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

　　郑小琼

　　我叫马犁，今天，我跟你们说说我和我妻子肖双的故事。大家不要误认为我们会有很特别的故事，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我们有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十四岁，在离工厂不远的学校读书，一个小学，一个初中。我很爱她，老实讲，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她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个子不高不矮，微微有些卷的头发、皮肤稍微偏黑，稍稍凸起的颧骨，一双杏仁眼，但睫毛很长。衣服和裙子都是那年大街上最常见的款式与颜色，圆头的松糕皮鞋，厚厚的鞋踩在地上声音笨拙而沉闷。见过几次面后，我们便结婚了。如果你们要问我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就像我找不到为什么不和她结婚的理由一样。我们这样平凡的乡下人，结婚生子是人生必须的选择，我们没有能力反抗命运，只能服从它的安排。当然，每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长处，我妻子肖双也一样，成熟稳重、勤劳孝顺，在我父母眼里，她全身都是优点，她平凡的性格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平实而舒坦。我们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卿卿我我，更没有举案齐眉，我们只有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每日上下班的日常。

　　十几年前，我们从四川大山的乡村来到这座城市的工厂上班，我先在一家香港灯饰厂做装配工，装配五金零件。后来附近的印刷厂招工，我去了一家台资印刷厂做技术学徒，开老式国产印刷机。她在一家生产鞋材的公司做工人，像我们这样从农村到城里来的农民，在这座城市的工厂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按时领取一份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这是人间安稳的小确幸。对于生活，我总求一份安稳，日子不急不慢地过，跟我身边的工友一样。 但生活总朝着你无法预知的方向行走，就像河流在大地上不断改变方向。两年后，我们生活的轨迹完全改变了。一切还得从肖双说起。那年，她从那家鞋材公司的生产车间调到公司的营业部，成为公司的业务员。她学会了喝酒，也不安心再做普通工人，她也不再是村庄里老实胆小的肖双。几年业务员的生活让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肖双，胆大、泼辣、能说会道、见多识广、不安于现状，她不再是我那个平凡的妻子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她每天都在我耳边唠叨要创业，工字不出头，生活要有进取之心。我不得不调整自己，努力适应她的要求。为跟上她的步伐我手忙脚乱地学习胶印、商标印刷、唛头印刷等，拿自己跟她嘴中那些离开工厂创业小成的老乡、同事比较。在他们面前，我显得灰头土脸，我努力地做她口中那个有进取之心的丈夫。肖双常说，不是她要推着我向前走，是现实不停推着我们往前走。她做了几年业务员后，我从印刷厂跳槽，我们用五年的积累开了一家小小的印刷厂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工厂租用当地农民的民房一楼，一百多平方米的车间，只有两台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半自动滚式印刷机，一台剪切机，没有仓库，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是洗手间、卧室、厨房。工厂只有两个人，我和一个贵州人。肖双还在那家鞋材公司做业务，但她还兼着我们工厂的业务、财务、打杂等事。像这座城市的许多夫妻店那样，这座以制造业闻名的城市对商标印刷、唛头印刷的需求日益旺盛，那几年，工厂的订单很多，才一年多，我们又买了两台机器，再招了六个工人，还有一个印刷师傅。肖双辞去鞋材厂工作，专门到工厂管理。第四年，我们从城中村搬到工业区，租用了正规的厂房，有了独立的车间、仓库、厨房等，又再招了二十多个工人。那几年，我才真正理解肖双说的，时代总推着我们朝前走。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只能适应时代，任凭命运将我们带到未知的地方。我们总相信工厂的订单会越来越多，生活会越来越好。第二个儿子降临，我们在这座城市买了几套住房，车也由原来那台面包车换成了雷克萨斯。妻子肖双从业务板块退出来后，天天待在工厂，管理着工人与财务，照顾两个小孩。她又变回了我当初认识的样子，稳重而沉默。我呢，也正如她期待的，由一个沉默的技术员变成了一个善于交际的小老板，每天忙于各种应酬。

　　肖双越来越沉默，成为了大家眼里的贤妻良母。她每天清早起床，给两个儿子做早餐，六点四十分，把大儿子送上校车，七点钟，开车送小儿子上学，到八点左右从学校回来。回到家，为我准备早餐，我吃完早餐，去公司。她留在家打扫卫生，直到十点左右，去公司忙碌她的那些事。后来，她爱上了瑜伽，送完小孩，便会去瑜伽馆。这么多年，我们没有了交流，三年前，我们就已分房睡了。那时，公司有十六个人，公开账务外包给我同学的会计师事务所，肖双负责现金的管理与票据的收发，管理公司的杂务。我在公司时，她变得更为沉默寡言。我们同在办公室，她也很少跟我说话。我闲得在办公室喝茶、打游戏，她忙于整理那些数字，去车间跟工人交谈，催赶出货进度，跟原材料商沟通。除了小孩和公司，她没有别的爱好。她不爱逛街，也不喜欢看电影，如果不是两个孩子吵着要去附近风景区旅游，她是不会去旅游的。每次，全家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三个看得津津有味，她坐在座位上昏昏欲睡。从电影院走出来，我们兴趣盎然地谈论电影中的情节，她哈欠连天催我们早点回去。她所有的业余爱好都与两个儿子有关，她买了一堆育儿的成功学书籍，诸如十大育儿必读书籍、十部顶级育儿书、鼓励教育。她不停地从手机搜索给男孩妈妈的十条忠告、建议，男孩这样养大更有出息等，两个儿子成为了这些忠告与建议的实验品。有段时间，网上流行一款找茬的网络游戏，推广者说这款游戏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度与观察力。他们天天捧着手机找茬，后来她又看到有说玩这类游戏是玩物丧志，她觉得很有道理，便限制他们继续玩找茬。每隔一段时间，她便会给儿子找个兴趣班，从书法、围棋、美术、街舞、各种乐器到航模、击剑、游泳……但每个都没有坚持多久，又放弃了。两个小孩跟着她从一个兴趣班转到另一个兴趣班，但却索然无味。

