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　火

　　萤　火

　　琪　官

　　得知我有事去东京，表姐发来微信，说好几年没见了，让我得空顺道过去坐坐。

　　周五返回大阪前，我买了束花去横滨看她。车站旁花房里的姑娘替我搭配的花束，几枝橙橘色的桔梗，配上一把白色的满天星，再插上两株胭脂红半开芍药作为主角儿，包在做旧的英文报纸里，斜抱在怀里，幽幽的香气像长出了透明的触须，扑棱棱地腾涌上来。

　　表姐两年前离婚后从名古屋搬到横滨，住在一栋青灰色单身公寓里——是那种日本常见的低矮朴实型公寓，拢共五层，入口油花花的玻璃门狭窄得有些寒碜，门前一整排杜鹃花倒是开得热闹，红的、白的、红白掺半的，从修剪平整的绿壁上挤出水灵灵的脑袋。上午下了会儿雨，湿漉漉的地面上到处横陈着新鲜的、糜烂的落红。一只肥硕的黑乌鸦站在垃圾堆上，从戳破的塑料袋里啄食厨余残渣，一对冷漠的黑眼珠子如同疑心重重的门卫般审视着我。

　　按响门铃后，从对讲电话里传来表姐熟悉的应答声，我打了声招呼，玄关的玻璃大门自动打开。没有电梯，我一口气爬到三楼，背后已经渗出一层细密的汗，怀里的花一路上也被残夏的热气熏到了似的，有些耷拉下来。

　　表姐估摸了我爬楼所需的时间，等我站到302房间门口时，她刚好从里面打开了门，半弓着腰，脸上挂着憔悴的笑。只不过几年没见，那满脸努力撑开的笑容里多了几道阴影，是曾经光溜溜的花骨朵裂出层层叠叠的瓣儿。

　　“哎哟，买花作什呢哦！快进来，外头热死人了啵？”表姐依然是一口地道的家乡话。

　　进屋后，表姐让我随便坐，她则从厨房的橱柜里翻出细长漏斗状的花瓶，在水龙头下冲洗了下瓶身的灰尘。半透明的靛蓝色花瓶里灌满了水，被她捧在手里端到客厅，水纹晃来晃去，在墙壁上投下一圈圈海浪般淡淡的影子。我不禁想起多年前同她一起去芭提雅海边旅游的快乐光景，却未作声。表姐现在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以前快乐的日子都哪去了哦”，记忆中灵动璀璨的碧蓝色海浪早已在日常琐碎的打磨中失去了光泽和活力，凝固成她滴落在胸口处的一圈白绿色牙膏沫污渍。

　　表姐将报纸里的花束取出，修剪长短，小心翼翼地插进花瓶里，调整排列和角度，叉着腰走远些看看，又走近调整花瓶摆放的位置，这才满意地回头朝我笑笑道：“真好看。”又突然想起来似的问我，“我记得你爱吃咖啡的啵？”

　　“每天至少两杯。”我笑道。

　　她说着又转身去厨房，在水槽下的储物柜里翻找冲泡咖啡用的器具，一边说：“你姐夫那个死人以前也是，么得命，天天要吃咖啡，不晓得有什呢好吃的。光咖啡豆就能排一大桌子，又是冰咖啡用的，又是热咖啡用的，这个加牛奶吃，那个加黑糖吃，要求特别多，自己又不冲，早上起床没得咖啡，就要发脾气的，烦得么得命——看你一身的汗，就吃冰咖啡好的啦？”

　　“都可以的，你不要劳神。”我眼光总是忍不住往她胸口的牙膏渍上瞟，心里琢磨着她是压根没注意到还是已经不在意了。

　　虽然离了婚，提起前夫，表姐还是用“你姐夫”来指代那个日本男人，再在后面轻描淡写添一笔“那个死人”，就赋予了“姐夫”这个称谓过去式的框定，就像是电影放完最后出字幕，没能挨到影片上映就去世的人名字上要画个框——“死人”就是套在“姐夫”头上的那个框。老家的亲戚，除了姑妈姑父，和她的三个姊弟，没人知道她已经离婚的事。逢年过节，母亲姑妈婶婶们聚到一块儿，聊起小一辈的婚姻恋爱，一个个皱着眉各自抱怨一番后，总有人会加一句“小一辈里头就数小三子最有福气，又不要上班，在日本当贵太太”，阴阳怪气的语调，是攀比失败后守住的最后一点骄傲。姑妈总是一脸程序化的干笑，应和一句“儿孙自有儿孙福”后就娴熟地岔开话题。

