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史记》的结构与内容（二）

　　黄德海

　　一

　　跟表的十缺其一不同，八书的《礼书》《乐书》和《兵书》都极有可能缺失后补。总共八篇，后人续补的却有三篇，算得上残佚严重。好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给出了八书的总体构思，即“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照现有篇目，“礼乐损益”指的是《礼书》和《乐书》，每一代的礼乐都需要损益调整。“律历改易”指的是《历书》，根据日月运行的变化来调整历法。“兵权山川鬼神”，“兵权”指《律书》，“山川”指《河渠书》，“鬼神”指《封禅书》。“天人之际”主要指的是《天官书》，应该也包括《历书》和《封禅书》的部分内容。“承敝通变”指的是《平准书》，根据不同形势调整经济政策。

　　书体的来源，刘知幾主张出于《礼经》，郑樵认为起自《尔雅》，章学诚推测跟诸子有关。更有一种看法，则云脱胎于《尚书》，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所言：“《史记》八书，实取则《尚书》，故名曰‘书’。《尚书·尧典》《禹贡》，后世史官所记，略去小事，综括大典，追述而成。故如‘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律书》《历书》《天官书》所由昉也。‘岁二月东巡狩。……车服以庸。’《封禅书》所由昉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直哉惟清。’《礼书》所由昉也。‘帝曰，夔，命汝典乐。……百兽率舞。’《乐书》所由昉也。‘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平准书》所由昉也。《禹贡》一篇，《河渠书》所由昉也。”

　　十表追《春秋》，八书拟《尚书》，即便无法一一对应，也不难从中看出司马迁的勃勃雄心。或者也不用远溯六经，就引《太史公自序》关于八书的几个说法，就不难看出这卓绝的心思——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注意引文中的“损益”“古今之变”“切近世，极人变”“观事变”，大概能够意识到司马迁的志向所在。阮芝生总结八书的主要内容，并述司马迁立八书之目的谓：“大体而言，《礼书》讲礼义教化，《乐书》讲音乐理论，《律书》讲律法兵械，《历书》讲岁时历法，《天官书》讲天文星象，《封禅书》讲宗教祭神，《河渠书》讲地理水利，《平准书》讲财政经济。个别视之，八书各述一件专门事情，件件都是专门之学；综合而论，八书内容宏富，所记都属朝章国典与大政大法。能知礼乐者未必能察律历，能究天官、封禅者亦未必能明河渠、平准；今观太史公之叙八书，却能总揽并包，推明本始，并及古今之变，可说最为难能。非淹通博贯者，孰能为之？……司马迁之作‘八书’，其目的在于观世变，通古今，究天人，有垂法后王之意。故‘八书’实为太史公论治之言，其所记之大政大法，咸与治道或治法有关。”

　　八书中的《礼》《乐》《律》三书虽佚，但后人也常会勉力弥缝，甚至从中看出司马迁的深意，郭嵩焘《史记札记》即云：“太史公《礼》《乐》二书，皆采缀旧文为之，仅有前序，其文亦疏缓。礼乐者，圣人所以纪纲万事，宰制群动，太史公列为八书之首，而于汉家制度无一语及之，此必史公有欿然不足于其心者，故虚立篇名而隐其文。”明杨慎则言：“太史公之为《律书》，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而于汉文帝尤加详写，可谓知制律之时而达制律之意也。”二人从无字处揣摩司马迁的深心，或许受到了汉明帝说《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的影响？

　　不止佚失的三篇，即如《封禅书》《河渠书》与《平准书》，很多人也推测出了其中的刺讥之义。清高嵣《史记钞》评《封禅书》曰：“此书有讽意，无贬词，将武帝当日希冀神仙长生，一种迷惑不解情事，倾写殆尽。故前人谓之谤书，然其用意深矣。”稍晚的尚镕《史记辨证》论《河渠书》云：“塞河开渠，所以通漕溉田也。然武帝听臣下之言，轻用民力，广兴水利，总是一篇侈心。”明末清初的徐枋谓：“作《平准书》而有深痛矣。痛者，痛文景完富之天下，孝武以多欲而敝之也。……太史公既深痛之，故明言之，且切言之，以为人君多欲则多事，多事则多费，多费则天下贫而民俗坏，于是列治乱之效，陈得失之体，使后世知天下虽大，四海虽富，而轻用之必敝也。”