　　坦白讲，我没有像许多中年夫妻一样，觉得跟妻子一起生活没一点激情与意思，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我很爱肖双。尽管我不善于表达爱情，也不是，我跟我的偷情对象米倩表达爱意时坦然又面不改色，唯独对肖双表达爱意时，显得拘谨胆怯，不敢向她表达热烈得令人心潮澎湃的爱意。在她面前，我永远是那个来自四川乡下的年轻人，还没洗去骨头里的那股泥土味，它们像村里的那些石头，结实而固执地守着属于乡村的淳朴与纯净。我害怕令人耳红面赤的情话会破坏这种来自乡村的淳朴，或那些情话从我嘴里一说出，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在米倩那，我是城市的中产，有车有房有一家小小的加工厂，穿品牌衣服，喷进口香水，情话从我嘴里说出显得浪漫而恰到好处。是的，我必须瞒着肖双，每次回家我都努力维护着我好丈夫的形象，不让她发现我出轨的事。我小心翼翼，在她面前不露一点蛛丝马迹。

　　我叫肖双，我和我的丈夫马犁共同经营着一家印刷厂。五年前，我的丈夫出轨了，刚开始那会儿，我有点伤心，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出轨一个不那么正经的女子。她是做美容美甲的江西女人，在邻镇创业路的美甲店，我见过，弯月眉，细长的狐媚眼。我不知道我和马犁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从乡村来到这座城市打工，后来开了一个小作坊，再后来有了现在这家胶印厂。在别人眼里，我们事业有成，家庭和睦，但我过得并不快乐，我的心中充满隐忧。十几年来，总有一双无形的手推着我们前进，我们只有顺着它，它才会把我们带向更好的未来。这些年，我们出来打工、创业，在陌生城市安家，成为别人眼中的富人。但随着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多，车子越换越好，我心中的隐忧也越来越严重，开朗的我变得沉默，我无法预知命运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是的，虽然在这座城市里，我们有很多房子，但在我的潜意识中，却不是家，我的家在四川的山中。也许，这些想法是多余的，但我的生活让这些隐忧充满。我希望儿子不要像我们，一辈子生活在这座城市，却没有家的感觉。我得让他们扎根在这座城市，这里是他们的家。我努力地让他们像城市人一样学习，让他们学习钢琴、书法、骑术、街舞……这些时髦又有城市化色彩的爱好。但我仍觉得自己跟不上城市的变化。

　　像很多乡村夫妻一样，我和马犁是通过媒人介绍认识的。认识马犁前，我在东莞石碣一家叫台达的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打工，装配电子元件。认识他后，我辞掉了台达厂的工作，到了一家鞋材公司做工人。这是一家台资厂，公司的管理与业务都来自台湾。在这家公司，我认识了苏智群，一个独身的台湾女人。她是总经理，已三十几岁，还是未婚。在我们这群打工姐妹的眼里，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一个女人，那么大年龄了，怎么可能还不结婚呢？苏智群告诉我，她十几岁从台南的乡下到高雄的工厂打工，最早在流水线上，然后是技工，来到大陆后，负责公司的销售，她把我从流水线调到了销售部。那时她说，我们碰上了国家发展的最好时期，不应该只待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要从流水线走出去创业。她告诉我那家台资厂的往事，那家鞋材公司的老板原来在屏东的乡下牧鸭，后来独自从屏东到台北的公司做销售，有了订单，就自己创业做工厂，从台湾云林搬到广东东莞。她不仅把她销售的技艺传授给了我，还告诉我这个时代女人的命运，她说伴随如候鸟般的制造业资本的转移，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大量的乡村女性进入城市的工业区谋生，其中一部分变成了城市人，在城市安营扎寨，而另一部分，等老了只能回到乡村。那时候，我还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意义，我和马犁一心只想赚钱，赚钱回家乡的小镇生活，开一个杂货店或服装店，或者，买一台中巴在乡村开运输车。苏智群的口音是标准的台湾腔，但在她软糯的声音里，我听到了一个独立女性的坚定。她说，像她这样一个从台湾屏东乡下来的，文化程度不高、读书不多的女人，如何挤进弱肉强食的高雄，并在台北都市的竞争中活下来，在城市安顿下来，这不是在流水线当插件工能够想象的，必须得有一副狼吞虎咽的胃来消化这个时代的一切，让自己变得更强壮。苏智群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把她所有的感受都传给了我。她不止一次告诉我，在我的身上，看到多年前她自己的影子。是的，我们都是从乡下来的女子。有时我也并不这样认为，我还是与她不同的，我有自己的婚姻，有自己的小孩，我和马犁可以相依为命，可以一起住在狭小的出租房度日。苏智群没有婚姻，公司的人都叫她苏小姐，有人说她是公司林老板的秘密情人，我不信。但一个独身女人在异乡的公司为林老板尽心尽力处理所有事情，谁又能够说得清楚呢。

