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屠格涅夫

　　唐　诺

　　为什么读《父与子》？我想，应该是到了（重）读这部太热腾腾小说的时候了——尤其，如果你有些年纪了，不再那么轻易被骗、被唬住、被煽惑，不是只会用激情看世界；或，如果你小说阅读已达一定的量，不会太大惊小怪了，我心沉静，有余裕可以看到较细腻流动的部分。

　　其　一

　　书写者屠格涅夫，温和的文学巨人（成就，也是体型），我们先放一段他的话在这里，出自他另一部小说《烟》：“我忠于欧洲，说精确点，我忠于……文明……这个字既纯洁而且神圣，其他字眼如‘人民’……或者‘光荣’，都有血腥味。”

　　我无比同意。这番话，很清楚讲出了屠格涅夫的价值选择及其深深忧虑，他太灵敏的嗅觉（一种很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的能力）早早就闻出彼时还没那么明显的鲜血气味。今天，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堆下来，我们知道屠格涅夫是对的。屠格涅夫一直是比较对的那个人，只是当时人们不够相信他、不太愿意相信他而已，他极可能是整个俄罗斯时代最被低估的人。

　　不要向历史讨公正，我们能做的只是，竭尽所能让人类历史可以稍稍公正一些。

　　是这个最温和不争（或柔弱不敢争）的人，而不是性格强悍见解激烈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这部十九世纪俄罗斯（也许就是人类小说的第一盛世）最具争议的小说。说稍微夸张一点，《父与子》是炸弹，当场把一整个俄罗斯老帝国炸成两半，当然，伤得最重的必定是引爆者屠格涅夫自己。

　　时间点是这样，时间总是最重要——《父与子》写成于一八六二年，小说里的时间则是一八五九年（所以《父与子》是当下的、实时的书写）。这里有个巨大无匹的时间参照点：一八四八，人类革命历史不会被忘掉的关键一年。

　　我们稍稍花点工夫来谈一下，毕竟这是应该要知道的——一八四八，近代革命史第一震央的巴黎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并迅速席卷整个欧洲，于此，欧洲统治者中反应最快的反而是俄皇尼古拉一世，他立刻出兵荡平波兰如筑墙，把革命浪头成功挡在西边，并回头解散莫斯科大学如拔除祸根，高压统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往后七年，整个俄罗斯呈现全然的噤声状态，这就是著名的“七年长夜”，“活在当时的人都以为这条黯黑甬道是不会有尽头的……”（赫尔岑）《父与子》小说一开始，苦盼儿子阿尔卡狄回家的老好人尼古拉·彼得洛维奇陷入回忆，想起来的便是：“然而继之而来的是一八四八年，有什么办法呢？只得返回乡居，他很长一段时日无事可做，百无聊赖，遂关心起农业……”

　　雪上加霜，俄罗斯良心、心志最坚韧、最直言不屈的别林斯基就在一八四八年病逝，别林斯基也是屠格涅夫最尊敬的人，别林斯基大七岁，亦师亦友。《父与子》小说里，这对结伴而行的年轻人阿尔卡狄和巴札罗夫的关系样式差不多就是如此，屠格涅夫书写时有没有记起别林斯基呢？我相信，日后这三十多年（屠格涅夫单独活到一八八一年）他必定不断想起他这位光辉、无畏的朋友，在他需要做决定尤其需要勇气时如一灵守护，诸如此类时刻终屠格涅夫一生还挺多的。

　　又，最聪明且笔最利、批判幅度最大的赫尔岑亦于一八四七年去国流亡。扛得住压力的人不在，当时，整个俄国确实有瞬间空掉的感觉。

　　一八四八，历史地标一样的数字，已在在确认，这是革命戏剧性切换的一年，从遍地花开到归于沉寂，都在这一年——西欧这边：沸沸扬扬百年的欧洲革命到此终结，这一页历史翻过去了，西欧转向另一种前进方式，年轻人觉得较不耐较不过瘾的方式；俄罗斯这边：革命从此东移，新核心是俄罗斯，尽管一开始并不像，俄罗斯的当下景况无疑更没生气没空间可言，沙皇、东正教和农奴制这著名的三位一体铁桶般牢牢罩住整个俄国，但这是高压锅啊，无处去的能量不断地集中、堆栈、加热，历史结局，当然是炸开来撼动全世界且成为下一波革命输出中心的红色革命。