　　上面的引文，只是关于八书的部分结论，说明了《史记》的“微文刺讥”之旨，或许也跟司马迁的“发愤”有关。需要注意的是，上面不同的说法牵扯到每个发言者自己置身的时代，未必适应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比如，晚清寻求中国富强之路的郭嵩焘就认为，“《河渠》一书，叙汉武通渭、引汾、通褒斜之道，穿洛，而终之以塞决河复禹旧迹，其勤民至矣，而言水利者遂遍天下，此两汉富强之业所由开也”。

　　至此，八书中只有《历书》和《天官书》没有提到。方苞《读史记八书》认为《天官书》“特家世所掌，有独传其精义者”，而《历书》所记的历法司马迁曾亲自参与制定，二者或有更为独特之处。

　　二

　　提到《天官书》和《历书》，就不能不提到天。金克木《谈“天”》一文，将古代所谓的天看成一个全体：“天不是天空，不是指那个常常变换颜色的一片（《庄子》：“天之苍苍其正色耶？”），也不是日月星活动于其中的空，而是包括所有这些的全体，和地相对的全体。地的全体不可见（人不能上天），靠天来对照。抽象的空间概念是在具体的实的空间的认识之后的。”张光直清楚地说出了其中的关键，“天，是全部有关人事的知识汇聚之地”。用《剑桥插图天文史》的话来说，属于自然的天也是“文化资源的天空”。

　　因为《史记》五体，尤其是《天官书》和《历书》中记载了很多天文现象，司马迁某种程度上好像可以归入天文学家的行列。参照现在的科学观点，司马迁对天文学的贡献，起码包括对奇异天象的记录、对恒星颜色的观测、对恒星亮度的辨别、对变星的记载等。可是，司马迁跟天相关的学问，确定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吗？

　　上面提到的文章中，金克木指出了《天官书》的特殊性：“《史记·天官书》可以不当作天文学而当作古人的‘天学’书看。‘天学’和现代天文学可以说几乎是两回事。……《天官书》先分天为五宫：中宫和东南西北四宫。中宫是北极所在，无疑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大可玩味），所以首先举出‘天极星’。一颗明亮的星是‘太一常居’之星。这一带是后来所谓‘紫微垣’，即帝王所在之处。‘太一’旁边的星是‘三公’，后面是‘后宫’。……五宫之后列五颗行星及其解说。从木星开始，大概不是只因为它最明亮（金星最亮但只见于昏晓），是因为它十二年一周天，是年的标志，所以名为‘岁星’。接着是火星、土星、金星、水星，配上五行。这以后是日、月，以及彗星、流星等等，直到‘云气’。天文学渐少而星占术更多了。”作为天文学，怎么可能跟星占学沾边？但作为“天学”，星占是否题中应有之义呢？来看《天官书》论赞的一段——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天象出现了异常，人主必须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不同的征兆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了这个线索，就不能发现《天官书》的整体结构，如朱文鑫《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所言：“书分三节，首言星，次言气，末言岁。故其论曰：‘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史公本三家之说，虽不专论星象，而叙述恒星，尤为深切著明，言下见象。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五官之坐位，朗若列眉。其他占验之说，或依据星象，或假借名义，各有所本，绝非凭空臆造。”结合金克木的说法，可知《天官书》的正文部分，分别写的是星占、气占和岁占。如此，把《天官书》作为星占学著作，应该没什么可以让人吃惊的吧？

　　如果不把科学作为唯一去取标准，其实不难意识到，中国古代天学，多跟星占相关。江晓原指出：“古代中国之‘天文’，实即现代所谓‘星占学’（astrology）。历代正史中诸《天文志》，皆为典型之星占学文献……而此类文献在《史记》中名为《天官书》，则尤见‘天文’一词由天象引申为星占学之痕迹——天官者，天上之星官，即天象也。后人常‘天文星占’并称，亦此之故，而非如今人以己意所逆，将‘天文’与‘星占’析为二物也。”古代的天文家亦即星占家，“实为上古巫觋之遗裔”，“在上古时代，唯有掌握通天手段者（有巫觋为之服务）方有统治权，而‘天文’即为最重要之通天手段。”