　　表姐在那低头冲咖啡的时候，我环顾起她现在的住处。典型强调实用性的日式单身公寓，多是租给大学生或是刚入社会的单身青年，勉强可算作是客厅的空间连接着开放式厨房，满打满算也就三十来平方米，除了一张宜家买的简易餐桌、两把硬塑椅子、一个储物架之外，再无其他家具。各种迷你的家电倒很齐全，见缝插针似的塞在各个角落里。厨房右手边紧连着浴室，再过去就是一间卧室，门虚掩着，里面拉着窗帘，卧室被一张略显突兀的双人床填补得满满当当，只容得下一个梳妆台和一个电视柜。电视柜上坐着一只毛绒熊猫玩偶，这个玩偶我还有点印象，表姐一家住在泰国的时候就在。

　　大概十年前的样子，姐夫被公司派往泰国的分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我放暑假去他们家待过一个月。曼谷市中心的酒店式豪华高层公寓，三室一厅，宽敞亮堂。出入大门时穿戴整齐的门卫会行礼问好，坐出租车回去的话，门卫远远地便会跑来开车门。公寓下面配有全年恒温露天泳池，每天下午等太阳小些，表姐便会牵儿抱女下楼游泳。我记得那时候她隔三差五便会买回来一大把鲜花，热热闹闹插得满屋子都是。

　　表姐端来两杯冰咖啡放到餐桌上，冰块依旧在杯子里旋转着，发出丁零零的响声。她在我面前坐下，问我要不要加奶。

　　我喝了口，摇了摇头，看着对面两三年未见的表姐。年过四十，表姐依旧算得上是个美人，只不过较之全盛时期，她的美过了季，就像是初秋店铺里堆出来的夏季衣裳，狠狠打了百分之三四十的折。表姐看上去比之前消瘦了些，因而颧骨显得更高——她以前总是抱怨自己的高颧骨来着，怕被人背后嚼舌根说“克夫”，总是巧妙地用化妆术和额前几缕头发做些修饰——女人们看似随意的精细功夫。她现在却不在意了，将所有的头发一齐拢至脑后，用一根黑色皮筋绑住，露出一张稍显发腮的鹅蛋脸，眉眼依然带着天生的媚笑。可表姐脸上粉扑子下手未免重了些，一笑起来，眼角错综的细纹里卡了粉，是发酵好的蛋清色面团上失手撒多了煞白的干面，因而她极力想挽留住的过季的美，就显得廉俗又凄苍了。

　　“一直说要去大阪望望你。”表姐喝了口咖啡，一对年轻时候纹过的细柳眉挤成了“八”字——也是不时兴的眉形了，起身去冰箱取出一盒牛奶来，往咖啡里一个劲地倒着，冰块再次被搅得丁零零作响。

　　“上次见面还是那年中秋节吧？你还住在名古屋。我也一直说要来看看你和太辉、梨香他们，怎么一下子都两年还是三年过去了？”我问她。

　　“三年了。”表姐重新喝了口牛奶咖啡，告诉我说，“我离婚都两年了。你来的那会子，我跟你姐夫那死人还住在一块儿呢，你还记得啦？”

　　“记得呢。”我笑笑，也是因为那次被他们剑拔弩张的架势吓到，我才一直没再来过。

　　在曼谷住了没几年，姐夫在外面玩野了心，迷上一家小酒吧里的半变性人，上下齐全，花样无尽，把姐夫拿捏得神魂颠倒，几天不去心里就犯痒。表姐结婚后就辞了职，跟着他在家当全职太太，过着每天伺候老公照顾小孩的“贵妇”日子。知道了这件事后表姐也闹过几次，闹得越凶，夫妻间的嫌隙也就越大，眼看覆水难收了，表姐索性就死活要回日本，想从根本断了他的念头。可就算搬回日本，也没能挽救得了他们的夫妻关系。我去名古屋见他们的时候，两人就已经分房睡，分桌吃饭，分别洗衣了，就连迫不得已的日常交流，都是当面通过两个孩子互相传达——一个屋檐下一起生活了十几年，转眼间又变回语言不通的异国租客。