　　《父与子》的狂暴主人翁巴札罗夫，日后被说成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小说被推上这种政治高位，当然是文学的不幸。

　　一部小说就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必定是原本就有着够大够深的裂缝存在，如地壳断层那样，《父与子》恰恰好炸中要害——俄罗斯这个非欧非亚又欧又亚如冰封如永夜的沉郁帝国，其实是领先“西化”“欧化”的国家，启动于彼得大帝一个人的独断眼光。彼得大帝毅然把国都推进到极西之境，于芬兰湾涅瓦河口的沼泽地硬生生打造出新国都，这就是圣彼得堡，一扇门，一个采光窗口，一只“看向西方的不寐眼睛”。普希金的不朽长诗《青铜骑士》，写的正是圣彼得堡加彼得大帝，凝聚为这座青铜铸的跃马骑士像：“那里在寥廓的海波之旁／他站着充满伟大的思想／河水广阔地奔流／独木船在波涛上摇荡／……而他想着／我们就要从这里威胁瑞典／在这里就要建立起城堡／使傲慢的邻邦感到难堪／大自然在这里设好了窗口／我们打开它便通往欧洲”。

　　谈西化我们常忘了俄国，忘了这一有意思又极独特的历史经验。不同于日后西化的国家，俄罗斯完全是自发的、进取的，并非受迫于船坚炮利，因此原来没屈辱没伤害，西化是相当纯粹的启蒙学习之旅，充满善意和希望，是文明的而非国族的，也就和对俄罗斯母国的情感没有矛盾更不必二选一。可也正因为这样，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西化其实仅及于薄薄一层上阶层的人、贵族世家有钱有闲有门路的人。艾萨克·柏林指出来，这些西化之士是各自孤立的启蒙人物，只要是文明进步事物无不关怀，大而疏阔，且只停留于思维和言论的层面。

　　这就是一八四八年之前俄罗斯奇特的上下截然二分景观——为数很有限但热情洋溢的欧化知识分子，和底层动也不动如无岁月无时间的广大农民农奴。别林斯基如此说：“人民觉得他需要的是马铃薯，而不是一部宪法。”

　　来自西欧的伤害迟至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的挥军入侵。这场大战，俄方靠着领土的惊人纵深和冰封漫长的冬季“惨胜”。但尽管满目疮夷，俄国上层的西化之士心思却极暧昧极复杂，因为这是法兰西啊，这是第一共和之子拿破仑，是自由平等博爱云云法国大革命这波人类进步思潮的光辉成果及其象征，所以，这究竟算侵略还是解放？是壮阔历史浪潮的终于到来？毕竟，有诸多价值、心志乃至于情感是恢宏的、人共有的、超越国族的（彼时民族国家意识才待抬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小说中，我们读到，即便战火方炽，俄国贵族的宴会舞会（照跑照跳）里代表进步、教养或至少时髦的交谈语言仍是法语，甚至还对拿破仑不改亲爱不换昵称（依今日用语，可译为“破仑宝贝”）。唯家家悲剧遍地死人这是基本事实，平民也永远是战争最大最无谓的受害者。这场战争于是带来大裂解：其一发生在西欧和俄国之间，历史总会来到人无可躲闪的二选一的痛苦不堪时刻（格林讲的，你迟早要选一边站的，如果你还想当个人的话）；另一发生在上层欧化知识分子和一般平民之间，之前只是平静的隔离，如今满蓄能量如山雨欲来，开始滋生着怀疑乃至于仇恨。