　　我跟在苏智群后面，一点一点学习跟单、采购，制订PMC计划。她带我出席行业展会，跟陌生的客户沟通，学习报价技巧等。即使偶尔有那么几次的失败，她也不断鼓励我慢慢来，分析失败的原因。我们一起去厚街见台湾客户，那个采购经理是苏智群的同乡，也是台湾云林人，他们见面说着我听不懂的闽南语。我坐在旁边，泡茶、倒茶。茶是台湾阿里山红茶，茶具是景德镇的青花瓷，红色的茶水浸泡白色的瓷杯，一朵氤氲的晚霞渐渐沿着白瓷漫散开来。茶色在水底涂抹上一层层春日山头的云雾，漫漫沁入。他们把还没散开的茶色叫水光潋滟，缓缓散开后的茶色叫山色空蒙。他们的交谈不是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云淡风轻，相反，在温言细语间，有着唇枪舌剑。房间弥漫着一股争先恐后的气息，这在我这个旁人眼里，有些云山雾罩的味道。后来，我慢慢熟悉了，开始像茶色融于水一样融进苏智群所说的商业气息间，像云雾遮住青山，城市与商业的云雾渐渐遮住了来自乡下的我。我的言行中渐渐有了苏智群的气息，甚至走路，也不再如在乡村那样快步流星，变得慢吞了。鞋底不再拍碰上地板走，而是轻踮脚缓行，我的四川口音中也渐渐有了台湾腔的软与糯。有时在想，我会不会变成另一个苏智群呢。但是，我不会，我有马犁，有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苏智群依然独身一人，漂泊在外，我们还是不同的。

　　苏智群说，你们要好好抓住时代赐予的机会。

　　她还说，不要老想着你四川乡下，出来了，就不要回去了。

　　你们要出来创业，做自己的事业。

　　她说。

　　苏智群总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这样说，刚开始我有点不相信她说的。对于一个四川乡下的女人，我从小就被人灌输自己是农村人，而工厂是城市人的。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流，除了读书进城那条独木桥，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挤进城市。马犁也这样说，那时，他在印刷厂，从技术学徒升为了技术师傅，我们的生活正蒸蒸日上，不愁衣食。像我们这样从乡村来的人，在这座城市，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不必去冒风险把钱全投入未知的创业中，我们只想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在这个世界，像我们这样的乡下人，无论生活，还是爱情，稳定是我们的第一需要。我和马犁是别人介绍的，之前，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也没别人说的爱情，不照样生活得很好？村里的人都说我们是模范夫妻。所以，当苏智群不断向我灌输要创业的念头，我应付她，等等看，我知道她要我们创业完全是为了我们好。现实中，她早已融入城市，从云林到高雄，从高雄到台北，又从台北到东莞，而我和马犁，在东莞这座城市，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只是一千多万流水线上一个普通的工人，是没有谁在意的外地人，整座城市，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也没有人在意我们来自哪里，大家只是在这座城市找个工厂，打工，赚钱，回到远方的乡下。时代像潮水，把我们推到这个工厂，谁知道明天又会把我们送到哪个工厂，我们像无脚鸟在这座城市飞来飞去，永远找不到停留的地方，只有回到我们的乡下，才会长出属于自己的脚。生活总是这样的，没有过大的希望，也就不会有过大的失望，我和马犁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热恋，也便没有倦怠。不过，生活像一道未知的谜，我们想把谜底看透，其实，什么都猜不着。后来，我们还是创业了，我和马犁有了自己的加工厂，我们在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房子。马犁出轨了，那一年，当我知道马犁出轨后，我是那么伤感，隐隐约约一股钻心的疼。

　　每次与米倩见面，我都选择在咖啡馆，以前是工业区附近青色招牌的上岛咖啡，后来是小镇中心的星巴克。我不喜欢喝咖啡，苦涩的味道与淡棕的颜色，我都不喜欢。米倩喜欢不停往咖啡里加糖，一块又一块的方糖不断溶入浓褐色的咖啡里，她不断用银色勺子搅动，阳光在窗外晃动，像糖溶化在咖啡里一样甜。我不喜欢加糖的咖啡，像一个化了妆的女人，失去了咖啡本来的味道。事实上，不管愿不愿意，我都会坐在咖啡馆的一角等米倩。米倩比我小九岁，以前，她在一家电子厂当文员，那家电子厂搬到别的城市去了，她没再进工厂，她在这座城市不断地换工作。微商流行的那几年，她在朋友圈卖过面膜，卖过卫生巾、去眼纹贴纸，几番折腾下来，把打工多年存下的钱全败完了，出租房还剩下一大堆各种面膜与卫生巾。为发财，她花钱读了成功学培训课，那种打鸡血的成功学大师们不断在讲台上演讲各种成功学鸡汤，从《自己就是一座宝藏》到《与成功有约》《方与圆》《成功的规律》等，她听了很多成功学大师们鼓吹的“只要你听我的，就能捡到天上掉的陷饼”“流水线上没有出息”。她没有捡到陷饼，却踩了不少陷阱。在成功学大师的理论指导下，她不愿再回工厂流水线上班，她学习了纹绣美甲，和三个小姐妹一起开了一家美容美甲店，生意不好不坏。米倩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她不停在朋友圈发那些美颜得我都不认识的照片，配着温热的鸡汤文字，像所有做过微商的人一样，她有很多个微信，她还会在朋友圈发些两人微信的对话，营造出自己的产品畅销、生意很好的假象。和米倩在一起，我永远那样彬彬有礼，侧身微笑又深情地注视着米倩。我会为她倒水，洗碗碟，很绅士地抽出纸巾递给她，为她让座，帮她擦拭椅子，为她推门礼让她先走等，我不再是那个来自四川的乡下人，我是城市里一个谈吐与气质都不俗的中年绅士。和米倩在一起时，我永远都是快乐的，我们谈论旅游、最近流行的游戏、段子、附近的风景，她谈论美容、流行佛学、美食。有时当她谈论附近一家很有意思的餐厅时，我们便会驱车前往。有时我们在喝茶，她突然说附近江边的野花盛开了，很漂亮。我们从茶室走出来，驱车到江边，看江边开着白色小花的水菖蒲，中间夹着几株艾草。我们坐在江边，江风吹拂起我们的头发，吹动着江边的菖蒲，带着江水声，江那边是长满树木的小山头，山头上有一座古阁，几个人在江边钓鱼。