　　日本人不过中秋节，两个孩子呢，在表姐眼里也是两只白眼狼，日本国籍，日本名字，日本做派，跟他们用中文说话，却总是用日语回答，故意跟他们母亲拉开距离似的。表姐许是觉得冷清，想到我刚来日本，在大阪也是一个人过节，就约了我过去。

　　表姐显得很兴奋，效仿老家的传统，和我一起“敬月”。阳台上摆下一张椅子，四只青苹果堆成一个绿油油的小宝塔，一盘菱角（也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在日本搞到菱角的），一盘水煮毛豆，两个不伦不类的日式月饼，集了一铁罐的咖啡残渣代替香灰，里面插上三支香，朝着空中一轮明晃晃孤零零的月亮拜三拜，就是“敬月”了。形式感做足，记忆里的老家也就回去了。

　　饭后，当时还未是过去式的姐夫和两个小孩出门散步，我和表姐则坐在阳台上赏月喝酒，日式清酒“净月”，宝石绿的瘦身酒瓶，标签上画着一对连枝的胭脂红樱桃，玻璃杯里倒至六分之一，兑上乌龙茶，投入冰块，度数浅得很，除了老想上厕所外，可以一杯杯喝下去。

　　“真好啊，多少年没和家人一起过中秋节了。”表姐在我身旁仰头望月亮。

　　“你好几年没回老家了啵？”我问。

　　表姐点点头，浅抿一口酒说，“家去作什呢？”

　　“不想家？”

　　“你想家了？”表姐反问我。

　　我点点头。毕竟是第一次在国外过中秋。

　　“相信我，待久了就不想了。”可她落寞的表情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我知道她也想，但是她不说。姑妈家四个小孩，她排第三，上头两个姐姐，底下一个“惯宝子”弟弟，她从小就被忽略惯了，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以及不露声色。

　　我想起晚上分桌吃饭时如坐针毡的情景，问她：“都这个样子了，什呢原因不离婚？”

　　“现在跟他离婚，我连永住权都拿不到。”表姐蜷起身子，在膝盖前抱住的两条胳膊，如同削了皮的山药般又白又细，毫无血色。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不应该早就是永住了吗？”

　　“之前不是一直住在泰国嘛！回日本不以夫妻身份同居一年的话，申请不了。”

　　“想想你们住在泰国的那会子，每天开心死了。”我还是不禁感慨道。

　　“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表姐自言自语似的说着，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月亮。那一轮从小一直看到大的月亮，不放心似的一路跟到了这异国他乡来。

　　夜里我睡在侄子太辉的房间里，听见客厅里窸窸窣窣的动静，起来一看，表姐和姐夫两人正在那儿干架。也不互相谩骂，只是咬紧了牙，一个劲地互扯头发和衣裳。那阵势看上去，并不是简单的夫妻打架，而像是两个代表不同国家的角斗士殊死一搏一样，在地毯上扭作一团。我赶忙上去拉劝，好歹分开了，许是仗着娘家人在，知道我会拦着，表姐又去厨房拿起菜刀要砍他。姐夫人高马大，一脚就把菜刀踢飞，直愣愣插进木地板里，发出类似远古战场上马蹄声般“哒哒哒”的震动声响。