　　最后决定性的一击就是一八四八了，其核心是绝望，双重的绝望——对欧洲绝望：革命不复，进步思潮全线溃败，西欧那些天神也似的人物一个个逃亡到大洋上的伦敦仿佛偌大欧陆已无立足之地，西欧自顾不暇至少已不再是答案了，俄国必须自己重找出路；更深的绝望则指向这一整代欧化知识分子，别林斯基已死，赫尔岑远扬，巴枯宁被捕，所有华丽的、雄辩的、高远如好梦的滔滔议论一夕间消失。比起单纯噤声更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变节，其中最骇人的当然是巴枯宁那份声名狼藉的《自白》（一八五一），他在狱中上给沙皇，满纸卑屈求恕之语，这所有一切原来如此一戳即破，没用，还败德。

　　一八五六年，七载长夜之末，屠格涅夫先写出了《罗亭》（很建议和《父与子》一并读），对屠格涅夫这样一个彻底欧化一生不退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当然是一部最悲伤的小说。罗亭这个人物据悉是依巴枯宁写成的，但其实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是相当成分的屠格涅夫自己。抱怨《父与子》对下一代年轻人不公正的人尤其应该也读《罗亭》，他写罗亭比写巴札罗夫下手要重，狠太多了，仿佛打开始就设定要暴现他嘲笑他（自己）——罗亭是那种春风吹过也似的人物，仿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议论，而且再冷的话题由他来说都好听有热度，如诗如好梦如福音。但屠格涅夫真正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人、这些个议论撞上现实世界铁板的狼狈模样。那是一连串荒唐的失败，甚至在失败到来之前人就先懦怯地逃了，农业开发不行，挖运河不行，连谈个真实恋爱都不行。罗亭一事无成，只时间徒然流去，只人急剧地老衰。

　　屠格涅夫对罗亭仅有的温柔是，几年后他多补写了一小段结尾如赠礼，给了罗亭一个体面的、巴枯宁理当如此却无法做到的退场——时间正是一八四八年，地点是革命风起但又败象毕露的巴黎街垒，一个华发的、身披破旧大衣的瘦削男子，以他尖利的嗓音要大家冲，但子弹击中了他，他跪下去，“像一袋马铃薯”。

　　一八四八年之后，已中年了或初老的这一代罗亭，由此有了个很不怎样的新名字，如秋扇如见捐的冬衣，叫“多余的人”。

　　《父与子》这部命名就已一分为二的小说，于是这么一刀两半——西化人士和斯拉夫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和民粹派，温和派和激进派，改革者和革命者。以及，应该是最根本的也最难真正消弭的，因为有生物性基础：中老年人和年轻人。

　　这个二分历史大浪一路冲进二十世纪的红色革命之后依然其势不衰。所以说，《父与子》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也很少被好好读，或说，一直被奇奇怪怪地读——极仔细极挑眼，凶案现场鉴识那样不放过任何一字一句的可利用线索；同时又最粗鲁最草率，但凡无法构成罪证或用为攻击武器就一眼扫过，或更糟糕，夸大的、扭曲的、随便的解释。这真是一部不幸的小说。

　　说现在应该是好好来读《父与子》的时候，并不是说此一二分浪潮已然止息，我们等不到这样的时日，人类历史也永远没这样的时日，我们活在一个动辄二分且二律背反的世界，人那种不用脑的激情也源源不绝，这就是人，“人真是悲哀啊”（美空云雀）。但从好的一面来说，这也是文学的力量吧，一部厉害的作品，总会深深触到人很根本的东西，几乎是永恒的东西，好作品总生风生浪。比方，中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二分，事实上，今天的“年纪战争”或“憎恨老人”显然比屠格涅夫当时更炽烈更普遍，也更反智放肆，所以，应该还没到历史最高点对吧。

　　世界冷差不多就可以了，剩下的得我们自己来——保持心思清明，并努力让它成为一种习惯，慢慢地，它会熟成为一种能力。

　　“我们有义务成为另一种人。”（博尔赫斯）

　　其　二

　　知道点《父与子》这段阅读历史的人，今天若沉静下来重读，必定会非常讶异这部小说本来面目的“柔美”——是还不到田园诗的地步，但就这几个人，这几处庄园，这里能发生最严重的事不过是一次失恋（巴札罗夫），一场虎头蛇尾毋宁是闹剧的手枪决斗（巴札罗夫和伯父巴威尔），然后就是书末巴札罗夫的死亡，不同于罗亭，他是诊治病人时感染了斑疹伤寒死自家床上的。

