷阱迫不及待地跳进下一个陷阱里。”

　　在有了索菲亚之后，梅就没有再工作，而她最大的任务就变成了照顾好索菲亚，以及照顾好索菲亚那个“垃圾父亲”。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她找到了她的人生爱好。

　　梅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2005年3月14日：今天带贝拉去了社区里的戏剧活动，我忽然发现，我想要演戏。演戏让我第一次感觉活着。所以现在我要列一个计划，第一步是去找社区里的中文戏剧社，争取机会。同时我还要学习英语，我想要演英文的戏剧，现在的英语是不够的。听说社区中心有免费的英语课，我也要去试试。”

　　“2005年4月9日：中文戏剧社接受我的加入了，我去参加了几次活动，还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丽娜的家乡和我很近，我感到高兴。”

　　“2005年7月13日：我参加了一个中文戏剧的排练，我感觉我越来越喜欢演戏。虽然我现在还是替补，但是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很珍惜。我的英语得到了社区中心老师的表扬，说我是进步最快的。我现在已经能熟练对话，背诵台词了。”

　　“2005年10月22日：今天是我第一次英文试镜，他们说让我回去等通知。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感觉有点紧张，没有发挥好。他们的表情让我害怕。”

　　“2006年11月25日：一年多过去了，我还没有拿到任何一个角色。现在的我已经没有语言的问题，表演也很到位，但是我一直被拒绝。丽娜想让我回戏剧社，说她们还等着我回去，但我不想把自己限制在小小的社区活动里。丽娜说我们华人是没有机会的，劝我早点放弃。就因为我不是白人吗？我第一次恨我自己的外貌和血统。我还要坚持吗？”

　　“2006年11月26日：今天和本吵架了。他说如果我再每天出门的话，就要把我赶出去。他这几年第一次打了我，说我是只会用钱的废物。我想告诉他不是无所事事，但是我得不到机会。贝拉问我怎么不开心，我也很想有能力保护她。”

　　“2007年1月2日：新年，本又打了我。他带了别的女人回家。他想逼我走。我不能再出去试镜了，我得找一份工作。梦就到这里结束吧。”

　　日记最后停止在了2007年末，在贝拉，也就是索菲亚四岁的时候。索菲亚告诉我们，2007年开始母亲再也没有去试镜，又回到了中餐厅当服务员，努力积攒小费想要带她彻底离开那个男人。她对这一段记忆很模糊，已经不记得母亲是怎么离开了她。只知道从某一天开始，母亲再也没有回家过。

　　“那个垃圾跟年仅四岁的我说她死了，他说这是她的报应。”

　　后来索菲亚在日记里看到，华人餐厅老板骗走了母亲的所有积蓄，垃圾父亲要求离婚，但却要留下贝拉，于是母亲选择了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一切苦痛。

　　索菲亚扫描了每一页母亲留下来的日记，但她并不用翻开来看，因为内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

　　“一个两个，全是人渣。”

　　索菲亚是充满生命力的，但我不知道有多少生命力来自对父亲的恨，又有多少来自对母亲的追忆。她很聪明，演技也很好，在演戏的时候完全看不出她本来的样子。她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就是在空闲下来的时候点一支烟捏在手里，不抽，只是等着烟慢慢地烧完，看着烟雾慢慢升起的样子。在那个时候，我能看到她的眼神很不同，那种坚定好像在构建什么庞大的复仇计划。

　　在母亲去世后的日子里，索菲亚看着父亲一个个换着不同的亚裔情人，有些对她还可以算不错，有些给她带来噩梦，但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高中毕业我就没再见过他，希望他还活着，当然死了更好。” 索菲亚使劲地咀嚼着，咽下了最后一口贝果。

　　化妆师在来到这个剧组前就和索菲亚认识了。她们在一家奶茶店短暂地共事了一段时间后，索菲亚留在了奶茶店摇奶茶，而化妆师去了隔壁美甲店做美甲。

　　化妆师说，我更喜欢一些有创造性的东西，就像美甲，就像化妆，所有人都是她的作品。

　　索菲亚说，而我想把创作留给演戏。

　　索菲亚很认真地阐述了她的计划，她要继承母亲的梦想，希望有一天可以不用继续摇奶茶，而是可以当全职的演员。

　　化妆师却摇摇头，说，那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就只想打打工。

　　Alex原本一直沉默着坐在边上，好像是被坚硬的贝果噎住了一样，这时候却突然抬起头来。她接话，英雄所见略同。

　　我知道她和艾米的关系特别好，也是通过艾米认识的她。在毕业以后由于不愿意回老家，Alex家里切断了对她的一切经济支持，想要逼她回家，于是固执的她现在就寄住在艾米的沙发上。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年轻人，我也曾经像你们这样踌躇满志。

