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军事计画》出版前后的那些事

　　邓江祁

　　1943年7月，刘达武所编之《蔡松坡先生遗集》由邵阳亚东印书馆铅印出版，发行全国。蔡锷的《军事计画》（亦称《军事计划》）也随之面世，成为其继《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蔡锷运用近代西方军事理论，汲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对中国军事和国防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主张，揭开了中国近代军事和国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凝聚着蔡锷一生军事实践和军学研究的精华，体现了蔡锷军事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奠定了蔡锷在近代军事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然而，蔡锷这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却并非像《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那样，在他生前就得以公开发表并产生重大影响，而是在其逝世二十七年之后才得以出版，其中却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厮杀，暂时无暇东顾之机，推行其所谓的“大陆政策”，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并趁德国将其驻扎在青岛的军队大部撤回本土之机，强派日军两万多人进占胶州半岛，企图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时在京师任参政院参政、将军府昭威将军的蔡锷密切关注战局发展，及时洞悉了日本的阴谋，并在10月2日举行的参政院第十五次常会上发表即席演说，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质问袁世凯政府：“万一日本以山东为第二之南满，施行其‘大陆政策’，政府究竟如何对付？”在蔡锷等参政院参政的质问和全国人民反对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不得不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抗议，但并不能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15年1月18日，日本为了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美梦，又秘密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并暗示袁世凯如能接受日本所提出的条件，日本就支持他做皇帝。5月7日，日本就“二十一条”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为了取得日本对其帝制自为的支持，袁世凯利令智昏，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5月9日承认“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和第五号中关于福建问题等条款。此后，全国民众将1915年5月7日和5月9日视为“国耻日”。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该校爱国学生集资刊印的《明耻篇》封面上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蔡锷也在致友人函中表示：“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为慨叹……主峰（指袁世凯）曾语兄：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

　　蔡锷的《军事计画》就起草于中华民族面临这一重大危机之时。当时被蔡锷召到京师担任经界局秘书长并住在蔡府的周钟岳说：“先生在经界局时，适值日寇提出‘二十一’条，要胁袁氏承认签字，先生愤甚，乃与蒋百里先生共拟《军事计画》方案，以日本为假想敌，每成一案，辄嘱钟为之提纲，密呈袁氏。”他还说：“时值倭寇提出‘二十一’条件，以胁迫袁政府，松坡感愤国危，力请备战，著军事计画书数十篇，其中有数篇，为蒋百里协作。予时在松坡幕府。”

　　周钟岳此言不虚。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前后，为了平息国内的反对声音，袁世凯表面上向各地将军们征求军事方略。阎锡山于2月奉召入京，向袁世凯进呈《军事问答》。返晋后，阎锡山将《军事问答》修订后更名为《军国主义谭》于1915年7月出版。除了征求京外将军关于军事、国防方面的意见，袁世凯对于京师的将军府的意见更为重视。1915年5月，袁世凯下令，将军府“须将该府议决关于军事上改革之件，务于每星期报告一次，以备核阅”。当时，将军府府长段祺瑞因病请假，由将军府位列“威”字号将军第一位的蔡锷主持工作，于是就出现了周钟岳所述蔡锷撰写《军事计画》时“每成一案，辄嘱钟为之提纲，密呈袁氏”的情况。

　　在将这数十篇军事计划书陆续呈送袁世凯的同时，注重学术积累的蔡锷开始将它们整理成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以便今后正式出版。对此，蔡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的同学及好友蒋百里说：“乙卯秋,蔡公松坡述余以西南政略之大旨,又商所谓《军事计画》者,乃掇拾要旨,为事实上之研究。”由此可见，蔡锷计划将自己在广西、云南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和军事活动的经验与心得，结合这次对日备战的数十篇军事计划书，再“为事实上之研究”，并在蒋百里的协助下，撰写出一部具有战略性、长远性的军事和国防建设的著作。

　　但是，蔡锷的这项计划开始不久，就受到了筹安会的影响。1914年8月14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杨度、严复等人发起组织筹安会，发布《发起筹安会宣言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蔡锷本来就对袁世凯悍然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深感失望，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更无法容忍。就在杨度等人发起组织筹安会的第二天，蔡锷就从北京赶到天津汤觉顿寓处，与梁启超、汤觉顿等人密会，商量对策。此密会断断续续持续了三个月，史称“天津密会”。最后，梁启超、蔡锷等人确定了反袁起义的策略：“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并决定由戴戡负责策动贵州，蔡锷负责策动云南，梁启超负责策动广西。会后，各方按既定计划行动。蔡锷于是托病迅速出京赴天津，随身带着这份尚未完成的《军事计画》，辗转多地，奔云南而去。