　　其实，我不能确定我是不是真的爱上了米倩，一开始，我就不应该跟她这么久地纠缠，我们完全可以像这座城市的许多露水夫妻那样，转身成为陌生人，但后来，我渐渐喜欢上跟米倩在一起的感觉，她让我找到从乡下人变成城市人的感觉。她精致而俏丽的装扮、妩媚而熨帖的声音、缓慢而婀娜的步伐，时间洗掉了这个来自江西的县城女子的气息，几年电子厂的气息也被成功学与化妆品遮掩掉了。她的身材并不好，有些矮，也偏丰腴，但她的脸蛋小到恰到好处。在我看来，她伸腰与蹙眉都显得妩媚而别具风情，她总是不慌不忙地迈着轻步，从容而轻盈。她的声音温婉，看似很冷，语调却又恰到好处地将听者的心那么轻轻挠了下，让人欲罢不能。我喜欢跟米倩在一起，但她却不属于我一个，她属于很多像我这样从乡下来到城市，一只脚已踏进城市内心却仍然在乡下的人，我从她身上找到了一条进城的道路。我知道，她不止我一个这样的朋友，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的，米倩有多少个男朋友对我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也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想从她身上寻找一种可以与城市平视的感觉。毕竟，她跟我们不一样，她来自县城，一个生下来便属于城市的女人，而我呢，只不过跟随时代的潮水，被时代卷进城市的乡下人。我跟许多像我一样、来自乡下的人，通过努力，在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位置，结婚生子，有了房子车子工厂，但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内心是那样的茫然而心虚，只有在米倩这个来自县城的女人这，我征服她的身体后，让我有了一种自己真正进城的感觉，让那颗面对城市充满自卑的空空荡荡的心找到了陆地。

　　不管怎样，我总归喜欢跟米倩在一起的感觉。她在我耳边说着情话，我知道不过是一场谎言，但知道又如何，我们坐在星巴克喝着咖啡。她喜欢卡布奇诺和摩卡，我多选择馥芮白与冰摇乌龙茶，她喜欢培根三明治与提拉米苏，我多是红豆松饼与面包。我们喝咖啡，听音乐，阳光透过窗户投影在她的脸上，涂上一层光泽，不像站在庄稼地的乡下人，阳光是赤祼裸砸在脸上的，阳光对此刻坐在星巴克里的米倩温情脉脉。她靠在椅子上抿着嘴，笑了好一会儿。我们又谈起最近上演的《万里归途》，我喜欢这部电影，仅仅是因为主人公张译演过陈江河，我和肖双都喜欢那部农民创业成功的电视剧。我们继续谈着与张译有关的话题，米倩在说他的电影，我在想陈江河的企业是如何面临危机的，讲着讲着，看似都在谈论那个叫张译的演员，但话题几乎没有交叉。她停下来，注视窗外，又恢复了一脸忧郁而冷淡的样子，她知道，这是我迷恋她的原因。我搅动馥芮白，棕黄色咖啡卷起漩涡，我每次都点馥芮白，因为它的名字听上去更有城市的感觉、更舒服些，它价格比拿铁贵。

　　每次与米倩约完会，我都会有种空虚感和深深的愧疚。从为米倩租的万成公寓出来，我又陷入了后悔中，觉得对不起肖双，而后悔永远那样短暂。不管事毕后悔或不后悔，我都会继续找米倩，我的后悔缓解了我对肖双的背叛。我开车拐进天虹商场，在一楼黄金饰品店，为肖双买了一条金叶吊坠项链。肖双只喜欢黄金饰品，在她眼里，黄金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戴着好看，还升值。米倩喜欢玉石、琥珀、水晶类饰品，她喜欢施华洛世奇吊坠，什么小天鹅、小熊、小蜜蜂、小蛮腰等她都买了。小天鹅有黑色、白色、金色等。我呢，我究竟喜欢什么呢，我想了好一会儿，还是喜欢肖双的金叶吊坠多些，土虽土些，但踏实，施华洛世奇的小天鹅看上去很美，但总显得华而不实。

　　我沿致富路河西路一直朝前开，到了百顺工业区。一个老旧的工业区，一片三四层高、建于二三十年前的老旧厂房，遍布五金厂、塑胶厂、电线厂，我们的印刷厂位于一幢四层厂房的二楼。十几年前，它是一家台湾制鞋厂的生产车间，一千三百多人的制鞋厂占据了工业区六幢厂房两幢宿舍。2013年，鞋厂搬到越南，房东将厂房隔断，分开出租。我们这幢四层厂房由三家小工厂合租，汤克伟的电线厂在一楼，生产电脑、充电器的连接线，刘力强的塑料厂在三楼，生产LED塑料灯柱、光源柱等。四楼是三家公司的办公区，汤克伟是湖南娄底人，刘力强是湖北孝感人。我跟汤克伟以前是同事，刘力强跟汤克伟的老婆是同学。我在二楼的车间站了一会儿，见工人冯江波正坐在窗前发呆，他是肖双的远房亲戚，我们开厂后一直跟着我们。四年前，我们花了二百多万把机器改为智能自动化，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以前的三十四名工人只剩下了六个。他见我进来，站起身，朝那台自动化机器走去，对我指了指机器，告诉我机器很正常，我转身去了四楼。