　　窗外那轮月亮也不忍看到这糟心的场景似的，不知何时已经躲到窗棂之外，只留下一地白纱帐下的鬼影幢幢。

　　第二天一早我便灰溜溜地回了大阪。

　　“日本这鬼天气，马上都秋分了，还热死个人！”表姐抱怨着起身打开了窗。

　　表姐现在租的单身公寓坐东朝西，隔着一层薄薄的云翳，夕阳露出半个脑袋，满屋子浓郁厚重的焦糖色，照在表姐身上，那两段曾经雪白的山药胳膊变成下油锅炸过后的拔丝山药。

　　许是因为裹在报纸里压折了，风一吹，从那株圆鼓鼓的芍药上掉下一小片花瓣来，羞答答地躺在桌上，像个袖珍的红舞鞋。表姐转身回座看见了，捏起那片花瓣儿，左瞧瞧右瞧瞧，对我笑道：“亏你还记得我喜欢芍药花。小时候我老家院子里就有两大棵，么得命，每年夏天一开能开一丛，你还记得哇？你来玩就摘一朵，用红绳子一绑，头上一戴，我演还珠格格，让你演紫薇，你还记得哇？不过那时候你还小呢，应该记不得了。”“你还记得哇”似乎成了她现在的口头禅，是困在回忆枯井里的人发出的摩尔斯电码。

　　“记得呢，二姐被我俩逼着演皇后娘娘，不高兴呢，真拿牙签扎我，被大姑一顿揍。”

　　表姐浅笑：“我以前可喜欢养这些鲜花了，在曼谷的时候，你也是晓得的。你姐夫那个死人那会子还是蛮欢喜我的，或者在外面偷了腥，就会买一大捧带回来，讨我欢心。我现在都好几年没买过鲜花了，好看是好看呢，但望不得它们枯掉的样子，总让我想到我自个儿。”表姐说着低着头，将手中的花瓣对折成一个月牙儿，不放心地抬头问我：“哎，你跟我说实话，我这几年老了很多啵？”

　　我摇了摇头，故意用夸张的语气说：“老什呢哦！现在像你这样的熟女可抢手了。”

　　表姐虽先对我嗤之以鼻，但还是咧开了嘴，继而投以一个羞媚的白眼，又重复道：“亏你还记得我喜欢花。一大家子里头，我就一直觉得数你最跟我亲，比我那些亲姊妹还要亲。”

　　我喝了口咖啡，抬眼看到墙上挂着一张表姐和两个孩子的合照，转口问她：“太辉已经上高中了啵？”

　　“已经高二咯，我望个子比你都高了。”表姐用手中的花瓣揩拭玻璃杯外的结露，抬眼打量我，“就是成绩烂得凶呢，还谈了个女朋友，么得命，长得像只大眼青蛙，也不晓得什么眼光。我是绝不同意她当儿媳妇的。”

　　“高中生不就是谈个新鲜嘛，哪里就会结婚了。”我笑笑，“梨香也是大姑娘了，长得越来越像你。”

　　“脾气臭得凶呢，一个不如意，就砸东西，给她报的钢琴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都是被你姐夫那个死人从小惯的。两个讨债鬼，没得一个让我省心的。”表姐眉间收得更紧，成了一个“川”字，川字两边的眉头便是那牛郎织女，拼死拼活想从银河两侧牵上手。

　　“两个孩子都判给他了？”

　　表姐点点头，“也就周末见见，我是落个舒坦，眼不见心不烦。”她说着用吸管戳着杯子里的冰块，冰块一个骨碌沉下去又浮上来。

　　“孩子大了不都这样。”我故作老成道。

　　表姐突然来了兴趣似的，抬眼看我问道：“对了，你去东京作什呢了？”

　　“去领了个小说奖。”

　　表姐两眼放光，喃喃道：“你是有出息的，我们这一辈里，就数你最有出息。”

　　我憨笑：“就是个小奖，不值一提的。”

　　“小奖也是奖啊！我就说四舅妈四舅舅将来会有福享，你从小学习就好，家里奖状贴一墙，又听话。我早就说过的，四舅舅四舅妈以后铁定要享福的。不像我爹妈，马上七十岁的人了，还要去饭店刷盘子给他们的惯宝子还债！”表姐说着又愤恨了起来。

　　“表哥还在赌啊？”