　　当然，《天官书》写了诸多天象，验之以现代科学，也有不遑多让之处。除了上面的泛泛罗列，不妨就以“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来举例。《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谓：“携，连也。杓连龙角，故曰携。龙角，角宿也。盖角在子午圈时，杓正南向以对之。即角宿第一星与杓之摇光及帝星，约在一直线也。且此星与杓之开阳及今之极星，亦在一直线也。衡，玉衡也，杓中之一星。殷，中也。衡当南斗，故曰殷。盖南斗在子午圈时，衡正南向以对之，即南斗中二星与玉衡约在一直线也。魁在参宿两肩之上，故曰枕。盖参在子午圈时，魁正南向以对之，即由魁之天机傍天枢以至参右肩，由天权傍天璇以至参左肩，皆在一直线也。由此推之，观杓而知角，观衡而知斗，观魁而知参。察北斗之循行，足以窥大块之文章，握浑天之璇玑。”

　　朱文鑫在书里附了一张图，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十二个字描述的天象。不过上面的说法有点专业，那就用《潘雨廷先生谈话录》里的一段话，来传达其间的蕴奥吧：“妙就妙在此图用眼睛是永远看不见的，角星要夏天看（如要在一天内看，角要极早在黄昏看，斗星要极迟在清晨看），参星要在秋冬之际看。人就是上到宇宙空间，看到的也不是此图的景象，此图的实质是已经描写了时间。一半直接见到，一半要用思想，真实情形永远如此。”从这个方向看，作为自为系统的中国古代天学，重要的不是有多少跟现代科学相符的部分，而是借由精密的观察，人的思维认知不断走上新的台阶。

　　三

　　前面反复提到司马迁参与太初改历，但没有具体展开。据《历书》，当时的情况是，“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汉家初得天下，遇到的棘手问题太多，没来得及校正历法，袭用自秦。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讲座》谓，“历法是以固定的章蔀统筹多变的天象，行之日久，必有误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多次出现“日食在晦”的反常天象，即“朔晦月见，弦望满亏”，这说明“此时用历明显不准，已经超越天象一日”。深知“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的汉武帝，恰好这时收到公孙卿、壶遂和司马迁“历纪坏废，宜改正朔”的进言，在需要和时势的合力之下，很快便予以采纳，司马迁也顺理成章地参与其中。

　　照张闻玉的说法，“太初改历的原因就在年差分积累过大，造成‘日食在晦’的反常天象，现在改历者看准了这一时机，为纠正用历的误差，取消朔日余分705和冬至余分24（即消除年差分），便使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日夜半0时合朔冬至无余分……同时，还改岁首（以寅月为正月，该年十五个月，其中丙子年（前105）三个月，丁丑年（前104）十二个月），改年号‘太初’以为纪念。”太初改历对中国历史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是以建寅为岁首，迄今两千年没有变化，对汉民族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便没有后来的《史记》，司马迁也已经对整个中国文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尽管如此，司马迁跟太初历的关系，还是出了问题。首先是《历书》末尾所载《历术甲子篇》疑问重重。该篇中，焉逢捏提格太初元年之后，逐一列举了天汉元年、太始元年等年号、年数，直至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如原文如此，则司马迁活到了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享年117（或107）岁，这可能性不大。据此可以推定，《历术甲子篇》并非司马迁手笔。不过，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如张闻玉所言，“混入《历术甲子篇》中的年号、年数，断非出自司马迁的手笔，纯系后人妄加”。去掉混入篇中的年号、年数，《历术甲子篇》便豁然可解，“虽然只列了甲子蔀七十六年的大余、小余，并依此推算各年朔闰。其实，其他十九蔀均可照此办理（只需加算蔀余），这是一个有规律的固定周期，所以我们称之为‘历法’”。

　　也就是说，《历术甲子篇》是司马迁给出的计算公式，年号是后世无知者妄加。《历术甲子篇》的公式性质一旦明确，《历书》的结构也就非常清晰了——先讲述历法的意义，接着以论赞回顾历法演变，展示汉代历法问题，随后点明太初改历的起因和结果，“后附《历术甲子篇》，以明示历法根据。记载简明扼要，但清楚合理”。