　　一向喜欢谈论理想的陈导竟然没有接话，还是颓丧地低头盯着监视器叹气，嘴里嘟囔着“关键时刻掉链子”。监视器早就已经关了，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黑色。他的手里捏着已经被覆盖了好多层笔记的剧本，在大腿上毫无节奏地敲着，旁边的椅子上堆满了被他揉成团的稿子。陈导又看了看手表，凌晨四点四十七分，距离小高失联已经过去了五个半小时，距离陈年的航班起飞还有不到六个小时。除了间歇性地拨打电话，听着一遍又一遍重复的机器音，我们不知道还能做出什么努力。有时候人与人的链接就是如此微弱，看似有越来越多的联系方式，要消失却同样很容易。最有趣的是，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软件联系不上，那可能怎么更换联系的渠道都是无用功。切断了手机的联系，就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

　　六

　　已经到了所有人都昏昏欲睡的时间点。李奥在另一排椅子上垂着头打瞌睡，巨大的困意让他低垂的头一顿一顿的。王阿姨和阿叔也终于拗不过艾米的坚持，先离开了。Alex已经眼神迷茫，她早就在睡着的边缘，却还努力睁着眼睛，像一条金鱼。索菲亚也很累了，靠在靠垫上对跳跃的火苗伸出双手，好像是在烤火，又好像是在虚空中抓着什么的东西。陈导已经抱着自己的头很久了，一抖一抖的，也不知道他是在笑还是在哭。化妆师是这个时候最清醒的，她甚至拿出了她拉来的行李箱，把她的美甲工具摊开在桌子上，问，有没有人想做指甲，今天限时免费。

　　这个场景就像李奥说的那样，好像在梦里，一切都有些古怪，我们身在其中又察觉不出到底古怪在什么地方，只好按照梦里的规则顺其自然地等待，听着虚空中并不存在的时钟滴答作响。

　　火苗烧得正旺的时候，我们被怒气冲冲的保安打断了这个古怪的梦境。他迈着有力的步子推开门，打着强力的手电在我们身上来回扫，把整个天台照得很亮。

　　艾米蹦起来在她的包里翻找，说我们有许可的，大楼签字的。

　　保安接过了那张质量很差但被艾米保存得很好的纸，却没有接过艾米同时递给他的小费，不知道是因为觉得不够多还是因为他的本性异常正直。保安皱着眉仔细读着，盯着写着“经理签字”的区域反复研究。看完之后又很严肃地在天台四处踱步，试图找出我们的漏洞。

　　漏洞最后还是被找到了。他用手电筒的光扫过明显不属于天台的桌椅和海报，定格在发出轻微噼啪声的炉火上，使跳动的火光一下刺眼起来。他得意洋洋地指了指许可上的条款，上面写着，不能改变天台的布局，不能使用天台的一切设施，比如炉火。

　　我们最后被全体赶下了楼。保安叉着腰看我们一点点收拾桌椅、相机和灯光等用具，为他自己的认真负责感到很自豪的样子。我们甚至也丧失了在楼下大厅逗留的权利，只好在隔壁的小路上蹲了一排，像纪律松散的鸽群在凌晨五点多召开会议。又有几个人离开，鸽子一只只飞走，只留下了最笨的几只守着机器和陈导，还有地上一只被压扁的老鼠。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提小高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不过是忘却了这场工作，也或者是很自私地不愿意在凌晨出门而已。艾米安慰陈导，失约在剧组不能算作不可预料的事情，这种不守信用的大有人在，不是大牌耍大牌的也屡见不鲜。李奥看起来心事重重，但他什么也没说，依旧坐在那个他给自己精挑细选的苹果箱上打盹。只有陈导烦躁却又无处发泄，只好在已经扁平的老鼠边上来回踱步，把一叠剧本甩得哗哗作响。陈导对其他人员的离去毫不关心，却对他的影片很关心。他回头看了一眼我们，拎起一页刚刚改好的稿纸说，剩下的，一会儿六点拍日出。

　　比日出先来的是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商务车在空旷的街道一路疾行，然后突然停在我们面前，电动门缓缓打开，一个人从里面掉了出来。我和艾米连忙去接，是一个打扮得很精致的女生。在她之后跟着出来的是四个同样打扮精致的男女，他们同样是来这里读书的中国学生。随着他们下车的还有浓烈的烟酒味以及各种香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陈导往我们这里看了一眼，又往更边上挪了挪，望着街道尽头漆黑的缝隙。我知道缝隙的另一边是河对岸，河对岸是曼哈顿。

　　下来的五个人里，两个一下车就蹲在地上吐，一个开始给另外两个人散烟。其中一个人看到我们，也蹲下来。他尝试跟艾米搭话，他说他是学导演的，大三，可以认识一下。

　　陈导听到了回过头看他，竟然没有问他理想是什么。

　　商务车停在路边不动了，司机师傅也下了车，他没有关上车门，我想应该是想要散掉一些烟酒味。他好奇地站在我们的器材和道具旁边左看右看，又打量一圈我们，最后犹豫着开口问，都是中国人吗？