　　表姐两边嘴角往下扯，表现出万般鄙夷，说：“四舅妈没跟你说啊？他现在是专职的赌棍，欠下几百万的高利贷，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过年两头，家周围就好几辆黑汽车停着，专门逮他，要切了他的手指头拿去抵债——我看十根手指头都不够切的。丽霞跟他过不下去了，带着宝宝回山东去了，就没家来过。”下扯的嘴唇又紧缩成一颗皱皮话梅，未了又说悄悄话似的压低了声音 ，补充道：“你晓得哎？丽霞原来在山东当姑娘的时候就有个相好的，好像是高中同学，只是那人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丽霞家里不同意。现在人家当了大老板了，却还痴心想着丽霞，丽霞这才头也不回就回了山东。我听大姐说，两人马上都要领证了，不晓得真的假的——话说回来，丽霞心也够狠的！我爹妈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

　　“跟我妈视频的时候，她好像提了一嘴，说大姑问我家借钱。”

　　“哎哟哟！千万不能借！就是个无底洞！你还晓得我中南城买的那套房子吧？我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才咬牙买下来的，租都舍不得租出去，怕给我糟蹋了，就让我妈平时帮忙去开开窗子透透风。心想以后老了，就算回中国去，好歹有个自个儿的老窝待待，你说是不是的？当时买的时候怕被你姐夫那个死人知道，就以我妈的名义买的。我妈妈倒好呢！偷偷把我房子卖了，替她那个惯宝子还债。你说他们还是不是人？啊，你说说看！”

　　还没等我开口表态，表姐又继续抱怨道：“你说说看！大姐二姐的房子他们怎么不去卖？就欺负我不在国内，好像单单就我不是他们养的！我当然死活不承认，他们就大肚子一拍，四脚腿朝上，说要搬到通榆河桥洞里去住，把房子留给我。谁要他们的破房子哦！你说是不是！我要的是什呢？我要的是个说法！是他们一视同仁，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表姐脱米机一般“突突突”地跟我诉着苦，仿佛积压在她愁肠里的一个个方块字成了一颗颗米粒，长时间闷在肚子里发了酵，被她反刍含在嘴里，用后槽牙狠狠嚼碎了才吐出来。

　　我见缝插针地发出“唔”“嗯”“是哦”“是有点过分”等应和声，看着眼前嘴角淤积起米皮屑子般白沫的表姐，以及那黑色T恤上刺眼的白绿色牙膏渍，心头隐隐难过了起来，便又转头看向墙上的挂钟。毫无设计可言的四方形白色挂钟，边缘已经爬上了锈斑，嗒嗒嗒嗒，发出毫无感情起伏的机械声。生命被这个冷酷的机器切割成均匀的一秒又一秒，堆放在一起，便是经年累月。想想十年前，她每天穿着艳丽的连衣裙，化美美的妆，高跟鞋在曼谷市中心的柏油马路上哒哒作响，趾高气昂地走进高档商场。曾经一个如此风华绝代的贵太太，已经很难与面前这个满面愁云的怨妇重叠在一起。

　　第一块锈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想必因为屋子朝西，又听说过两天台风要登陆，所以才会这么闷的吧。即使开着窗，一点风的影子也没有，这逼仄的屋子蒸得像个真空盒子，连周围的空气都似乎渐渐稀薄起来。表姐说得嘴角起皮，停下来喝了口咖啡。一静下来，沉默如同厚重的透明油漆，劈头盖脸地泼了下来。

　　虽然闷热得令人发昏，毕竟已经入了秋，天暗得那么快。夕阳早已没了踪迹，窗外黑魆魆的远山上聚集起靛紫色的残云，厚厚叠叠地堆砌着，像黑霉砧板上放久了的坏牛肉，那远处星罗在云前的白色建筑便是生的蛆，要是外面生了风，也许不久便会传来阵阵腥臭。采光不大好的真空盒子一寸寸昏暗下来，窗外银杏树叶的影子匍匐到表姐的脸上，灰一块、黑一块的，只有那双从我进屋就再未舒展过的眼睛里，闪烁着不知哪来的浑浊水光。

　　注意到我看向她胸口的目光，表姐这才发现了T恤上的牙膏渍，用手指沾了咖啡杯壁上的结珠，另一只手拉起T恤衫，下巴往后缩，嘴角往下扯，双眼尽力往下望去，反复擦拭着牙膏渍，直到那一块水绿色如同少年时期日记本上的水笔字迹般消散无踪，她才收了手，继续抬头看向我，思索了片刻自己刚才讲到了哪里，这才总结道：“你说说，是不是这个账？”