　　马犁把那条金叶吊坠项链递给我，我知道他又去了那个女人那里，我装作很兴奋地从他的手中接过项链，仔细端详着那片金光灿灿的镂空金叶子。黄金的光泽在镂空的阴影下显得有些灰暗，叶柄镶着廉价的装饰红钻显得光芒耀人。马犁把项链递给我后，朝正在沙发上玩着电子游戏的儿子看了看。儿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玩吃鸡游戏，他头也没抬应了马犁一声。他有些不悦，又极力掩饰着，干脆坐在沙发上，掏出手机跟儿子组队玩起吃鸡。

　　我拿着项链走进自己的卧室，从衣柜的顶柜中取出蓝色保险箱，又从保险箱里取出一个黑色的紫檀木盒子，那双层抽屉里面摆着我的所有饰品。黄金手镯、耳环、别针、项链、钻戒，我把金叶吊坠项链放在那一堆黄金项链中，合上，从抽屉拿出带锁笔记本，记下日期，又把一切收好，物归原位。我打开房门，马犁看了看我的脖子，见我没有换上那根新的金叶吊坠项链，有些失望，但他什么也没说，继续吃鸡。

　　苏智群说，人啊，只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行了。我们不要去管别人在做什么，或别人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我知道马犁出轨了，我也不会去猜他知不知道我知道他出轨了。

　　苏智群还说，一些事情，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要去深究了，这个世界没什么是经得起深究的。深究的结果未必美好，我不想深究马犁出轨，就像我不会跟苏智群探讨她为什么不结婚一样。

　　2007年春天，我告诉苏智群，我和马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个小印刷厂。苏智群听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那年秋天，马犁从一家倒闭的香港印刷厂买了一台处理的二手印刷机，价格只有新机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我们钱不多，连那台二手机都采用的分期，利息一分。那一年，很多管理不那么好、又没技术含量的香港厂，随着美元在前两年利率从百分之一升到百分之五点二，早已露出疲惫不堪的状态。很多公司都苟延残喘地活着，利润日益稀薄甚至亏损，一直拖到2008年经济危机。以前，像我和马犁这样平凡的打工人从来不会关心中国港资、中国台资、欧资、美资、日资、韩资等不同工厂的特征，我们更关心工厂待遇、劳动强度、伙食等。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人大多只关心身边的点点滴滴，它们实实在在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关心过年挤上回家的火车时能不能带上一沓钞票。

　　苏智群像长姐般教我为人处世、生意场的察言观色，我像一个门徒，追随在她左右。我从苏智群平日的言谈中感知工厂的内部运作流程、成本控制、订单及采购、出货、尾品处理等。我们自己开工厂后，我和马犁遇到问题总会向苏智群请教，我们谈论起港资厂的溃败。她说，港资厂的模式像他们的富人一样，做点代加工的塑料花、塑料玩具、简单的电子产品生意，赚到钱转身做别的老行业，做的都是以商业为主体的企业，比如地产、商场等传统企业，从来没想过做自己的品牌，也很少投入高科技提升自己产品的品质。整个香港富人阶层做自己实业品牌的人极少，更不会投资给有风险的科技与创造性的实体工厂，在港资制造业工厂几乎看不到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我和马犁是这么没有见识的乡下人，在这座城市，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来自工厂的流水线与乡村，当苏智群跟我们说着精细化管理、工厂内部运作，在我们眼里它是那么遥远。我们只有选择最简单最没技巧的方式经营我们的工厂，仅需简单地算下成本与工价。如果有钱赚，就接单，没有利润便不接单。马犁说如果投资失败，就重新回印刷厂做技工，他天天哼着刘欢那首“大不了从头再来”的歌。事实上，用这种粗暴而有效的方式在当时工业大爆发的年代里，我们的小工厂也能如鱼得水地活下来，并发展得不错。那时，我们租在一片荔枝林中的低矮民房里，一条臭水沟从房前穿过。房子前面是一片菜地，房屋低矮，光线灰暗。不管白天或黑夜，我们都得开着灯，夜晚蚊子多，作坊里点满了蚊香，但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们每天精打细算，每天考虑的是怎样让工厂活下来。累了，我和马犁瘫坐在机台前，看着黑黝黝的荔枝林，面对两台破旧的机器幻想未来。那时，我们只希望能把工厂搬到环境好点的地方。

　　苏智群说时代总充满各种危机，她说危机不是一个词，是两个词，危与机。对一些人一些公司是危险，而对另一些人与公司是机会。生活的曲曲折折，人生的沉沉浮浮，经济的反反复复，公司订单的起起落落，我们不要哀伤与悲观，挨过危机便会迎来机会。苏智群永远那么乐观，我们却不一样，我们倾尽了所有，一旦失败，便万劫不复。我们这样的小作坊，从一开始就要不断应付各种困境，订单不足，随时停电，资金短缺，客户跑路，供应商倒闭等，我们只能节省又节省，睡在车间，吃在车间。2008年的经济危机，正如苏智群说的，对那些倒闭的大厂是危险，对我们这样的小厂，却是机会。那些倒闭的大厂订单快速地流进了我们这样的成本控制得更低的小公司与小厂。那一年，我们日夜加班，还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我和马犁把工厂从荔枝林中的低矮民房，搬到了离我们大客户不远的工业区，一幢三层的楼房。我咬牙回四川老家借了三十万高利贷，买了两台机器，招了五个普工和一个印刷师傅。四台机器，算上马犁，一共八个人，分白班与夜班，印刷机一天二十四小时转动。我们又分期买了一台小货车送货，马犁哼唱的歌曲变成了“我的未来不是梦”。是的，我和马犁不再是那个对未来不确定的打工者，外来打工者原始的胆怯渐渐从我们的身体退去，时代的潮水推着我们前行，让我们没有依靠的双腿找到了着陆点。即使这样，我和马犁也活得小心翼翼，那一年不断有工厂倒闭、转型、腾笼换鸟，我们害怕因为客户的倒闭，成为被换掉的那只鸟。现实把我们带向了通往城市的起跑线上，这注定我们不再有退路。我又想起苏智群几十年前，独自从屏东乡下到台北的日子，她是如何独自挤上城市的列车的？一双莫名的手推着我们前进，把我们推向未知的将来。