　　“是的。”

　　“这个是在工作还是在上学哦？”

　　“毕业了，在工作了。”

　　“啊，工作了。现在找到工作了就好哦。”看着他一脸放心的样子，我不太好意思告诉他我们的工作可能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稳定。反倒是Alex很自然地接过话，开玩笑说我们跟开uber车是一样的，有单子就接一下，按单子算钱的，不过就是没有小费。

　　司机师傅暂时是不打算走了，很感兴趣地问了我们很多关于影片和器材的问题。李奥还坐在角落里发呆，艾米很热情地与师傅攀谈。司机师傅告诉我们他姓林，拿出手机翻了好久，给我们看他们家族在福州祠堂的照片。他说他有个女儿很喜欢画画，但是没想过去学，只是自己捣鼓一下，因为主业是要继承家里开的小卖部，在布鲁克林的八大道，生意还不错。

　　“小卖部现在都是我女儿在忙，没人的时候就会自己画画。我退休了，早上醒得早，闲不住就自己出来开一开uber咯。”

　　听说我们准备等太阳升起，拍一个日出，他索性跟我们一起坐了下来，目光也随着导演看向路那黑漆漆的尽头。我觉得他没有在看曼哈顿，他在望向他的过去。

　　“多讲点中国人的故事好啊。”

　　林师傅提起他年轻的时候很自豪，眼神变得很明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邮政工作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但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讲着一口熟悉的福州话，却打扮得很洋气。客人给他们带了很多在国内从没见过的零食、保健品、生活用品，不经意间挽起袖口露出手腕上的表。然后说，美国是个好地方，人人都能赚大钱。于是许多亲戚朋友都坐上了那艘去往大洋彼岸的船，林师傅也不例外。

　　“那时候谁知道，路上是会死人的。”

　　我猜想路上的过程与索菲亚的母亲梅的经历大抵相似，只是林师傅的描述相比索菲亚的转述更为详细。在遥远的路途上，有体力不支死在山里的，有生病死在货舱里的，也有起了内讧之后被扔进海里淹死的。

　　“我是幸运的，我们那批死了十几个人咯。”

　　索菲亚又点起了她从来不抽的烟，静静听林师傅讲他路上的经历。她坐在桌子上，目光看着飘起的烟被风吹成不规则的形态然后又散去。我想她应该是在想她的母亲。

　　林师傅到美国之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国梦，劝说他们来美国的亲戚只是为了赚几个人头费，而别的已经扎根的老乡只想压榨他们因没有护照而格外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的生活由零碎的片段组成，比如语言不通的困难、只能收现金的黑工、无法停止的劳作、被限制的自由，然后复制粘贴成一个个相似的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在这里他们都感受不到时间，感受不到空间，只有早日出头的企盼。

　　“什么美国梦，来了才知道上当咯。”

　　Alex连连点头，不放过这个攻击陈年的机会， “是啊，陈老板，虚无缥缈的梦有什么用啊？”

　　陈年皱眉，“梦和理想有区别的。”

　　“有什么区别呢？都达不到的。”Alex很不屑。她又开始念叨她那句口头禅，“年轻人，我也曾经像你们这样踌躇满志。”这时候她脸上的表情与她二十八岁的年纪格格不入，好像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八十二岁。

　　“我算是幸运咯。”林师傅又一次说这句话。

　　在大约过了十年劳工生活后，他非常幸运地获得了身份，并能够把妻女接过来，一起经营了一家小店。他说，别的人，除了寄钱回去，可能与家人都没有什么联系，更别谈见面。能寄钱回去，已经算是混得不错的人了。更多的人到现在都没能成功获得正大光明在这里生存的身份，也没能赚多少钱，甚至纽约的老鼠都活得比他们高调。喏，就像被压扁了的那只。

　　“那他们怎么不回家呢？”

　　“不行的，再也回不去了咯。”

　　他们一旦离开这里，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回来美国。而在所有亲戚朋友的眼里，衣锦还乡是唯一的可能性，没有第二种选项。如果说来的时候前路漫漫，但每个人都抱着梦想与希望。那真正踏上纽约的土地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归途才是一条更长的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完。

　　“父母亲过世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回去。那能怎么办呢？”

　　那能怎么办呢？可能这句话是他们大多数人内心的声音。是问题，也是答案。

　　天已经准备要亮起来了，我们能看到漆黑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显出蓝色的苗头。仅有的几个人开始架设机器，陈导已经彻底放弃小高还会出现的可能性，已经匆匆改好了新的镜头设计，与索菲亚交流一会儿的走位。他频繁地看着手表，计算着太阳升起来的时间，和他要去机场的时间。