　　1915年12月19日，蔡锷经天津、神户、香港、河内，抵达昆明。五天之后即与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枪。随后，蔡锷亲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率部在川南、湘西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展开殊死搏斗，并不断取得胜利。不久，贵州、广西等省相继响应，宣布独立，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蔡锷并未就此罢休，进而开展要求袁世凯退位和恢复旧约法、召开旧国会的斗争，最终使民国得以再造。而蔡锷一直带在身边的《军事计画》手稿却因为这场护国之战而不知所终。

　　二

　　值得庆幸的是，蔡锷逝世二十七年之后，其《军事计画》手稿被重新发现并最终得以出版。这应当归功于两个人。第一个是刘达武。刘达武，字粹叔，号纯公，湖南邵阳人。刘达武不仅是蔡锷的老乡，还曾担任过云南元江县知事。蔡锷逝世后，旅滇湘人于1916年11月26日在昆明湖广会馆开追悼蔡锷大会，刘达武送挽联曰：“用心是范文正，建功是郭汾阳，砥定中流，欲安天下今谁属；尽瘁如武乡侯，得年如周公瑾，星沉东海，常使英雄泪满襟。”刘达武还以悲痛的心情撰《蔡松坡先生挽诗并序》（七律二首），其一云：“书生戎马奏鹰扬，三十功名日月光。文武兼资裴晋国，河山再造郭汾阳。盖棺论定推人杰，驾海魂游作国殇。中外军民同一哭，漫天泪雨涨潇湘！”诗中以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裴度和唐代中兴名将、政治家、军事家郭子仪比喻蔡锷功勋卓著，为国积劳逝世，军民同声哀悼。此后,刘达武以编辑蔡锷遗集为己任，用心在滇、湘等地搜辑蔡锷著述。经过二十余年不懈的努力，刘达武搜集到大量的蔡锷遗著，其中就有蔡锷尚未发表的《军事计画》手稿。对此，刘达武大喜过望，十分珍重，特在《蔡松坡先生遗集》年谱中说：“大计画其底稿现存昆明王申五咨议家。”这就表明，蔡锷这部近四万字的《军事计画》手稿是刘达武在昆明王申五那里寻获的。

　　第二个自然就是王申五。他是蔡锷《军事计画》手稿的珍藏者。但对于这个王申五，学界所知不多。1943年，李文汉所撰《蔡公松坡年谱》面世，其所附《蔡邵阳全集》目录中有蔡锷《赠王申五格言》和《致王申五书》两篇。此外，笔者还在蔡锷故居纪念馆发现，蔡锷曾将其在云南“重九”起义成功后身着清军协统服、手拄指挥刀拍摄的照片题赠王申五，上款为“申五学兄惠存”，落款为“蔡锷”。蔡锷对王申五又是赠格言，又是致书，还题赠相片，说明他与王申五的关系非同一般，蔡锷的《军事计画》手稿由王申五珍藏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蔡锷的《军事计画》又是如何落在王申五之处的呢？要解开这个谜团，首先要知道王申五的来历。古人有名、字、号，自称用名，称人用字或号，既然蔡锷与刘达武均称其“申五”，这“申五”就是其字而非名。经查，王申五名兆翔，亦名宗诫，字申五，湖北秭归人。这样，上述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

　　据相关史料记载，王兆翔1900年肄业于汉阳枪炮学堂，后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与蔡锷、唐继尧等交往甚密。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学成归国，中兵科举人，任职于京师陆军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王兆翔由京返鄂，途中得蔡锷电召赴滇，先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军政府参谋部兵站部部长、云南讲武堂步兵科长等职。1913年10月，蔡锷离滇赴京。行前，蔡锷为王兆翔题词：“天下事，至为伙颐。人之好恶向背，尤极纷拿。吾人处事待人，惟禀我良知，出之以至公至诚，荣辱毁誉，置之度外，乃能担当大事，历久不敝。若于流俗毁誉、一己利害上讨生活，则是自己脚跟站立不牢，随波逐流，焉有一事之可办，故吃公家之饭，须先将毁誉关头打破，尤须将生死关头勘破，斯可以立身，斯可以任国事。”蔡锷离滇调京，王兆翔先后任云南陆军第一、二师参谋长。

　　1915年12月25日，护国战争爆发，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王兆翔被任命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随蔡锷入川参加讨袁战争。战争期间，王兆翔与蔡锷朝夕相处。蔡锷前往战地视察，王兆翔也跟随蔡锷左右，寸步不离。7月21日，蔡锷由泸州启程赴成都就任四川督军兼省长，成都《国民公报》报道：“同行之行营参谋长系王君兆翔。”27日，蔡锷、王兆翔在龙泉驿与应蔡锷之召由粤抵重庆转赴成都的蒋百里不期而遇。29日，三人再一同入成都。