　　小说中的暴烈东西，就只是巴札罗夫一人那些冰珠子也似的、无比轻蔑还带着恨意、所谓“坦白到残忍”的议论，或说狠话——不是行动，从没有行动，只动嘴而已。

　　这部小说，屠格涅夫几乎不嘲讽。书中堪称丑角的就只有西特尼科夫这个可有可无的人。我忍不住想，这个故事要落到钱锺书手上会是何等光景，必定酣畅淋漓从头笑到尾无一人孑遗，就像他的小说《猫》那样对吧。毕竟，同样活在那种装腔作势的历史时刻，世界远远大于人，世界驱使着人，不断勉强人要这样那样，人被迫扮演自己还不会的角色，讲所知甚少的话，做各种不知后果的事云云。人不免是尴尬的、难看的，我最喜欢的日本谐星有吉弘行称之为“超出自身能耐的交际性”。

　　但有一个颇精巧的断言我倒同意，一般，这是同为书写者才能察觉的，因为这只隐藏在语调中、只是一种“势”——看巴札罗夫的登场架势，屠格涅夫的确本来是要嘲笑的，但屠格涅夫陷入了沉思，写下去有了不一样的发现和理解（“无法把自己变简单”）。这其实是常有的书写经验，敏锐无匹、也写过小说的赫尔岑便说：“写这本小说的屠格涅夫，其艺术成分比大家所想的要多。正因为如此，他才迷了路，而且，据我所知迷得非常高明。他原来要进一个房间，最后却闯入了更好的另一间。”同此，文学史上更有名的是稍后契诃夫那部非常可爱的小说《可爱的女人》，托尔斯泰引了《圣经》先知巴兰的故事说：“契诃夫本来要嘲笑这个女人，最终却祝福了她。”

　　写出来的小说和书写者的“原意”不一致。我们这里把“原意”括号起来，是因为这个词的强调带来误解，好像说的是之前之后两个不同的人，好像人只在构思阶段才算他本人。当然不是这样，这是连续的，而且是展开，稠密的、具体的、深向的展开，以及实现。构思阶段，事物（或说只是情节）的联系总偏向概念的、单向度的、大而化之的乃至于一厢情愿，这一处处的空白在书写里才得到补满；这些姑且的、勉强的以及并不成立的联系也到书写时才真正暴现出来，才被纠正甚至得放弃掉另辟蹊径；更好的是，有太多深向的可能性，只有固定成白纸黑字仿佛已成“实体”才呈现、才完整、才又生出再前瞻的新视野。书写不是只动手而已，事实上，书写时人的大脑活动更集中、更精纯、更炽烈且更持续，而且，不只脑而是人一整个身体，人的全身感官四面八方张开着，很多“感觉”“感受”云云这样朦胧的、悬浮微粒的、微妙到仿佛尚未成形的东西至此才有余裕捕捉、才加进来、才被思索和使用。此外，还有意志差异，构思时通常并不真的决定，书写则是真的做出选择，一系列不得不做成选择（所以犹豫、恐惧、不舍不甘心……），提笔是决志而行，玩真的了，马鸣风萧萧。

　　因此，书写成果必然大于、深于、好于构思（只除了构思里那些本来就该删除的不成立幻想），这一通则甚至成为书写成败与否的一个判准——如博尔赫斯说的，一部小说如果和构思的完全一样，那真是天底下最没劲的东西。

　　唯一可称之为风险的是，书写者最终可能变得太宽容。理解总冲淡掉一些怒气和恨意。

　　没等到对巴札罗夫的嘲讽（“不曾看到理所应有的抵抗”），大大激怒了屠格涅夫这一代、这一边的人；可下一代、另一边的人并不领情，除了少数那几个（如毕沙洛夫），年轻人仍认定这是诋毁、是侮辱。我猜，最不可原谅是巴札罗夫的死法，死得如此无声无味，而且，他们认定（或说看出来了），致命的不是伤寒沙门菌，而是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奥金左娃，她拒绝了巴札罗夫的求爱，天神也似的巴札罗夫怎么可以栽在这样一个女人手里呢？

