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北京的日本文人丸山昏迷

　　黄艳芬

　　丸山昏迷（1894—1924），原名丸山幸一郎，笔名昏迷生等。据其好友，当时也客居北京的北京崇贞学园创办者清水安三日后在回忆文章《值得爱戴的老人》（日本《文艺春秋》1967年5月号）中讲述，丸山昏迷出生于日本信州松本。1919年，丸山昏迷来到北京，成为一名日文记者，最初在《新支那》任职。1922年1月，由知名报人藤原镰兄主编的日文期刊《北京周报》在北京创刊，同年，丸山昏迷成为《北京周报》的记者。因为职业便利，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丸山昏迷行走于北京文教界，清水安三甚至提出：“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

　　丸山昏迷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日记中最早写到他是在1923年1月7日，丸山昏迷介绍日本记者桔朴到访：“下午丸山君来，并绍介一记者桔君名朴。”从鲁迅所使用的称呼来说，显然这不是他与丸山昏迷的首次会面。鲁迅1922年日记遗失，结合周作人日记来看，丸山昏迷应该在1921年就已与周氏兄弟认识。周作人1921年10月30日日记记载：“午至大陆饭店应藤原、丸山二君招午餐，同坐十六人，下午同至北大一院一看而别。”藤原、丸山二君正是藤原镰兄和丸山昏迷，看来是由《北京周报》发起的一起较大规模聚会。这是周作人日记里首次写到丸山昏迷。同年12月2日，周作人日记记录：“丸山君来。”此后丸山昏迷与周作人联络较频，通信、来访、帮助购书等皆有。1923和1924两年的鲁迅日记里写到丸山昏迷不算很多，但是记载的宴饮聚会和拍照等细节显示出他们交谊深厚。

　　丸山昏迷称得上是最早的鲁迅研究者，1923年4月1日，他在《北京周报》第五十九期发表《周树人氏》，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作出如此评价：“在现代中国，鲁迅的小说，无论是在文章的艺术魅力方面，还是在文章的洗练简洁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许多作家。鲁迅用创作的笔，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等颇得好评的文章。他是作家，同时也是改革家，他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改革情绪，《孔乙己》就是一例。他批评许多中国人那种一味地憧憬中国过去的态度，以为那是一钱不值的。”

　　此时正值鲁迅小说创作的爆发期，从丸山昏迷具有结论性质的评价话语来看，他对鲁迅的创作个性理解深刻，并且能进入鲁迅的思想世界，超越于同时代人的认识之上。1923年8月，《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鲁迅9月1日日记记载：“下午以《呐喊》各一册寄丸山及胡适之。”丸山昏迷是最早收到鲁迅《呐喊》赠书的人之一。

　　丸山昏迷与鲁迅交流甚多，对鲁迅的很多工作，他都能够提前了解。1922年，他在《北京周报》第十四期发表《周作人氏》，其时周作人的文名大于鲁迅。但在这篇文章中，丸山昏迷盛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描述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过程：“他对文学具有深刻的理解力，在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教中国小说史。在中国，至今没有一部小说史。因为从前鄙视小说，致使很多作品搞不清楚写作的时代和作者姓名，从而使这项工作相当困难。但是周树人先生克服了这些不便与困难，两三年前已经开始著述这部小说史，这是迄今没有人写过的大部头著作。”丸山昏迷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了解鲁迅的治学动态。

　　1923年4月，鲁迅编定《中国小说史略》上册。12月11日，《中国小说史略》上册由新潮社出版，第二天，鲁迅日记便记载赠送丸山昏迷这本新著。12月29日，在《北京周报》第九十四期上，丸山昏迷发表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文中有关于《北京周报》即将推出鲁迅这一学术著作日文译本的预告。

　　丸山昏迷也是鲁迅的最早译者之一。1924年1月至11月，《北京周报》连载了署名“一记者”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日译本，其间略有几期间断，但总体完整。“一记者”正是丸山昏迷，译文对原著者鲁迅的署名是“北京大学教授鲁迅氏”。在翻译过程中，两人之间或有商讨，1924年1月20日的鲁迅日记记录了“丸山来”，他们会面时一定会谈及这项译事。

　　丸山昏迷在文章中也记录了与鲁迅的一些珍贵谈话片段，其中关于批判国民性话题的讨论不仅显示出鲁迅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思考，也显示出他与丸山昏迷交谈的深入。在《周树人氏》一文中，丸山昏迷这样写道：“有时候，有些日本人与鲁迅谈起‘您的这种态度有些极端吧，当然，我们觉得还是有好处的’。鲁迅听到后常常说，日本人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自己要使死去的中国复苏，就不应这样讲。如果中国人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安心地不让中国变得更好。我如果不说一切事情都很糟糕，就不能使中国完全醒过来。先生实际上是以自身为例说明这一切的。他到哪里都怀着一颗彻底的不休止的心。他是一位企求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斗士，年仅四十，有着充分的活力。”

　　在这种话题的探讨与见解的充分表达上，很让人想起鲁迅晚年在上海时面对另一位日本密友内山完造的场景，他对内山完造也是以坦诚相见的方式勇敢自剖，无所顾忌地揭示国民性弱点。而丸山昏迷当时对鲁迅“不休止”“改革”“斗士”“活力”等印象描述，实际上很具有超前性，甚至已具有定论意义。

