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关爱文学青年周子厚

　　蒋国经

　　沈从文青年时期曾两次来到芷江工作、生活，跨五个年度，1922年秋离开芷江，于1923年来到北京，从此步入艰辛的写作生涯与坎坷的人生旅程，写出了《边城》这部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成为我国杰出的乡土作家。就是这些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深情赞美人性美的文学作品直接感染、影响了芷江青年周子厚，使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周子厚在沈从文的亲切关怀、悉心指导下茁壮成长，成为芷江第一位乡土文学创作的传承者。

　　沈从文与周子厚的父亲曾在沅州团防局共事，相交莫逆，周子厚得以从小就认识了青年才俊沈从文。周子厚（1913—2000）出生于芷江县城，原名周裕德，后改名周子厚。少年周子厚先后在芷江龙家私塾、曾氏祠堂私塾、务实学堂、第一国民小学、县立高小、芷江第九联合中学读书。抗日战争时期，他已成为一位颇有声望的“报人”。1937年10月，周子厚进入《芷江民报》工作，担任该报副刊编辑。1940年2月21日，《中央日报》（芷江版）正式创刊，5月，周子厚开始在《中央日报》（芷江版）担任主任编辑。《中央日报》（芷江版）于1944年1月停刊后，周子厚又来到沅陵《力报》任主任编辑。1953年3月，他担任湖南省立第十师范（芷江）学校教导主任。此后三十余年，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周子厚之所以在当时能成为“芷江文学”第一人，主观原因是他从小立志走文学创作之路并长期不懈追求；客观原因是得到了沈从文、张天翼、田汉等文化名人的悉心教导和培养。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许多文学艺术家被迫迁往中小城市或乡村。当时先后移迁湖南的文化名人有郭沫若、茅盾、田汉、艾青、力扬、常任侠等。他们对湖南的抗日文化起了极大的推动和激励作用。由李仲融、吕振羽、翦伯赞等湘籍文化名人发起，于1937年10月在长沙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当时生长在芷江的周子厚以报刊作为阵地，用手中的笔作为匕首，全身心投入血雨腥风的抗日战争激流中，表现出一名“战士”的英勇本色。周子厚1937年10月在《芷江民报》编辑副刊，自此一边编辑抗战新闻，一边写作反映抗战的文学作品，以“张英”为笔名陆续在《力报》《大公报》《申报》《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上海妇女》《龙门阵》《抗战艺术》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他撰写的《激流》《故乡》《小战士》《孵鸭》《孩子与雾》《老老》《上海》《迎春接福》《代邮》《减租》《三才老爹》等作品得到当时著名作家张天翼、蒋牧良、吴组缃、田汉、沈从文等人的赞赏。张天翼曾向吴组缃推荐周子厚说：“这是我所接触中很有才气的一位青年作者。”周子厚撰写的地方文化研究文章《谈辰河戏的目连戏》《浅谈辰河戏》《辰河戏三个雉尾声的表演》等文章分别发表在《力报》《戏剧报》上得到田汉的高度赞扬。青年沈从文离开芷江来到北京后，周子厚与沈从文先生建立了书信联系，他将创作的作品寄给沈从文，渴望得到指导与修改。沈从文对周子厚特别关心，收到周子厚的书信与文稿，每次都亲笔修改后，陆续推荐在报刊发表。有一次沈从文在给周子厚的信中写道：“子厚先生：得见来信，十分感谢。沅州是我十年前住过的地方，街道和房屋，桥和塔，树和水，给我印象都很好。尤其是几个前辈先生，一分温厚的友谊，值得记忆。我有很多日子，携带小篾篮，篮中放个长方形的木戳记，大清早就各处走去，我那时的职务是查验城里城外屠户当天宰杀的猪羊数目。我很满意这份职务。因为它使我注意社会一部门生活，认识得相当透彻，（现在若轮派到我时，一定还依然很高兴的去服务。）每到黄昏左右，我按时到监狱署狱中去收封，查点寄押在牢的无辜乡下人。土匪来围城时，便随同团总龙胖老爷半夜里到各处去查街。大饥荒年程，还亲眼见过万千逃难来城的穷人，随处倒毙在大街小巷间！……这就是我所受的教育。很好的一种教育！若照你所说，目前我是有了成就的，这点点成就，与我在沅州的生活，实在不可分开。我很希望你有机会再来沅州看看……”此信足以说明沈从文对文学青年周子厚关心之至。

　　周子厚与沈从文先生的深厚情感，周子厚《悼念沈从文先生》一文亦是佐证。1988年5月21日，大雨刚过，炎热顿消，周子厚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悼念沈从文先生》：