　　直到第二个儿子出生，我离开了鞋材公司，跟着苏智群学习了整整七年。七年多里，她把她所懂的都传授给了我，她想把我变成一个能彻底消化城市一切的胃。我终究没有，我对城市的一切显得小心翼翼，钢筋、高楼、智能化、量子技术、无灯工厂……太多新鲜的事让我无法消化。我和马犁，和这座城市许多像我们这样的人一样，只能跟随时代这艘巨轮，跟着它前进与沉浮。我抱着儿子打理工厂，像这座城市许多刚起步的夫妻工厂一样，男主外女主内，一个在外跑订单，跟客户沟通，一个负责工厂生产的日常运作。生活虽辛苦，但我们都很有耐性。马犁见我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觉得我太累，他在尽可能地分担我的辛劳，他对我是那样温情。那梦幻般的日子，我们没想到，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还清了所有高利贷，还添购了一台新轿车。我和马犁的感情越来越好。

　　我转过身看着窗外，秋日的光线，照在小区的棕榈树上，一片绿色的光亮。马犁还在陪儿子玩吃鸡游戏。

　　这两年，肖双去公司的时日越来越少，她把所有的身心都放在了两个儿子的身上。她从无怨言、任劳任怨地照顾着家和两个小孩。她在跟小区的几个女人学习瑜伽、烘焙，有一天，她突发奇想，去了附近一家乐器行学习古筝，她买了一台古筝放在书房，每天弹奏一会儿。她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早上起床，做好饭给两个儿子吃，先送大儿子坐上校车，上楼，又拉小儿子下楼，开车送他去学校。从学校回来，她去瑜伽馆上一个半小时课，去超市买菜，回家准备午饭。吃完午饭，到公司对下账目，又到乐器行学习一个小时的古筝演奏，开车接小儿子回家，等待大儿子的校车。吃完晚饭，收拾屋子，洗衣服，弹奏古筝。满满的日程，她没有丝毫疲惫，每日神色盎然，处理得井井有条。

　　肖双拥有一手好厨艺，她准备了川味回锅肉、小酥肉、泡豆角、腐乳空心菜、牛肉苦瓜汤，她在厨房忙来忙去。眼睛几年前做过双眼皮，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深邃而明亮。微卷的短发让她的面廓更加清晰，鼻子也动过小手术。她伸长脖子在炒菜，迷人的颈部线条让我觉得她依旧很美，瑜伽让她的身体变得更加柔软。这些年，那个大大咧咧的业务员妻子正慢慢从她的身体上退去，她日益变得温柔起来。她用手擦了擦围裙，从橱柜中拿出红色汤夹子，将高压锅里蒸小酥肉的白色瓷碟取出来放在灶台上，又转身将佐料倒进回锅肉中。我想过去帮她，她示意我走开。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真是个好女人，自从认识她以来，她都这样，好得让我郁闷，甚至不那么真实，偏离了我对妻子的认识，那个来自四川乡下的妻子。

　　我至今没明白我心中那个四川乡下的妻子与现在在厨房忙碌的妻子有什么不同，也许那时的肖双身上有一股尚未被时间与现实打磨的野生气息，直率而粗糙，朴素而生机勃勃。在面对城市的人时，她依旧表现出羞怯，那样谨小慎微，她害怕别人看出她来自四川乡下，浓重的四川口音带给她自卑。在这座城市我们已生活十七年，在这个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数倍的小镇，她现在活得如鱼得水、自由自在。但去市区或省城，那隐藏在她身体的四川乡下意识会慢慢呈现，她拘束得不知所措，她用表面的热情和对黄金的热忱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她小心谨慎地跟人交流，方言和口音在她的潜意识里仿佛低人一等。肖双在案台上拍着蒜，动作娴熟，看着她背影，听她喊着儿子，我不禁为人生流逝、岁月消逝而感到忧伤，那么多美好彻底消失了，但是那么多美好又来了。

　　她把煮好的汤盛好，我走过去端到桌上。她的手机响了，她放下锅铲，接电话。我接过锅铲，是她的瑜伽学友打来的。她们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挂了电话，我已把菜炒好，端上了桌子。

　　她问了我一些公司的事，有哪些订单，我随便说了几句。儿子吃完饭去写作业了。我们坐在桌前，不知继续说什么。

　　“我洗碗吧?”

　　“不用了。”她站起身，收拾桌子。

　　我转身进了浴室，内心有些慌乱，打开水龙头，任凭浴头喷出的水在一片嘈杂声里流进浴缸。我脱掉衣服，躺在浴缸中，抬头看着天花板，墙上瓷砖的花纹，灯，以及黑色的排气口，一阵困倦与寂寞升了上来。想起米倩那灵活的身体和长长的睫毛，又怅然若失。肖双在屋里督促小儿子的素描，让他要画好些。她的声音变得尖锐，夹着一股四川方言。听着她口中粗鲁的四川方言，我知道这才是我的妻子肖双。

　　她还在房间冲儿子喊：“又在磨蹭什么？”