　　其次的问题是，关于太初改历，《汉书·律历志》与《史记·历书》记载并不一致。《律历志》载，太初改历还曾采用邓平的八十一分法，司马迁对此竟只字未提。这当然会引起后世研究者的猜度，以致有人怀疑，司马迁不满采纳八十一分历而故意失载。张闻玉判断，“太初改历实际上分两步进行。在元封七年进行改历时（消余分、改岁首），邓平尚未参加，八十一分法也没有制定，司马迁只是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记载，所以《史记》详记《历术甲子篇》而不记邓平及其八十一分法——司马迁不能未卜先知！至于邓平八十一分法取代四分法，那已是太初改历的第二步。其时司马迁或衰病无力，或不在人世，所以《史记·历书》根本不提邓平法”。

　　《律历志》与《历书》不符，一方面是因为《汉书》距改历年代远，史料不全，“另一方面由于班固本人对汉初用历、太初改历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使《汉书·律历志》的记述陷入混乱，前后矛盾；而《史记·历书》出自太初改历当事人之手，自然比较可靠可信”。以上种种，还不是司马迁跟历法相关问题的全部，先来看《历书》论赞的第一节——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跟《天官书》一样，这段文字（甚至《历书》全文）也有两个略显矛盾的倾向，一是属于所谓科学方面的，如考察星度，纠正闰月余分；一是属于所谓迷信方面的，比如分管天地神祇之官，神有灵明并降下好年景。从迷信方面看，江晓原说：“在司马迁心目中，历法本是用来通天、通神、避祸趋福的，而这也正是星占术的基本宗旨。……颁告朔实即颁历法，诸侯遵用王室所颁历法，即象征王室掌握着他们的通天工具。”从科学方面看，则可用吴守贤的话来说：“第一，司马迁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上古历法的演变史……第二，司马迁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完整的‘四分历’推步方法和完整的算例。”

　　稍微深入些思考就能明白，在司马迁的年代，所谓科学和迷信原本是一体，冠上先进或落后的名义，不过是后来人的分别智。《天官书》《历书》的星占术和科学内容，本质上是一个整体，一个可以作为思想实验的整体，人们可以根据对这个整体的掌握程度来判断思维水准的高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作为同行，司马迁为什么会批评其他星占学“禨祥不法”（占验没有规矩）、“凌杂米盐”（凌乱琐碎），而对自己充满信心，同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汉书·艺文志》会说“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

　　或许可以说，无论对天象的观测，还是对时事的预言，在总体性的思想实验中，都是那个思维最缜密、信息掌握最全面的人，站在了当时学问序列的最前端。无疑，司马迁正是这样一个站在最前端的人。

　　四

　　杨照《史记的读法》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古往今来很多《史记》的选本，都依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考虑《史记》文章的好看程度，将‘不好看’的部分挑出来，只留‘好看’的部分。”说白了，好看不好看，关注的是作品的叙事性，也就是纪、传的“传”。前面说到的表和书，属于最不好看的部分，《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叙事性强，算是本纪中好看的文章。《史记》绝大部分好看的篇目，出自世家和列传（尤其是列传）。

　　不过，司马迁立世家和列传的目的，可并不是为了好看，尤其是三十世家。《太史公自序》谓：“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记载的是诸侯列国之事，其中的人物是“辅拂股肱之臣”。诸侯列国环绕本纪的宰制者，就像二十八宿环绕北辰，三十根辐条连接在一个轴心上。世家涉及的诸侯列国有统治区域，因此写法很像本纪，也是编年为主，大事乃书。

　　除《三王世家》佚失，其余二十九世家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吴世家》至《田敬仲完世家》，皆先秦封国。第二部分《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三篇，是特殊的一类。第三部分则自《楚元王世家》至《五宗世家》，属汉初封国。首尾两部分少有异议，中间三篇，一直有人批评司马迁自乱其例。只是，《太史公自序》言，孔子“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蓺之统纪于后世”“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外戚世家》序起首即言，“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布衣而为天下师，匹夫而启亡秦之端，外戚而影响国运兴衰，列为世家，应该也不能算完全无法理解的破例吧？

　　三十世家之后为七十列传，占全书一百三十篇的一半以上。列传可以大体分为五类，一是分传，如《伯夷列传》《李斯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二是合传，如《管晏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三是类传，如《刺客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四是四夷传，涉及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六个区域；五是单独的《太史公自序》，属序传。