　　“多讲讲中国人的故事，多拍点讲中国人的电影吧，年轻人。在这里，从来都没有人正视过我们。”我目送林师傅上车离开，这是他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我想以后也不太会再见到他了。

　　七

　　天边开始浮出一层明亮又柔和的橙色，像是一道撕开黑夜的口子，然后一会儿粉色就铺满了充满云层的天空，比落日要浅，比落日要梦幻。我们逐渐暖和起来，不知道是因为有了阳光还是因为我们搬动机器时大量的运动，又或者是因为心理作用。一眼望过去，道路尽头呈现的缝隙不再是漆黑的，由粉色和蓝色组成的天空背景里显现出曼哈顿的一截轮廓，两侧的高楼把这块明亮的区域夹在中间，像一个画框。架设在地面以上的一段地铁在这些剪影面前嘎吱嘎吱地经过，整个大地都颤抖着发出响声。错落的高楼在东河的另一头，很遥远的地方，像是一张贴图，与我们不属于同个世界。

　　陈导指挥着索菲亚在小路上走，让她的身影走向路的尽头，走向那些钢铁和玻璃组成的天际线，然后在她的白裙子快要和高楼反射的光线融为一体的时候消失在了路口，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让故事就停在这一天的日出吧。”陈导说。

　　好像是寻常的一天，太阳在早晨升起，但是小高没有出现。好像每天都是寻常的一天，但会有一个瞬间就跟昨天不一样了，然后才发现原来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值得珍惜的。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帝国大厦的顶端浮现出一圈金色的光晕。其他的建筑也是一样，被笼罩在淡淡的金色里，仿佛被太阳神所庇佑。我们在这里听不到曼哈顿的嘈杂，只是静静地看着这座城市在发出柔和的光。好像仅仅是这些光就能掩盖掉所有背后的辛酸与丑陋。

　　楼上有晨跑和遛狗的人下来，我们小心地看护着东西，不让这些狗在我们的机器上尿尿。有些人巧妙地绕过我们，有些人和善地向我们打招呼。有人问我们拍什么，我们说拍日出。

　　“那你们往那边拍干什么，太阳在你们的背后。”

　　他很疑惑地指了指小路的另一端，我们回头往另一个方向看，看见了金黄的太阳嵌在建筑狭窄的缝隙之间慢慢向上移。它平等地把光洒在所有建筑上，不论是高楼还是低矮的平房，也让照不到的阴影部分更加深邃。

　　此时的太阳像一个巨大的没有瞳仁的眼睛注视着我们，以及注视着地球上的一切。它看着万物，但是它不在乎。

　　我突然间不知道陈导是想要拍日出，还是想要拍曼哈顿。是热烈的光线吞噬了索菲亚，还是曼哈顿的高楼吞噬了她。

　　在获得足够的镜头后，陈导又坐回了他的监视器后面。其实监视器没有打开，Alex只给了他一块连着相机的小屏幕，我怀疑陈导是在脑子里把画面投影到了监视器黑色的屏幕上。陈导盯着黑色的监视器许久后，终于决定结束了整个片子的拍摄。

　　收工吧，他说。他得去赶飞机了。他的外公还在等他。

　　剩下的人开始匆匆忙忙整理所有的器材、家具以及垃圾。我们蓬头垢面地拎着垃圾袋在街头走来走去，街对面的流浪汉也拖着垃圾袋向我们大喊着打招呼，说早上好。艾米让司机开来了运器材的卡车，卡车再次轧过了街上那只早就被压扁了的老鼠，我想它已经和路面融为一体了，或许已经成为了马路本身。

　　这时候早间新闻被推送到了我们的手机上。在一块小小的不起眼的地方，写了一句话：一位亚裔高姓男子被推入地铁轨道身亡。我足足惊呆了有三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我收回手机，将它紧握在手心里，抬眼望向街道远处相对而立的两幢高耸入云的楼。两幢楼之间的缝隙中，洒满了金色的阳光。这种金色在不停涌动，漫延，热气腾腾，直接呼啸着滚动过来，钻进我的皮肤和骨头，升起麻酥酥的暖意。同时，光线刺得我眯起了眼睛，最后终于让我将眼睛闭上。透过阳光直射的眼皮，我能看到一片红晕。我就长久地微仰着脸，面对阳光，微笑着保持闭眼的姿势。

　　一切都在继续，一切都将继续。

　　作者简介：田十七，女，原名陈田田， 1999年11月出生于浙江诸暨。本科毕业于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和Stern商学院，商科、电影双学位，现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的商业分析硕士项目。曾在《江南》《青年文学》《西湖》《中国校园文学》等文学刊物发表小说，有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著有长篇小说《时光请别叫我念》。

　　【责任编辑　傅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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