　　我再次无声地点头，意思是我始终都会同她站在统一战线上。

　　天色愈发暗了下去，表姐起身拉亮电灯，看着窗外渐次亮起的城市灯火。随即她又抬眼看了下时钟，叫道：“么得命，都快六点钟啦！这咖啡一喝，我夜里又要翻着白炽眼，一个人到天亮了！——你坐一会子，我去买菜烧夜饭，你就在这儿吃。”

　　我喝光杯中的咖啡，也站了起来，说道：“不吃了，还要去赶六点半的新干线。”

　　表姐窘迫地看了眼卧室，说：“我现在这破房子，也不好意思留你住了，吃了夜饭再走嘛！我记得新干线到很晚不还有呢。”

　　“不了，我还得赶回去收拾收拾，明天一大早就要去金沢。”

　　“去金沢作什呢？”

　　“一树周末要回去一趟，他姐姐结婚，非让我一道过去。”我苦笑道。

　　“一树跟他家里说了你俩的事了？”表姐瞪大眼睛看我。

　　“还没，说趁这个机会……”

　　表姐努努嘴，露出欣慰又担忧的表情，说：“一关关过吧，我爸爸当年死活不同意我嫁给日本人的……哎，不说了，我是身边没得个能说话的人，望见你，心里欢喜得不能，一开口就跟个拖拉机似的，停不下来了。那我送你去车站吧，我正好要去超市买点东西。”

　　“也好。”

　　我和表姐漫步行走在横滨街头，初秋的夜晚，果然还是起了点凉风。表姐拉了拉单衬衫外套，双手抱在胸前。她穿着平底运动鞋，稍落后我一点，我用余光看了看她，觉得她比记忆中要矮了许多。

　　想起当年在老家，她死活要嫁，姑父死活不让。她为此还绝过食、跳过河——当然也都是唬人的演出，以表自己非他不嫁的决心。大夏天的，母亲踏着自行车带我去劝架，她却蒙头在被窝里，不肯见人，又趁大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从被窝里露出汗涔涔的脸，朝我调皮地挤眉弄眼。许是刚哭过，那双杏花眼水灵灵的，像盛满晚霞的瓷釉瓶跌碎在河面上。

　　“怎么想到搬来横滨住？”看表姐不说话，表情怏怏的，我努力挑起了话题。

　　“那时候刚离婚，正好有个朋友在这块儿当个小领班，问我要不要来上班。”

　　“做什么？”

　　“工厂里装便当，每天像个机器人一样，一点儿意思都没得。”

　　我转头看向她。表姐眼睛看向前方浮光镀彩的霓虹夜景，眼神飘忽着，仿佛因为色彩过于绚丽，看花了眼而失了焦。五光十色的城市尽头是黑得更加阴森的远山淡影，再往上挂着一小瓣随时都可能坠下来的黄绿月亮，像拍照镜头因炫光留下的小绿点似的，在这繁华都市的夜里，倒成了不必要的累赘装饰。

　　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直直刺向远处的山麓，拥挤哄乱的汽车一个个瞪着血红的眼，发疯似的向前跑去。我和表姐再次沉默了下来，沿着马路边的人行道一前一后地走着。正值周末的下班高峰，身边来来往往净是些西装族，叽叽喳喳地闹腾着，商量着去哪喝酒吃饭。我俩穿梭其间，既像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又像是格格不入的局外客。

　　表姐突然加快了脚步，从我身边冲上前去，在路边一方白色水泥砌成的小花坛前驻足下来。花坛里栽种着不知名的植物，开着羸弱的四瓣小花儿，白的，黄的，红的，紫的，艳俗又热闹着，充斥着人工栽培出来的工整一律的索然气味。表姐慢慢蹲下身子，头也不回地喊我：“快来看！”语气里满是难抑的兴奋。

