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梁晓声

　　路文彬

　　虽在大学时代，我便已熟悉梁晓声的文名，但因自己一直热衷于西方经典作家的深阅细读，实际上并未舍得把更多时间留给他的作品，以至于连他的成名作《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也是只知其名，从没有过了解的冲动。如今想来，令我初次对梁晓声的小说产生印象的作品应该是他题为《冰坝》的一个中篇，记得当时是在《中篇小说选刊》上读到的。该作叙事老道，主题新颖，营造出的紧迫氛围如同黑夜里的海啸悄然袭来，与我想象中的梁晓声不大一样。原来，他竟然有着先锋性的一面。

　　原本以为，被视作“知青文学”代表的梁晓声应该是现实主义的，而现实主义在我眼里无非是循规蹈矩的。可《冰坝》所呈现的现实主义却有着超越传统模式的鲜明现代意识，通过它不难发现，当梁晓声试图以某种强烈的危机感来体现自我的现实关切时，他便能不可抑制地爆发出超越生活的想象力。毫无疑问，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作家，拜时代所赐，梁晓声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这是他的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同时也难免不是某种限制。事实上，一个作家要是过于依赖自身的现实经验，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就必然会陷入用事实替代真实的困境。毕竟，写作是思考，是创造，从来不是复制和转述。《冰坝》难能可贵地规避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窠臼，让我从中见识到梁晓声的写作才华，尽管他关注的题材根本就不是青春时代的我所喜欢的。

　　有鉴于此，我没有追踪阅读梁晓声的小说，倒是他常常出现在期刊上的散文引起了我的注意。显然，这是个有故事的人，也很会讲故事。过往的风轻云淡，此刻的人情世故，他总能用最打动人心的方式向我们娓娓道来。在这些故事里，我看到了苦难，也看到了温暖，看到了悲伤，也看到了幸福。每每听到时下作家们在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时，我便会想起梁晓声的散文，它们不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吗？

　　已然在鲁迅先生那里领教过太多负面国民性的我们，透过梁晓声散文中这些朴素平静的文字，则能见证国人极为高贵的一面。他们隐忍，他们良善，他们天真，他们无私。他们可以吃下全世界的苦，却不肯轻易享受得来不易的些微之甜。若是读过《父亲》《普通人》《兄长》《王妈妈印象》等篇什，我们就能懂得，中国人不善言爱，他们不习惯说“我爱你”，他们只会说“我疼你”。从梁晓声散文里的芸芸众生中，我体会最深的即是这样的“疼”。疼本属身体的不适状态，它意在借助甘愿让个人身体承受痛苦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对方的牵挂和怜惜。

　　这里的“疼”是自我牺牲，所在乎的不是同甘而是共苦。向来如此，中国人不追求幸福，他们只知苦中作乐，似乎是被幸福遗忘的群体。我不清楚这样的同胞是不是可爱的，但我十分确定的是，他们是值得被善待的。梁晓声散文里的那些人物极易使我落泪，他们令我意识到，我的泪水正是心疼的产物。我也由此再度理解了我们的古人何以那么爱流泪，这泪水就是真诚之爱的语言啊。故此，艾青会在诗中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基于这样的印象，我更重视的只能是梁晓声的散文，而非他的小说。所以，虽然时常见他有长篇新作问世，我依旧表现得漠不关心。1998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导师曹文轩教授需要我协助他编选一套共和国五十周年文学作品选，在遴选小说篇目的过程中，我特意浏览了梁晓声的近期作品，仍然觉得还是他的散文最出色，因而迟迟决定不了到底该选他的哪一篇小说。在我的认知里，小说必须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而梁晓声的小说与现实却是几乎没有距离的。

　　作家关心现实固然是好的，但用小说直接介入现实势必会败坏小说的品位。小说自成现实，甚至对抗现实，让它俯就现实自然是不可取的。在我看来，梁晓声与其这样写小说，还不如继续写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吧？不过，梁晓声终究是作家，不是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仅是他的文学余兴产品而已，它远远满足不了梁晓声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及热爱。文学是他的归宿，他从那里来，也一定要回到那里去。

　　再次将梁晓声和我拉近的，是首播于2000年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作品始终存放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对我的成长产生过深远影响。为了能重温它，我设法从同学那里借来一个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黑白电视机，每晚待在宿舍里观看。回忆历历在目，那些个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的夜晚啊！至今，我的耳畔还时常会回荡起那首激动人心的主题曲：

