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拜物教降临——重读《数字化生存》

　　俞漄

　　时至今日，《数字化生存》一书的预测之准确仍令人称叹，作者尼葛洛庞帝却谦虚地将其解释为“推断”。如果接受作者本人的观点，那么书中记录的推断仍可继续延伸。

　　当前，智能手机已高度普及，表征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正在飞速发展。这些新技术以ChatGPT（聊天机器人模型）、Sora（视频生成模型）、Mubert（音乐生成模型）、GPT-4o（全能模型）等多种创新形式渐渐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并对人类当前生存状态和未来走向产生显著影响。日常生活中，人类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深度依赖移动手持设备（如手机）以完善生活，也从来没有这样深刻感受到某种“无法触碰”却“时刻在场”的事物（如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更没有如此深切地为人工智能在某些工种上（如应用文书写作）取代人类而陷入焦虑。

　　移动互联时代，数据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被一刻不停地制造出来。从表面上看，它只是近十余年以来技术革新的产物；但深入考察其背景便可发现，当下现象必定有着遥远的历史根源和漫长的演化过程，其中隐含着的意义及其对现实的影响值得关注。从微观的个人视角看，“玩手机”只不过是一件小事，是在自己的浏览器中点击一条新闻，在小说应用里删除一部乏味的作品，在短视频应用里给某个主播打赏，在“购物车”里修改了一件衣服的颜色选项……一整天里太多类似的操作，人脑根本无法完全记忆这些忙乱的操作，也似乎没有必要。从宏观的社会角度看，人们每日在移动互联网的无数随意操作生成庞大而琐碎的数据，进而汇聚成一条蔚为壮观的“数据洪流”。如果用“统计”一词来描述，会显得迟缓、局限、短视。从英文big data直译而来的“大数据”成为媒体和公众的首选。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密切配合和深入挖掘技术的完善，“大数据”在越来越多的重要场景中发挥效用，这表征着一种冰冷、无可辩驳的新世界观正在浮现。

　　借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上述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新世界观可命名为“数据拜物教”。这意味着在移动互联时代，数据天生包含的那种神秘力量终于被充分发掘与利用。对于个人而言，“数据拜物教”充分解决了个人对自身感到无力的困惑与意图掌控一切的欲望之间的矛盾，明确回答了对绩效考核或分配不均的质疑，细致说明了能力与成就高低差异之处，准确判断出潜隐着的收入来源和购买意愿。对于社会而言，庞大的数据与高效的人工智能分析模型结合在一起，以来源真实、覆盖面广、高效传输、实时更新等特点赢得人们的信任与崇拜，投资风口、商业蓝海、未来趋势等都可从中获得相关佐证。换言之，数据似乎成为考量一切的首要凭据，“数据拜物教”将“神圣光芒”洒遍天地！凡是这“圣光”照射到的地方，一切似乎都变得客观、公正、可信、可行，凡是“圣光”照射不到的人和物都不可信任、不可接近。在这种欢欣鼓舞的氛围中，人们自愿成为“数据拜物教”的“信徒”。当下，“数据拜物教”的一种极端应用是“人肉搜索”。它是“数据拜物教”与泛娱乐化最具阴暗快感的合谋，连“路人”都忍不住好奇心要窥探涉事人的隐私。种种与之相关的社会热点事件令公众猛然意识到：那些日常生活中的零散数据是关于“我”的最真实记录，它们只会产生，不会消亡，被默默地保存于某些不知名的地方，“我”无法决定是否继续保存或彻底删除，无法决定其流向，不知道它们在网络里有过怎样一段段“旅行”，无法控制其读者与观众，更不知道它们有没有发生改变，发生了什么改变。总之，在移动互联时代，“我”唯一能确认的是，一个手机号足以充当这些琐碎数据的“索隐”——“数据拜物教”的威慑力正体现在此处。

　　从长时段来看，人、工具、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在狩猎与采集时代，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可以为人类生存提供保障。在农业时代，人可以直接掌握工具，在劳动过程中方便地传递生产知识；然而无尽需求、欲望使三者产生矛盾，“田螺姑娘”之类的民间故事表征着人们尝试用审美想象方式加以解决。进入工业社会之后，这种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卢德运动”便是其激化的早期表现，田园牧歌式的诗意幻想已经不能缓解现实矛盾，巴尔扎克式讽刺与揭露成为批判时代的审丑武器。更重要的是，这种矛盾伴随着科技对工具的革新而不断复现，人类一面不断创造出新工具，一面又不停与其发生矛盾。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高校里曾经出现过激烈反对计算机技术的浪潮，示威者将标语写在巨型打孔卡上，表示反对将人简化为二进制的1和0（Steven Lubar，Do Not Fold，Spindle or Mutilate）；然而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技术却获得人们的普遍赞扬与无限期待，风行一时的“作家换笔”“多媒体教学”得以广泛展开——这一转换是那么顺畅、自然、奇妙。

　　二十一世纪以来，人、工具、知识之间的矛盾又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那就是“数据拜物教”。“数据拜物教”隐含着情感无价值、理性可以掌控一切的一元工具论思想。凯瑟琳·海勒指出，“当前对于去物质化的压力，通常可以理解为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认知转换，在两个层面同时影响了人类身体和文本身体”。（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模式/随机”原是信息科学术语。美国学者香农将信息定义为一种复杂的函数，一种固定的模式，与意义、物质无关；非信息就是无固定模式的、随机的噪声。“模式/随机”可以看成互联网信息的一种存在状态。“去物质化”指互联网信息的便利存储与高效传播特征，它使众多原本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信息开始放弃其物质载体，转向观念化表达，例如货币已经从物质形式逐步过渡到了数字化观念形式，其流通可用互联网完成。上述转换对人类身体和文本身体的影响可以从载体普遍形态的数字信息化视角来理解：人类有生命的身体是意识的自然载体，未来，人的意识可以进行数字化转换、储存、备份、传输，那么人的物质身体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总体看来，“模式/随机”及“去物质化”是十余年来人对工具的新一次重大革新。新工具在商业领域所获得的成功为其价值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收集更多数据提供充足理由。这一直观收益向其他社会领域暗示了数据的无限可能。由此，作为一种人与工具的新型关系，“大数据”最终完成闭环。值得反思的不是“大数据”本身，而是“数据伦理”以及它泛化后的“数据拜物教”。一些科幻小说已经形象化地展示出听凭“数据拜物教”肆意发展的不良后果，如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968）、理查德·摩根《副本》（2003），在这些作品中，是否拥有意识不再是区别人与非人、自我与他者的标志，意识可以多态存储，可以定时自动备份，可以下载到另一具躯体中。

　　文学作品中的想象是对未来可能的预言，尼葛洛庞帝的“推断”可以提供更多思考。在《数字化生存》中，作者感叹“为什么‘数字化生存’如此辛苦”，并将原因归结为人对感知、生效和反馈的需要。该问题在“数据拜物教”已经具象化为狼烟四起的“注意力之战”，短视频平台使人轻易获得按秒计时的多巴胺享受，从而将感官刺激带向极致。这就是即时反馈的魅力。重要的是，“数据拜物教”放大了人掌握世界的能力和获得信息的欲望，人将会更加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