　　进入成都后，战事已经结束，蔡锷的心情也随之豁然开朗，在处理公务之余，又与蒋百里继续研究修订《军事计画》，蒋百里还为之作跋。在蓉期间，王兆翔仍一直与蔡锷、蒋百里朝夕相处，追随左右。由于病情没有明显好转，蔡锷决定请假东渡日本医治。8月9日，到成都视事十天之后，蔡锷在蒋百里的陪同下离蓉东下。临行之际，考虑到路途遥远，加之治病期间无法对手稿进行推敲修订，蔡锷只好将自己这份尚未最后定稿的《军事计画》及蒋百里所作跋的手稿一并交给好友兼部下王兆翔保存，另将此稿的副本交蒋百里润色。

　　护国战争后，王兆翔授陆军少将，任陆军第七师十三旅旅长兼叙府卫戍司令，以后历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滇军总司令部咨议处长、云南学生集训总队长、滇军中将参谋长、云南省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就这样，蔡锷的《军事计画》及蒋百里所作跋的手稿一直保存在王兆翔处，鲜为人知，直到某一天千方百计打听到有关消息的刘达武敲开了他的家门。

　　三

　　蔡锷这部起草于中华民族面临重大危机之际的《军事计画》是应对之策。该书由练兵之目的、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义务兵役制、兵器要纲、编制、教育、人事与经理等七章组成，涉及中国军事和国防建设与改革的方方面面，不仅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而且切中时弊，提出了军事和国防建设的一些新的见解、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集中反映了蔡锷希望建设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增强国家军事实力，抵御列强侵略的爱国思想和强烈愿望。因此，其面世前后必然受到各界的关注。

　　1942年12月7日，桂林《大公报》在头版刊登《邵阳纪念蔡松坡编印遗集》一文，介绍《蔡松坡先生遗集》“计有八十余万言，内分《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画》、经济计画、政治计画、文电及附录等五大节”，还说“收到之各方预约汇款，已有五六万元”。这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蔡锷遗著的期待。

　　1943年7月，经刘达武长期搜集和编纂的《蔡松坡先生遗集》终于由邵阳亚东印书馆铅印出版。该集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与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分别作序，凡十二册，收入蔡锷遗著一百九十余件，约五十万字，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蔡锷文集，也是后人编纂蔡锷文集的重要来源以及研究蔡锷生平事迹和思想的重要史料集。在当时交通、通信极不发达，又值战乱的情况下，刘达武历时二十余载，成此大事，实属筚路蓝缕。

　　《蔡松坡先生遗集》出版之后，桂林《大公报》又从1943年10月5日起在头版刊登《〈蔡松坡先生遗集〉出版》广告称：“蔡公松坡功在国家，名垂宇宙。《遗集》有《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画》《军国民篇》《军政文电》及国内唯一无二之经界专著。在在有关抗战建国，允宜人手一编。”

　　1944年6月，重庆出版的《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2-3期刊登《图书介绍：蔡松坡先生遗集》一文，指出《蔡松坡先生遗集》“洵民国以来一重要史料，不徒为蔡氏个人之遗集已也”。其中还特别介绍了《军事计画》，并指出其“可见蔡氏之军事与学识超迈当时侪辈”。

　　《蔡松坡先生遗集》出版后，也受到了国共两党一些将领的重视，使之对全国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43年10月14日，赴湖南参加常德会战的国民党74军58师少将师长张灵甫亲笔题辞，将《蔡松坡先生遗集》赠与其部下上校步兵指挥官李嵩。中共秘密党员、时任第5战区33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张克侠阅读《军事计画》后，感到大受教益，立即下令《七七周报》于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连载《军事计画》的第六、七两章。该报编辑特在此文前加按语曰：“《蔡松坡先生遗集》《军事计画》一章为副总司令交下指令披露者……全书业经副总司令择要圈点。于此，我们觉得高级长官在百忙中尚如此勤读，为部下者能不尽力求知？兹编转载意义重大，愿爱好本报读者努力求知，以造成研究学术之风气，具备现代健全之才能，以求个人与团体均获得发展之条件。”

　　1945年，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钱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学风》，在介绍蔡锷的文字中，多次引用其在《军事计画》中的重要论述，指出：“蔡锷之举兵讨袁，操之有本，在英雄别有襟抱。”

　　1946年，李旭编著的《蔡松坡》被列入《青年模范丛书》第二辑，由青年出版社出版，其中多次引用了来自《蔡松坡先生遗集》的《军事计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军事计画》先后被毛注青等所编之《蔡锷集》以及曾业英所编之《蔡松坡集》《蔡锷集》收录，不仅扩大了其影响力，而且对于研究蔡锷及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