　　远处的河岸点起了灯火

　　晚霞消失在晴朗的夜空

　　跨上战马背起长枪

　　年轻的布琼尼士兵整装出发

　　跨上战马背起长枪

　　年轻的布琼尼士兵整装出发

　　……

　　这部电视剧的编剧就是梁晓声。他能把这部苏联时代的文学经典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让我不由得对其心存感激。特别是结尾处那浓重的怀旧感伤基调，非常契合我对这部作品的情感，甚至比原著更符合我的期待。由此我也终于认识到，在梁晓声和我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共鸣的，即便我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年龄上的代沟。但这并未妨碍我们都喜欢保尔，不，我们都更喜欢冬妮娅和丽达。年少时不懂爱情，只要革命意志，历经沧桑之后，才明晓什么是生命里最珍贵的。我想，梁晓声针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改编，不单单是为了致敬或者怀旧，他更是为了重新认识历史，认识自己，是向青春进行的一次虔诚忏悔。一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激情和狂喜，唯有在沉寂已久的回声里，方能让我们真正听清它的话语。

　　虽说我已有那么久不看电视，但是最近却很想再看一遍这部电视连续剧。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确有点想它。为了保尔，为了冬妮娅和丽达，也为了梁晓声。那时我尚不知道，我正在走近梁晓声，或者说梁晓声正在走近我。同年7月，我获得博士学位，入职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几年后，梁晓声也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了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我们成了一个教研室里的同事。

　　说实话，最初我并不希望梁晓声成为我的同事。不知何故，那时忽然开始冒出作家进高校的苗头，时有某著名作家调入高校任教的新闻，我以为梁晓声也不过是为了赶这个时髦罢了。而对于作家能否胜任教授这个职位，我一向是明确持怀疑态度的。众所周知，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极少科班出身，高学历作家更是罕见。没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又怎么能给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上课呢？何况，对一些作家进入高校后让人不敢恭维的状态，我又有所耳闻。

　　但纵使我再怎么不欢迎，梁晓声也还是来到了北语，因为人家压根儿不需要我的欢迎。第一次见他，是在学院的会议室里，全体教职员工对他的加入表示了热烈欢迎。向我们一一致意的梁晓声显得温和而又谦逊，可这并不能打动我，我只想等着观察他此后的表现。会后，在教研室里我们有了面对面的接触。我称呼他“梁老师”，他称呼我“小路”，称呼别人，他则喜欢用“亲爱的同志”。

　　梁晓声的衣着相当朴素，挎着一个帆布包，既不像作家，也不像教授，更像是某个工厂里的技术工人，但他说起话来却极富亲和力。几分钟的工夫，他便让我们之间没有了陌生感。得知我也从事小说创作，梁晓声颇有些意外，并即刻将我视为他的同道，话题开始朝着当下的文学现状深入。第一次见面结束，我已完全忘记了自己对他的不欢迎，他似乎早就已是我的同事。我转而开始庆幸他的到来，他让我在这个文学空气稀薄的中文系呼吸到了久违的新鲜氧气。

　　之后，梁晓声便成了最能与我聊得来的同事。每次见面，他总喜欢问我需要他做些什么，需不需要用钱。虽然我对他的了解仅是开始，却分明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些话绝不是出于客套。果然，他常请学生吃饭，同事聚餐也都是由他买单。他还专门放了一笔钱在教研室，留作同事们定期聚会时使用。我要出版一本新书，请他写序，他说“遵命”。书稿交给他没两天，他就递来两页手写的文章，字迹工整得令我惊讶。

　　在刚来北语的那段日子里，梁晓声好像天天都在忙着为学生和同事们做事情。从他身上，我认识到了自己所缺少的慷慨品质。可以说，他是北语第一个让我觉得有学习价值的同事，与这样的人一起工作无疑是幸福的，我不能不珍惜。不仅限于此，作为教师，他同样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见过他给学生们批阅的作业，每页都有圈点和感言，最后是长长的一段心得。很明显，他是在和学生对话，有鼓励，有建议，于学生而言亦师亦友。这样的耐心，这样的姿态，我是未能做到的。

　　至此，我也总算明白了，梁老师来高校任教，哪里是为了赶时髦，他明明就是为了无处安放的文学情怀啊！写作本身并不能全然释放他的这种情怀，他还想呼唤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那些青年人，一起分享文学的美妙与深刻。现实主义的梁晓声同样保有一颗浪漫主义的心灵。

　　可惜，浪漫的心灵在现实的汪洋里往往不会如鱼得水。没过多久，梁晓声便体验到了对于学院规制的水土不服。在参加北语首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一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时，他对那名同学关于沈从文作品中性爱意识的研究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纯属无稽之谈。一时间，答辩的同学和她的导师都很有些慌张，不知该如何是好。说实话，这篇学位论文完成得还算不错，梁老师所表现出的反感不过源于他同学术界之间的隔膜。可是，这种隔膜又不可能马上得以消除，况且他的反对又是那么的认真，也不好不尊重他的意见。于是，我给出了一个折中性的动议，就让梁老师投他的反对票，其余评委则都一律投赞成票，这样最终并不影响学生的论文通过，岂不两全其美？当然，这对那位答辩同学来说，多少还是显得有点委屈。