　　我走上前去，也在表姐身边半弯下腰，才看清她喊我看的是隐匿在叶丛底下的一只萤火虫。它那微微蜷缩起来的尾部，以让人不禁惜怜的频率缓缓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在这秋意渐浓的都市里，像卷起尾部挤压出剩余不多的牙膏一般，拼尽全力泄放出体内残留的余光。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呀？”表姐开始和萤火虫对起话来。听说一个人住久了，会不自觉地跟自己对话，跟小猫小狗对话，跟花花草草对话。

　　“应该是迷路了。跌跌撞撞一路飞到这里，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表姐继续自顾自说着。

　　“这么弱的光，亏你还能发现。”我说。

　　表姐从枝叶上取下萤火虫，放在手心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了会儿，开口对我说道：“你还记得哇？小时候一到夏天，秧田里头都是萤火虫，好看死了。婆奶奶骗我们说萤火虫是星星掉下来变的。暑假去婆奶奶家玩，我们就喜欢拿个小针水瓶子，抓个一大把，关在瓶子里，夜里吊在蚊帐里，和你一起数星星。你那时候还太小，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了。”

　　“记得呢。有次瓶盖没关得紧，早上起来一铺的萤火虫，都死了。”

　　“是啊，那么好看的萤火虫，第二天就死掉了。那时候总觉得怪可惜的。”

　　小时候抓到萤火虫，知道它们不久就会死去，不会再发出璀璨的光芒，于是在小伙伴之间流行着一个很残忍的举动——将抓到的萤火虫放到水泥地上，用脚猛然一踩，向后利索地划出一道弧线，便会在水泥地上留下一大摊耀眼无比的光斑。我可以蹲在那儿一直看，一直看，直到那片光亮像夜深后远处渐渐熄灭的灯火一般，一点点地消散殆尽。那种包含着血腥与残忍的美，欣赏起来，总是那么的摄人心魄。

　　表姐捧着萤火虫站了起来，继续向前走去。一旁飞驰的汽车灯光照在她的侧脸上，白的，黄的，红的，紫的，艳俗而寂寞着。

　　“就没想过……回国住了试试看？”我继续跟在她身后，犹豫片刻，开口问她。

　　“我房子都被卖掉了，回去能作什呢？我现在回家，在日本坚持到现在的意义是什呢？一切都得从零——不对，从负数开始。再说都出来这么多年了，早就跟国内的社会脱节咯。之前回去了一趟，去餐厅点餐连菜单都没得了，走到哪都是手机！一个四十几岁离了婚的妇女，又没得文凭，就算想回去教教日语，也没得地方要我啵？”许是在意路人的目光，表姐家乡话夹杂着日语说道。可悲愤一旦涌上来，音量却控制不住，反而更引人侧目了。总说外国人待在日本社会压力大，人心过于疏远，其症结就在于大家往往比日本人还要注意他人眼中的自己。

　　“你跟我说过的那个高中同学呢？每次回去总要见面的那个，那个开金店还是开饭店的老板？”我的意思是，其实回了国，并不是完全没有退路。只要他真心待她，回去做个老板娘也挺好。

　　“呵！那个胖得像头猪的死人！再三说好了要离婚的，结果呢，他婆娘三胎又怀上了。你说他这个人贱不贱？你说是不是的？”表姐一脸的厌恶，低头看着手心里的那只残喘的萤火虫。起了风，表姐将脚前的一个仓皇滚来的塑料袋哧溜溜往前踢去，好像踢的是那个“胖得像头猪的死人”的肚子——抑或是他老婆的肚子。

　　又来个“死人”，我心想，看来在表姐生命里逗留过的男人，下场都是被埋进不见光日的坟墓里去，成了一个个活死人。表姐给他们标上编号，框上各式各样的形容词，高个子的死人、瘦成竹竿儿的死人、有情的死人、无义的死人，片尾致谢似的，等着在人生谢幕时滚动播出。每每提及，她总喜欢把“死人”两个字说得格外亮堂，咬牙切齿的，就跟大过年的不小心说了不吉利的话，惶恐又自怨着，总得加一句恶狠狠的“呸呸呸”来消减晦气一样。