　　1926年8月31日，周作人在为自己的译著《狂言十番》（北新书局1926年9月）所作的序文《关于〈狂言十番〉》中写到丸山昏迷对他翻译日本狂言的支持：“四五年前，还是孙伏园君在编《晨报副刊》的时候，我译了些古希腊的东西，登在报上，题名《古文艺》。后来又将两篇日本的‘狂言’译了出来，也登在里边。丸山昏迷君见了很是喜欢，竭力怂恿我多译几篇，可以出一本小书，答应我去代搜集插画。”所谓“狂言”，是日本室町时代产生的一种喜剧，以表现民间故事为主。以“狂”命名，意为这种戏剧的表现特征是诙谐夸张和热闹逗趣。“狂言”均为容量短小的独幕剧，演出时间在一刻钟左右，剧本只有几千字的篇幅。1921年12月14日和20日，周作人日记分别记载了译成狂言《骨皮》和《伯母酒》，正是在与丸山昏迷相识不久后。

　　但周作人认为自己很快就懈怠于这项工作了，并在《关于〈狂言十番〉》中写到了丸山昏迷的不幸结局。1924年8月，丸山昏迷从北京回到日本不久罹患严重肾病，此后重返北京仍抱恙在身，并在北京的川田医院接受治疗，因病情始终不愈又复归故乡，不久以后，年仅三十岁的他终究还是英年早逝了。周作人在文中表示自己因有愧于丸山昏迷重托，是在得知其离世消息后才下定决心译成《狂言十番》的：“民国十三年丸山君归国去了一趟，抱病回京，躺在川田医院多日，又复归故乡去，以后就没有消息，直等到山川早水君写信给我，才知道终于故去了。狂言我本是喜欢的，现在又似乎欠了亡友的一笔债，宿诺未践，心常耿耿，从次年起着手续译，先后共得十篇，遂编作一集，题曰《狂言十番》。”周作人《狂言十番》初版扉页，特题写“亡友丸山幸一郎君纪念”。

　　在文末，周作人借《狂言十番》的出版，表达了对丸山昏迷的深情怀念：“我译这狂言的缘故只是因为他有趣味，好玩，我愿读狂言的人也只得到一点有趣味、好玩的感觉，倘若大家不怪我这是一个过大的希望。‘人世难逢开口笑’，真是的，在这个年头儿。我只可惜丸山君死了，他不能再看了这小本子说‘到底出来了么？’而微微的一笑了。”1926年9月26日，周作人日记记载收到《狂言十番》十本，29日日记记载将之“分送各人”。若丸山昏迷在世，周作人的赠书对象中一定会有他的。

　　丸山昏迷在短暂的寓居北京时期不仅活跃于中国文界，还做了一件重要工作，即1921年3月出版了介绍北京的指南书《北京》，这是第一部由日本人撰写的北京专书，不仅可作为日本人来京生活和旅游的导览，更具有城市研究的学术意义。该书问世后，非常受欢迎，多次再版。1923年10月便增订至第三版。

　　《北京》实际上是一部集体编著，最终由丸山昏迷统稿。全书大致由十八个部分构成：北京概况、旧皇城、东城、西城、北城、外城、近郊、远郊、北京的风俗、北京的日本人、北京的耶稣教、文华殿读画记、大同石佛寺、京剧、中国货币、中国的度量衡、中国旅行的注意事项、北京各机关以及近郊名胜。其中，第十一章《北京的耶稣教》由清水安三编写，清水安三本人也是基督徒，在北京从事过传教工作。第十二章《文华殿读画记》出自栗原诚的《中国美术研究丛书（第一编）：文华殿古画目录》。第十三章《大同石佛寺》出自木村庄八与木下杢太郎合著《大同石佛寺》，章末标注“大正九年十月上旬，写于北京”。第十四章《京剧》出自村田乌江的《京剧与梅兰芳》，该书是日本最早介绍梅兰芳的专著。1919年4月，梅兰芳首次赴日，在大阪中央会公堂首演，全程由村田乌江陪同。第十五章《中国货币》由永野武马撰写。第十七章《中国旅行的注意事项》由佐藤泛爱撰写。

　　总之，这是一部汇聚了当时在北京文化界的日本人集体力量的合著。该书也专辟第十章《北京的日本人》讲述在北京的日本人的行业状貌、重要机构、侨民会、出版物等，尤其是在日文报纸和杂志部分，涉及对相关日本文化名人的介绍，其中便有上述这些参与了《北京》一书撰写的文化人士。

　　《北京》第五章《北城》的第六条是“京师图书馆”，该条撰写较为简略，但丸山昏迷却多次参观位于北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1923年3月18日，鲁迅日记里写道：“晚丸山君来，为作书一通致孙北海，引观图书馆。”鲁迅当时在社会教育司工作，图书馆事务是他工作内容之一，他帮助丸山昏迷致信京师图书馆工作人员孙北海，介绍前去参观。5月4日，鲁迅日记里写到再次为丸山昏迷及其日本朋友写介绍信去参观：“丸山君来部，为作一函致孙北海，绍介竹田、小西、胁水三君参观图书馆。”

　　1925年6月，鲁迅在《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中讽刺国民之间的精神隔膜：“而且也无须掩饰了，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试举一个极近便的例，则中国人自编的《北京指南》，还是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确！”所谓“日本人做的《北京》”指的便是丸山昏迷这本书。可见，及至1925年，鲁迅对丸山昏迷编著此书的价值仍给予很高认可。

　　丸山昏迷短暂旅居北京期间，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重要成绩，他活跃于两国知识界，显示出杰出的沟通能力，是一名优秀的中国通，也是很具有潜质的国际文化工作者。1924年1月20日鲁迅日记中的“丸山来”是他关于丸山昏迷的最后记载，至丸山昏迷离京前，《中国小说史略》上册日译本一直在《北京周报》连载，但他的名字再未出现在鲁迅日记中。

　　令人唏嘘的是，丸山昏迷在《北京》中也写到了他在北京最后求医的医院。川田医院是北京第一家由日本人经营的医院，在当时北京整体医疗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得到一些中国患者的信任。但丸山昏迷病情严重，在川田医院治疗效果不佳，返日后不幸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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