　　照司马迁的说法，列传主要载“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之人。进入列传的人，或仗义而行，倜傥不羁，有嘉言懿行传于世，如伯夷、叔齐、老子、韩非、仲尼弟子等；或立功名于天下，不必全是正面行为，如管仲、晏婴、吕不韦、李斯、公孙弘等。

　　列传中，少数几篇也有异议。淮阴侯韩信、吴王刘濞、淮南王和衡山王，情况较为典型。他们当然算得上王，应列为世家，可韩信以反名被诛，刘濞因叛乱被杀，淮南王反叛国除，衡山王叛逆自杀，都算不上“辅拂股肱之臣”，因此未入世家而入列传。四夷为一方之国，也可以入世家，但如阮芝生所言，他们“或为敌国，或为附庸，或为外臣，其世系多不详”，并以中国纪年记事，因此只能放进列传。

　　列传记事，需点出传主本人的生平要点，并牵连其胸襟格局，因此要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细节，于是文章自然生动，感发人的力量也深，因而“好看”。明茅坤云：“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列传贴着每个人物写，让退隐到时间深处的人们重新在文字中生动起来，才能成为历史经纬织体上的饱满血肉，引起了历代读者的共鸣。不过，《史记》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拆开单看，如晚唐皇甫湜所言——

　　编年记事，束于次第，牵于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序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书之言语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则有《尚书》，《左传》之外，又为《国语》，可复省左史于右，合外传于内哉？故合之则繁，离之则异，削之则阙。子长病其然也，于是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

　　不妨用阮芝生的话来说明：“历史的记载，有三种基本的方法，即记时、记人、记事。这三种方法，各有得失。记时者为编年，编年者按年月记事，可以把时间的顺序交代得很清楚，但记事则分散、间断而不能连贯，记人也只限于某一时日，不能总叙一生，而且有些事在编年体中会写不进去。……记人为传记，传记以人为主，可以把人物事迹叙述得很完整，但不能详备某一历史事件的首尾始末，也不能全载某一时期历史的多方面发展，而且有些事也会写不进去。……记事为记述事情之本末，可以详备事件的首尾始末，但不能叙述人物的一生，也不能记录某一时期发生的所有历史事件，而且也有些事情会写不进去。”时、人、事既共时又历时，有时顾及了这个就要忽视那个（《史记》为人熟知的“互见法”，恐怕就是出于这个不得已），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皇甫湜说的是，《春秋》需要《尚书》配合，《左传》需要《国语》配合，才能相对规避无法两全的情况。司马迁熟读典籍，应该已经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于是采取了新方案，所谓“子长病其然也，于是革旧典，开新程”。《史记》用五体，弥补了三种方法各自的缺憾：“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便是对此问题所作的答案。纪传体其实包括了记时、记事、记人的三种基本方法，并作了一种综合的运用。《史记》五体中，‘本纪’‘表’与列国‘世家’，是编年记时，‘列传’与若干‘世家’，是传记记人，八‘书’与少数几篇‘列传’，则是纪事本末。司马迁把这三种方法会合在一起使用，成为一种新的综合的记述方法，也就构成了《史记》的新体裁。”一书兼备《春秋》《尚书》《左传》《国语》四书之长而能避其所短，无论如何都算得上空前的创举了吧？

　　五

　　谈完了《史记》的结构和内容，再回过头来看司马父子的太史令（史）职掌。戴君仁《释“史”》谓：“由史知天道，故其原始职务掌祭祀而包括卜筮星历，都属于天道神事。”除了“知天道”，史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职能，跟文字有关。“史字形状，像人执简册，表示他的生活和书本不离。文字的需要，一天天广泛起来，他的职务范围，便一天天扩张，不但书籍归他们掌管，极可能连作教科书用的识字本，也是史所编制的。”用司马迁说的“文史星历”来总括，前者就是“星历”，后者就是“文史”。