　　屠格涅夫自己曾这么讲巴札罗夫及其死亡：“我把他构想为一个沉郁、质野、巨大、已一半挣出泥土、强有力、讨人厌、诚实、却因为还只算站在未来的门前而命定毁灭的人。”——站在未来门前所以注定毁灭这个未实现的想法其实相当精彩，我想屠格涅夫是真的先一步看到、深深有感于某个真相。的确，在我们这个人类世界、超前众人一大步察知、觉醒、习得并坚持某些东西，通常是危险的，像过早的花蕾结在还太寒冽、满满敌意的环境里，有时，光是太聪明、太有德、太用心高贵都会。但巴札罗夫的确没能得到这样悲伤或我们宁可称其为“悲怆”的死法，这几处过家常日子的俄国老庄园提供不了这样的死，也可以说，一八五九年彼时仍如永夜的俄罗斯还太早。

　　但别弄错了，奥金左娃可不是为毁巴札罗夫而生，这位美丽的、生命阅历远超出她年纪的有钱寡妇，是个远比巴札罗夫更复杂更完足成立的人物（比起来，巴札罗夫的求爱更像通俗故事里的莽撞年轻人）。奥金左娃慷慨接待他，感受到那扑面而来如未来风暴的强大力量，也被他吸引，但还远远不到昏头没自我的地步；她其实是善意的、温柔的，带一点应该可被宽恕的虚荣和自私。事实上，书末巴札罗夫死前，无惧感染赶到病榻前送走他的也是奥金左娃，不当啦啦队而是小说阅读者来看，这很动人，于真人真世界已算奢求程度的动人。奥金左娃的情感微妙分寸，以及她做决定前前后后的暧昧复杂心思分寸，还有她真诚但有限度的同情和负疚，这很难写好，是卡尔维诺所说真实稠密人生和充满间隙文字的无法穷尽落差，这些在书写时才一一浮现并不断折磨书写者的毫厘之差变化，把小说带往未知但更准确更丰饶的路。

　　小跟班阿尔卡狄也是，尤其最后一场，他极兴奋、却也有点背叛巴札罗夫之感地只身跑回奥金左娃家，不是找他以为自己跟着倾慕的奥金左娃，原来是那个安静的、如一直站阴影里的妹妹卡婕琳娜才对——阿尔卡狄这个“长大”和恋爱写得实在精彩，我们会忍不住翻回前头去找，但没事发生，也没有他“觉醒”的一点，更不靠冲突决裂无需弒父弒师这种俗烂狗血情节，阿尔卡狄就这么不知不觉但合情合理变了、大了，甚至心智成熟度越过了他的导师。最终一次，他和巴札罗夫告别那一段，毋宁更像悲伤的父亲看着闹别扭的小孩远去，而阿尔卡狄果然也没悲伤太久（补上这个，是屠格涅夫最厉害的地方之一）。

　　还有决斗受伤后的巴威尔，被巴札罗夫强吻后的小女人费多西娅，都是写得精彩的部分。

　　这就是赫尔岑说的“艺术成分比大家想的要多”。敌我二分的过度激情阅读，把我们拉回去那种最初级的、小孩子也似的听故事方式，这当然是返祖，是大退步。小说早就不是情节性地只注意发生什么事，小说更宽广也更富耐心地关怀这之前和之后，因为这样才完整，这才是理解，才是事件加上世界，才得到意义。尤其之后，人们遗忘了，相关人等失去重要性了，退下舞台了，其他文体不再感兴趣了，就只有小说像罗得之妻那样回头深深多看一眼，仿佛要完完整整记住它。“我记得”，这是小说之德，是这个文体最独特的温柔。

　　如格林《喜剧演员》书末——小说留下来处理尸体，整理遗嘱。

　　《父与子》的双方冲突只在言词上斗勇耍狠，我想，上一代的不满在于屠格涅夫总是让巴札罗夫占上风。但这么写也许并非偏颇，只是简单事实。关键在此——这应该是这部小说最被引述的段落，都出自巴札罗夫之口：“目前，最有用的事情是‘否定’，所以，我们否定。”“（否定）一切。”“首先必须清理地面。”