　　渐渐地，梁晓声发现现今的中文系原来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学情怀的地方。喜爱文学的学生寥寥无几，求知欲也是弱得可怜。他遭遇到了我初来北语时的那种尴尬和失望，流露出遗憾和悔意。一天，在办公室里，他告诉我，他已经联系好一家文化研究所，准备离开北语。我听了顿时有些难过，极力劝他留下来。

　　我说：“梁老师，正因如此，北语才更需要您这样的人啊。您可以走，我也可以走，那北语中文系的学生该怎么办？其实，只要有我们这样的人在，多多少少还是能给学生们一点影响的。要是您走了，我在这里会更感孤独，可能也得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番话对梁老师起到了作用，总之，此后他再也没提调离北语的事。

　　这次谈话后，我又一次意识到我们学校的负责人对梁老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于是便找到他们，建议他们能给梁老师配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并好好安抚一下他的情绪。上课时，我也一再提醒同学们要珍惜有梁老师的时光。无论如何，梁老师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作家，而且又是那样一个真诚的人，他的存在对于学生一定是有益的。从这以后，我把梁老师留在北语当成了自己的一项责任。我让自己的研究生撰写研究梁晓声作品的学位论文，提议在北语设立“梁晓声青年文学奖”……我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些。必须承认，在我所熟悉的这些作家之中，梁晓声身上最具有能够打动我的品质。

　　基于这个原因，我虽几度因为对校方一些管理制度的不满，动过打算离开的念头，但是一想到梁老师，只好又把这个念头打消。梁老师为此也安慰我说：“不用理会这些，只管让自己强大就是。”想想有梁老师的陪伴，北语并非一无是处，我且将那些不公正的对待都当成命运最好的安排吧。

　　到了退休年龄，梁老师果断决定不再给学生上课。按理说，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是可以延迟好些年再退的。但我理解他的毫不恋栈，一是对上课他的确有些厌倦了，二是不工作却享受着工作待遇，这太不符合他为人的秉性。好在退休后的梁老师没有让我感觉到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联系依旧，有什么事情找他，他仍是一口一个“遵命”。而每次我都要提醒他保重身体，他是个忘我又勤奋的人，很容易忽视自己的健康。我不止一次目睹过他身体出现的危机。

　　一日，在微信朋友圈里看见有人贴出梁晓声的三卷本长篇小说《人世间》的书影，足有一百五十余万字。惊叹之余，是由衷的敬佩，要知道，这一百五十余万字须是他一笔一画写在稿纸上的，因为他至今不使用电脑。与此同时，我也猜到了，梁老师这大概是想获茅盾文学奖了吧？现在的中国作家但凡想摘得这一桂冠，好像都要拼命往长里去写。按照《说文解字》的释义，“奖”即“嗾犬厉之也”，也就是主人为了指使狗变得凶猛而运用的激励伎俩。所以，我对各种名目的奖项都不以为意。至于梁老师，他可能并不像我这么想，茅盾文学奖在他那里也许意味着一种历史情结吧。

　　那么，何不成全一下梁老师呢？我立即召集我的几名博士生，在第一时间研读了这部巨著，随后分别写出万字评论，在一家学报上同时刊出。紧接着，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又为梁老师召开了一次作品研讨会，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评论家展开热论。《人世间》果真不负众望，顺利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然而，真正令这部作品名声大噪的倒不是茅盾文学奖，而是它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映后引起的巨大反响。就此，梁晓声的知名度达到了空前的巅峰。

　　不过，梁晓声也为他的这一巅峰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既往宁静的生活，各种邀约纷至沓来。见证着他的忙碌，我有时不免心生疑惑，这是我曾经的同事梁晓声吗？我还是更喜欢先前那个状态的梁晓声，就像我早已经是“老路”了，而梁老师照旧还在称呼我为“小路”。我也一样继续称呼他“梁老师”，而不必改称为“梁老”。我们还是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相聚，可以无话不谈，可以继续有在他那次作品研讨会间隙的那种拍照：他执意要我坐在椅子上，他则站在椅背后，说让我扮东家的少爷，他扮东家的长工……一切仍然如同开始，一切都不曾改变。

　　即使有所改变，我希望那也是时间不让我们知晓的。正如有过多位读者问我，我在长篇小说《你好，教授》中写到的那位巴东仁先生是不是就是梁晓声，这个问题起初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从来就不是个写实派，怎么会把梁老师写进自己的小说里呢？可转念一想，巴东仁的身上真的一点都没有梁晓声的影子吗？我一时又难以给出确定的回答了。我明白，当梁晓声开始走入我的生活时，潜移默化的改变就已注定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我以为他不在身边，结果他时刻都在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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