　　肖双最近又喜欢上了戏剧，小区有几个像肖双一样，从乡下来到城市的女人。她们常常以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自居，处处模仿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在着装、语言和爱好上紧跟报纸与网络上所说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怕别人看出她们来自乡下。肖双听说戏剧比电影更高级些，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拉着我，驱车到市里的大剧院看舞台剧。在一块深紫色的幕布前，几个跳舞的人挥动手，扭动腰，蜷曲身体，大开合地跳动。我完全听不懂的音乐灌满了整个剧院，我坐在观众席上昏昏欲睡，好不容易等到几个戴着面具的舞者又上台了，他们依旧那样挥手、旋转，夸张地跑、踢、跳……我完全不明所以，昏昏欲睡。坐在我旁边的肖双先是装作很懂的样子，托着腮，睁大眼盯着舞台上几个跳舞的人，她不断换手，揉了揉眼睛。听到其他观众拍手，她也跟着鼓掌。十多分钟后，她坚持不住，打起了盹。我推了推她，她醒了过来。我指了指台上还在跳舞的人，摇摇头，我告诉她，我完全不懂。她没有回应我，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又装作一本正经地看舞台上的舞者，直到报幕者和所有的舞者都站在紫色的幕前，台下的观众起立鼓掌，是长久不息的掌声，我们才知道这场舞剧结束了。身边的观众起身，排队朝门外走去，我和肖双也站起来，跟随人流朝门外走。直到走出剧院大门，我还在想他们表演的是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我回头望了望过道上的演出海报，把口袋里的戏剧票拿出来，对照看了看，才知道这是一场表达身体节气的舞蹈剧。出了剧院的门，肖双拍了几张剧院的海报照片，连同戏剧票的照片一起发在了朋友圈。海报中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和它们代表的含义，雨水预示蠕动，清明意味生长，芒种隐喻律动……舞者的头、脚、手、背比拟四季，用肢体的配合来表达对中国传统与身体的天人合一的意境，我看了半天，摸不着头脑。在各种嘈杂而不知所云的音乐中，在绚丽而优雅的服饰、舞者带有各种暗示性的动作里，我没有找到与中国二十四节气对应的影子。在我们乡下，谷雨是泡稻种的节气，山里布谷鸟叫；清明是稻田育秧，屋后的梧桐花开。像我们这样的乡下人，从来不把身体里的骨头与二十四节气连接在一起，我们只会把它们跟地里的庄稼捆在一起。我又看了看海报，白露暗示灵动，在我们四川乡下，白露正是酿高粱酒的好时节。

　　从镇里到市剧院肖双花费大半天时间，不是为了看演出，她只为了向与她交往的人证明，她看过很高雅的舞台剧，像城市人那样在大剧院里看过歌舞。我呢，何尝不一样，剧院的舞台表演什么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需要的是我和肖双一起到市里大剧院看戏剧的行为，让朋友们看到我和肖双之间还有爱，我还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像我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同乡看来，有事业，在城里买房买车，算是城市人了，如果不恩爱些，稍不留意便会背上陈世美的骂名。

　　肖双还在兴致勃勃地发微信，她完全没有在剧院中的倦意，一脸兴奋。我把海报上的解说又看了一遍，记住剧中的一些元素，下次与米倩约会时，我也许会和她谈谈这场戏剧，只有跟她谈论这些时，我才觉得我是城市人。当然，我知道自己完全不懂这场舞台剧。其实，懂与不懂又有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我曾经看过，虽然，这不是我需要的，但却是我必须有的。米倩常常会问一些我们四川乡下的事，她好像很感兴趣。但她一提到四川乡下，我便有种淡淡的失落感。我是一个来自乡下的人，它像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暗疾。

　　直到深夜，我和肖双才回到镇上的家。我们的家在碧桂园，一个很大的小区。说是镇上，实际早已城市化了，四处遍布工业区、楼盘、商场。在停车场，肖双把演出册子收好放在包里，窗外灯火通明，小区的喷泉在潺潺响动。下车时，她又凝视了一下镜中的自己，她好像已接受自己变成了一个城市人。

　　我们都是工业时代的漂泊者，像候鸟一样满世界流浪。苏智群说这句话的那天，我们正在大东门韩式料理店吃饭。那几年流行各种韩式风，从韩剧、韩式服装、韩国乐队到韩国菜、韩式手机。苏智群的工厂也想改成韩式鞋的模具，我和马犁的印刷厂拿到两家与韩资厂合作的公司订单。工业区大街开了数家韩国料理店，我和苏智群都爱上了色彩鲜艳的韩国料理，那些摆得精致又鲜艳的菜式让人觉得味道很好。

　　其实，像我这样来自乡下的人，平时习惯了重盐重油的乡下菜，需要又麻又辣的味道才能刺激我的味蕾，韩式料理寡淡得很，拌酱的烤肉没什么味道。不过，我以为，既然开了这么多家店，一定是都觉得好吃。毕竟，像我们这样的乡下人，口味不能跟城市人比，更不用说跟外国人的口味相比。我不知道苏智群是不是真喜欢吃这些韩国料理，比如泡菜、蒜泥、大酱、白糖等拌在一起。她吃得很少，一边吃一边听从餐馆飘来的钢琴曲。窗外下着雨，看着被淋湿的柏油路，几辆货柜车奔驰而过，震耳欲聋，我感觉桌子都在颤抖，几个撑伞的工人从路边经过。四十几岁的苏智群不再年轻，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勒痕，但她的脖子很美，曲线优雅，没有颈织纹，她的眼睛依旧保持少有的清澈，眼神透出一股温厚。她化的淡妆，很精致，乳白色的半袖针织衫，细长脖子上卡地亚玫瑰金项链悬挂的一个细小镶钻圆环闪闪发亮，额上的刘海微卷。完全没有在工厂的那种干练，此时的她有种令人顿生好感的端庄，没人会留意她脸上若隐若现的淡淡的忧伤。她夹起一块泡菜，咬一小口，眉头微锁了下，似乎有点酸，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每次吃饭，我点的菜都剩下不少。苏智群告诉我，要学会享受世界的美食。她说，从美食开始，让自己有世界的眼光，做生意也一样。她指了指这家韩国料理店，说，才几年，你看这街头有多少家这样的店。我一如既往地听她说，认真地听，听她说神武景气与莱茵河奇迹，也说这座城市这二十几年的变化，制造业像候鸟满世界迁徙着，在资本面前，工厂像一只只无脚鸟，永不停歇地飞翔，直到最后死亡。后来，她又说起台湾屏东的乡下，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回台湾屏东，会不会像我回达州乡下一样，近乡情怯。