　　我是以一个学习写作者的后辈身份与沈先生开始通信的，另一渊源是沈先生青年时代，曾在沅州团防局和我父亲共过事，相交莫逆。我给他写第一封信时，只是抱着一种试探心理，认为沈先生未必会理睬我。没过多久，沈先生居然回了信，不仅热情地招呼我跟他通信，并要我把习作寄与他评阅，而且问我父亲和当年团防局的一些老同事。问及沅州桃花溪、景星古刹，以及龙津桥两边河滩中的铁牛……此后，每年我总要给他写十封以上，寄稿件可就多了。他要隔两个月必给我复一封信，信的内容，除指出我的习作的得失之外，总要问问沅州的一些名胜古迹，如桃花溪的“化龙池”、景星寺的“雅地”、三清观的“四大金刚”、阳溪河的古树，等等。信中说，他对沅州的一些事、地方和景物，仍有眷念之情，因为这儿的山山水水，给人一种灵气，让人生活得舒畅、自由。我的几篇习作，经沈先生介绍发表之后，他把其中一篇，经他细致删改过的原作，寄还给我，并附一封长信，说写作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工作，耕耘务必辛勤，心态定要至诚，草率从事是成功之大敌……闻着原稿沾上的油墨味，读着批改得密密麻麻的文字，感念耗费先生心血。

　　1982年8月28日，周子厚在家里接受了芷江县文联主席舒绍平的采访。周子厚先生满怀深情向舒绍平介绍了老一辈作家沈从文、张天翼等人热心培养他，帮助他改稿，把他扶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经历。

　　周子厚先生说，他写了一篇小说《爬梯》，写一个小市民如何千方百计在官场往上爬而终未爬上去。沈从文接稿后反复认真地看，并亲自帮他修改，最后连标题也改成了《受降城的小事》。周子厚在大小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小说，无一不是经过沈老精心动笔修改后才刊登的。

　　1946年，周子厚先生写了一篇以“三五减租”为内容的小说《减租》，揭露地主欺骗农民而采取的卑鄙手段，沈老接到稿件后，大加赞赏，立即帮助修改，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发表。

　　周子厚先生回忆说：“沈老改稿，正如他的为人，最大特点是坦率直爽、直言不讳，从不转弯抹角，不讲客套话，不讲情面，一是一，二是二，当面锣对面鼓，一针见血指出作品的不足之处。他改稿严谨缜密，在原作的字里行间反复删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除眉批外，文章最后还要写上几大版批语，主要是讲文章的不足以及修改注意事项和意见。有几次，他在稿件中，发现我写作态度不端正，有敷衍塞责现象，便毫不顾及面子，在信中严肃批评，指出我写小说的目的不明确，动机不纯，功利思想严重，作为一个文学青年，这是万不可取的。”沈老的教诲，过了几十年，周子厚先生始终铭记在心，至今不忘。

　　说到张天翼对他的帮助与培养，周子厚也是感慨万千：“抗战时期，不少大学都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迁来大后方，湘西地区也有一些学校，当时张天翼在溆浦的湖南国学院当教授。我本来是不认识他的，只是因为沈从文先生一封书信的推荐介绍，我结识了张老，并将自己写的小说稿子寄给了他，他也很乐意指导帮助我。张老改稿的风格与沈老截然不同。张老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同时又很尊重作者。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文学青年，张老名气很大，但他却是平等待人，并不摆大家的架子，把我当成知心朋友一样对待。他修改稿子，不在原作字里行间进行，而是改在原作的上下左右四周，写得密密麻麻，并用箭头一一标清，结尾还写道：‘子厚兄，以上意见和看法仅供你参考。’”当时的张天翼既比周子厚年长，又是有成就的文化名人，这样关心、爱护、帮助周子厚，且尊称其“子厚兄”，令周子厚很受感动。

　　在沈从文、张天翼等名人的悉心指点帮助下，青年才俊周子厚很快成为湖南作家群中的佼佼者。

　　作家舒绍平认真赏阅了周子厚在各类报刊发表的一百余篇作品后，大加赞赏。他说：“周子厚老师的小说师承沈从文，深受沈从文文学思想、创作风格的影响，具有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是地道的乡土文学。从人物、环境、生活及至语言，处处散发出湘西泥土味，是一幅舞水河沿岸淡淡的山水画。……据考证，目前为止，周子厚先生是芷江乡土文学创作第一人。”

　　“沅有芷兮澧有兰”，芷江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屈原、王阳明、沈从文等历代文人墨客曾在此行吟咏唱。芷江的山、水、桥、楼、宫、寺、巷、街、坊、馆，无不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沈从文笔下的《芷江县的熊公馆》《桃源与沅州》《沅水上游几个县份》《女难》等经典作品，无不深深吸引和感染着以周子厚为代表的芷江文学青年。在周子厚之后，芷江涌现出田均权、曾岸、李复海等乡土文学创作者，他们深受沈从文文学思想、乡土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以沈从文为楷模，传承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精神，努力笔耕，创作出大量乡土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