　　我不由得悲伤起来，那种看着洪水中的人被冲走，却无能为力般的悲伤。可我又极力克制着，怕被表姐看出来，反倒显得像是做作的同情了。我只好什么都不说，抬手看了眼手表。时间绰绰有余，但我还是故意稍稍加快了步伐，又不愿被她察觉。

　　“对了！”表姐走着突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我，一脸期待的神情，兴奋道，“琪荣啊，你不是写小说吗？你就写写我的故事吧！我这一生哦，真的是有苦说不出，我自己是不会写的，身边又没得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这一生呵，比小说还要小说的。”

　　我愣了会儿，露出为难的笑，只能敷衍说：“我试试看。”想起之前有一篇以表嫂为原型写的小说，一场农村妇女彻头彻尾的悲剧，刊出来后被她儿子看到，闹到我家去，非要我爸把样刊塞进灶台火堆里烧了才称心。从那以后，我就很少以家族里的人为原型写小说了。

　　“不过你得把我写得开心点。”表姐继续走着，语气难得的轻快，用一只手拨弄掌心的萤火虫，“我活得太苦了，琪荣你得把我写快乐点——我之前看过你的小说，朋友圈发的那些，说实话我看不太下去，你说你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怎么成天写一些生啊死的东西，一点都不幽默，你应该写点开心的故事。虽然我过得也不如意，但你把我写得开心点，你不是小说家嘛，动动脑瓜子，给我安排个happy ending什么的。”

　　我努力挤出赞成的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我的确从未写出过什么开心的故事，因而很羡慕那些文笔幽默、能写出快乐故事的人。我的小说都是在悲伤的心境中写成的，因而故事里的人们大多也都陪着我一块儿哀怨着。当然，我也有开心的时候，但很少会想到写到小说里。欢乐的时光总是要拿来虚度的，只有沉溺在悲哀里的时时刻刻，才值得沉思。

　　我们路过一家“柏青哥”游戏厅，里面埋头打着弹珠球的男女老少，一个个涨红了脸，兴致勃勃地紧盯着游戏机屏幕，手上握着手柄操作如流，每个人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快乐——孩童般最为原始的快乐。从开开合合的玻璃门里传来欢快的背景音乐，以及人类长期聚集在一处后积淀起的汗腥味。热浪一吹，扑面而来——呵！这市井的、腥腻的、踏踏实实握在手里的快乐。

　　表姐似乎也被游戏厅里的快乐气氛所感染，脚步轻快了起来。她的一双天生的笑眼贪婪吸收着一街的灯红酒绿，炯炯发着光，像两只匍匐在银杏叶阴翳里、垂死泄出最后余光的萤火虫。表姐手中的萤火虫突然意识到被人类擒住的危机感似的，在她掌心扭动着身子，向前匍匐了几步，振动了几下翅膀，似乎在做飞行前的热身运动。

　　“你想飞回家了吗？”表姐对着萤火虫温柔问道，继而捏起它小小的身躯，向后挥动手臂再向前，奋力向月明星稀的夜空抛去。

　　那只萤火虫挣扎着，在空中划出一小段歪歪扭扭的曲线，随即便静如落叶般跌落到不远处的人行道上，以更加缓慢的频率散发着细微的光亮。

　　表姐慢步走上前去，没作犹豫，就像小时候那样，下意识地抬起运动鞋，稍加用力，脚尖微微转动两下，随后向后迅速拖拉鞋尖，萤火虫跌落的地方便留下了一段完美无缺的漂亮弧线，不像是一颗孤独的星星所能发出的光亮，倒像是整条银河哗啦一声一股脑儿地跌碎下来，留下了一摊如同青春般转瞬即逝的凄美。

　　表姐回过头来看向我，露出疲惫的笑，对我说道：“真的，不是我说，你写写我，写个快乐点的故事，我这一生——呵！你说说看！”

　　作者简介：琪官，男，本名陈琪荣，1992年生于江苏盐城。现于日本大阪公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电影小说、电影的小说化写作。自2014年起陆续在《江南》《山花》《清明》《青年作家》《福建文学》《香港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多篇作品被《长江文艺》《小说月报》转载、被收录于各类精选集。已出版长篇小说《无姓之人》。

　　【责任编辑　高亚鸣】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