　　她的工厂经验来自台湾那家鞋材厂的老板，老板的经验来自他以前工作的日本人工厂，那是一家很大的模具厂。那家公司原本是一家成立于1943年的日本小作坊，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开始向日本搬迁与转移，像许多日本神武景气的公司一样，这家小作坊迅速做大做强，成为在名古屋证交所上市的公司。后来日本一部分企业外溢到台湾地区，这家公司在台湾开厂，台湾那家鞋材厂的老板先在日本公司做员工，后来出来创业，日本公司投资了部分股份。这家台湾公司在台北证交所上市，也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直到1996年，这家台湾公司开始在广东东莞买地开办了这家工厂。这段历史，苏智群跟我说过很多次，每次她都说，不要小看你们自己的公司，如果能抓住发展的机遇，下一家上市公司就是你们的工厂，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遇上经济景气与快速发展，一下子便做大了。我们都这样，一代跟着一代，跟随时代潮流，像浪潮中的一滴水，让波浪带着前行，我们要站在时代的浪潮中，才能不被时代摔下列车。她说完，又咬了一口泡萝卜，这次，她没有轻锁眉头。

　　雨还在下，雨把道旁树清洗得很干净。

　　那时候，像我这样的乡下人，跟同乡们来这边打工，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面走着，没走在最前面，也没落在最后面。像我们这样的乡下人，除了跟着别人，还能够怎么样？苏智群说我们做工厂的人像无脚鸟，其实我不这样认为，我有四川的乡下，有儿子，家便是我的落脚处。

　　我想起前段时间网上的一段话：人啊，跟时间向前走便行，如果某天走不动了，就好好歇下吧。

　　后来，我发现我和苏智群一样，不知道时代的潮水会将我们带到哪里。

　　苏智群告诉我，她要离开东莞，去越南的胡志明市，我有些伤感。她告诉我，早些年，制鞋业、服装业、玩具业已在转移，她的公司老板早在胡志明市开了分公司，现在想彻底关闭在东莞的工厂，她叹了口气，指了指餐馆对面的工业区。十年前，这里都是制衣厂、鞋厂，现在没剩几家了，大家要么转行做了光伏晶片厂，要么做了机器人自动化工厂。我看了看窗外，雨越来越大，窗玻璃上结了一层雾汽，雨水顺着窗玻璃落下。黄色的公交车驶过，对面被拆迁的工业区，正在开发新楼盘，三十二层的高楼框架已建好，巨大的黄色侧臂吊在雨中忙碌，像一头巨大的怪兽，吞食着玩具厂与注塑厂，吐出商业广场与住宅，银灰色的高楼在雨中显得更加清晰。

　　苏智群问了我和马犁的印刷厂。这些年，印刷厂的生意还不错，不干胶、唛头、商标……我们都印。她知道我们已经买了十四台机器，有三十几个工人，虽然近两年订单不错，工厂纯利润却越来越低，工人工资、社保、房租、水电、环保……吞掉了大部分利润。马犁看上去依旧是那样快乐，我的心里却充满隐忧。只有与苏智群坐在一起，隐忧才会少很多。苏智群把她人生的经验、工厂管理的心得、商业谈判的技巧传授给了我，她风轻云淡的生活态度让我学会如何从容面对工厂面临的困境。

　　苏智群的鞋材厂已到遣散工人的阶段，鞋材厂工人将获得基本工资N+1的补偿，机器和一部分订单已转手给了工厂工程部与生产部的主管，他们在这家工厂工作十几年了，在行业中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与技术。他们像我和马犁一样，来自乡村，为了生活艰辛奔波，努力想摆脱现实带来的阴影与烦恼，在工业的隙缝间寻找生活的出口与希望，用务实的聪明抵抗命运带来的不快乐。苏智群不断告诉我，生活无须长吁短叹地抱怨，要务实地面对，这才是我们急需的，只有这样才会改变我们的处境。苏智群总这样务实地面对工厂的起伏，从屏东到高雄，从高雄到东莞，从东莞到胡志明市，她十分平静。在我眼里，她永远是如此独一无二。我常常思索，如果我与马犁的生活没有苏智群，我们会沉溺在工厂的流水线，像曾经的工友一样，胆怯、卑微、懦弱地活着，没有勇气站出来从容地面对生活的冒险。我开始理解苏智群所说的生活，或许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理解吧，但我与她终是不同的。我们是有根的，而她更像一只无脚鸟，身不由己地漂泊与奔波，跟随不断迁徙的候鸟制造业资本。我深深理解这种不由自主的漂泊，我们很多同事的公司跟随制造业大公司一起搬往了别的国家，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区做注塑，在越南沿海的港口城市做贴牌，去了柬埔寨、老挝做服装，在印度做电子，有的去了更远的非洲。

　　窗外的雨没有停下来，苏智群告诉我，过几天她便彻底地告别东莞了。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十七年，有些舍不得，她又说，她会回来的，一定会回的。

　　【责任编辑　李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