　　如此，巴札罗夫是不可能输的，因为他完全没东西要防卫，没有道德顾虑及其负重，不需举证。但日后一百五十年的斑斑历史，这样清理掉一切自然会生长出好东西的想法已证实是人类最糟糕的幻想，只制造灾难，倒退回原始和野蛮；更糟糕的是，今天居然还一代一代有人在使用这种辩论技巧。

　　当然，彼时并非全没清醒的人，赫尔岑就是一个，他不是说这样野蛮的主张不会得胜，毕竟人类历史是随机的、胡闹的，经常做出疯子也似的决定（“历史利用每一桩意外，同时敲千家万户的门，哪个会打开，这谁知道呢？”），而是——赫尔岑说，一群野蛮人扫掉糟糕的旧世界，只留满地疮痍和废墟，而且只能够在上面建立起更糟糕的新专制，这，凭什么我们该表示欢迎、该努力让他们获胜？

　　多年之后，艾萨克·柏林温和的历史结语是：“因为，在一个用狂热和暴力创造出来的新世界里，值得你生活的东西可能太少了。”

　　但我更想引述的是当时卡特科夫的看法，这也是个读进小说的人。

　　《父与子》里巴札罗夫的另一句名言是：“一个化学家胜过二十个诗人”，意思是，一个李远哲胜过普希金加荷马加莎士比亚加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云云，这显然是搞笑，但巴札罗夫可不为搞笑。

　　李远哲好歹也拿了诺贝尔奖，而巴札罗夫的化学家呢？卡特科夫很正确看出来，他挥舞的不过就那几本最初级科学知识的廉价小册子而已，辅以解剖几只青蛙、用显微镜看看草履虫云云，没更多了。卡特科夫进一步指出，巴札罗夫绝非科学家，毋宁只是新布道家，他对真正的科学毫无认识（从内容到精神。民粹和任何专业皆不兼容），甚至不真的感兴趣，否则他会更苦心地研究深造而不是喋喋狂言。他只是奉科学之名一如教士祈祷所说的“奉主耶稣圣名”，科学是新宗教祷词，是新口号，最终，就仅仅是新口头禅。

　　日后，这也不幸完全言中。

　　要到整整（不止）半个世纪之后，瓦尔特·本雅明才提出那个“土耳其木偶棋弈大师”之说，指出真正有力量获胜的不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只是木偶，真正下赢棋的是躲木偶里头的神学——《父与子》早早察觉了，还实体地创造出巴札罗夫这个人来，多厉害。

　　巴札罗夫“有力量但没内涵”（“力量”和“内涵”四种排列组合中最差也最危险的一种），或我们该宽容点说，来不及有内涵。毕竟，他真的还太年轻了，如钱锺书说的，年纪太轻，时间太短，“装不进去”；巴札罗夫色厉，不得不色厉，因为内荏（如果连自己内涵不足都不晓得、没自觉，那就有点糟了）。他是光年轻就构成全部的宽容理由，连最不谈宽容的法律都如此，我们只祈盼有点界限，别错到无法收拾无法弥补。

　　也毕竟，在俄国这一切都还太早，才一八五九年，年轻的俄罗斯。

　　巴札罗夫无声无息死了，但其实也非全无价值，我相信这是屠格涅夫费心的文学安排，给了他另一个接近神的位置，尽管新一代绝对不领情乃至于无感——这我们今天已熟悉到甚至隐隐是一个典型，一种书写套路。巴札罗夫是天使，面目狰狞的天使，他短暂来过，让每个人都因他变得更好，世界加上他再减去他，隐隐多了点幸福。

　　熟悉屠格涅夫小说的人都知道，他太精细而且太抗拒神圣的根本思维，很不容易肯这么写。

　　每一个人，只除了巴札罗夫的一对老父老母，他们只得到一个再没人来探访的孤坟。这两个只负责流泪的老人，是整部小说最悲伤的人物，却也是写得最简单最扁平的角色。

　　注：文中引用出自繁体字译本，有与简体字版本不一致之处，从原文，不一一替换。

　　【责任编辑　高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