　　前面已经讲过司马氏的天官职掌，不妨进一步看看文史的部分。《太史公自序》谓，“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云，“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程金造《太史公所掌文史星历说》据此推断：“太史谈、迁父子，为汉太史令，所职掌的‘文史’，就是主管皇帝家藏的书籍。”当时的皇室藏书虽然丰富，但并不对外开放。“秘府的书籍，其所以禁人观览与抄录者，还不只是由于一书写本之无多，怕有佚失。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书籍所载的，多是各家理国治民的计谋方略，这些统治黎民的方术，只能皇帝独握在手，不能操之他人，因此禁止散行于各地。”司马父子因为职责所在，得以观览皇家的丰富藏书，对当时见于记载的各类思想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

　　除了读已经基本形成的书，司马迁还能接触到现在称为档案（甚至是绝密档案）的文字。《史记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此可见，司马迁能够接触到当时的很多重要档案。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说的就是这些新旧档案吧？古人文字的主要功能，是借以解决遇到的事，没有现在所谓写作这回事。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后来被尊为经典的作品，原本也可以是为解决当时问题留下的档案。如此一来，《太史公自序》所谓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不就是对“文史”这一职掌的另外一种说明方式？到这里，我们也就几乎看到了司马迁的职掌与志向的关系——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究天人之际”前面，司马迁加了“亦欲以”三个字。其中的“亦”字，需要从汉代的具体情形来看。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崩逝，一直被祖母束缚手脚的汉武帝终得乾纲独断，不久即发出了“天人三策”中的第一问。策问中密集出现了天命、灾异、三光、寒暑、鬼神这些词，可见所询与天人关系相关。既是“今上”所问，回答此一策问的人当然很多，照李纪祥《太史公“成一家之言”别解》的说法，回应策问者两次即已逾数百，因而“必然已盈绕天下之士，成为当世欲以究明的一大汉世关键问题。司马迁亦忝列其一，所以他才会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提供的天人关系答案，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呢？相比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官书》谓：“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也就是说，司马迁并非凭空想象出一个永不变化的天，而是凭借自己的天官职掌，不断观察天象的变化，并根据这变化进行“天人之际”的探究。在司马迁心目中，观察星空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帝国的运行情况，这不是猜测，更不是禨祥，而是确定的事实。如此，“亦欲以究天人之际”就不是司马迁的谦辞，而是饱含着他对解决笼罩当时汉王朝最大思想问题的自信，更隐隐透出他获得整体认知时的强烈自豪。

　　此外，《天官书》赞词中的“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是否也包含着“通古今之变”的意思？前文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不是同样的“通古今之变”？研究古今变化，对照当时情形，以便不断损益调整，正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之一。只有经过这番损益调整，此前沉埋在石室金匮中的遗文故事，才得以焕发出异样的光彩，进入整个民族的精神创造序列。有心者不妨留意《史记》各篇的序或赞词，“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始终贯穿其中。

　　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跟司马谈、迁父子的职掌有关，最后的“成一家之言”怎么理解呢？钱穆《太史公考释》论之甚明：“若其书为官史，则迁既续父职，责任所在，无所逃卸，何以其父临终遗命，乃曰无忘吾所欲论著，而迁亦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乎！’即此可知记注（按：记录）为官史，而论著乃家言，体例判然，断非一事矣。故迁之为此书，实不因其任史官，其书亦不列于官府，故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其书义法，自不限于官史之成制。”这样看“成一家之言”的属性，“正以明其非官书。官书者，汉志谓之王官之学，家言乃汉志所谓百家九流”。说白了，《史记》并非官史，而是家言性质的子书。或许，这也是此书最早称为《太史公》的原因。

　　子书只是司马迁的自我设定，随着影响扩大，最终，《史记》成了一部横贯经史子集的巨著。阮芝生《〈史记〉的特质》，说出了其中的窍要：“《史记》是‘正史鼻祖’，应属史部；《史记》是‘散文大宗’，可列集部；《史记》‘成一家之言’（诸子百家皆各成一家之言），又带有子书性质（此子书不过是以史书的形式出现罢了）……《汉书·艺文志》把‘《太史公》（《史记》原名《太史公》）百三十篇’列在‘六艺略、春秋家’下，可见汉人原把它归入经（六艺）部，视它为《春秋》的嫡子。”结合司马迁的雄心，这一说法，或许可以更确切地表达为——《史记》原本的目的是“拟经”（十表类《春秋》，八书拟《尚书》），实际达到的程度是“成一家之言”的子，后世将之确认为史部之首，却也折服于其闪耀于集部的文字精妙。

　　【责任编辑　李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