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最后的手写信

　　秦燕春

　　2023年年中，按照传统纪历算是渡越百岁高龄的齐邦媛先生（1924—2024），已经因为年老而谢绝会客，却仍给某位她非常信任的台大学生——当今华语学界最优秀的儒门学者之一寄了几套旧书。几日之后，齐老师又给这位高弟传真了一封手写信，信中有言：

　　寄那三套老书去时……数十年光阴忘记了，仍忆初来台湾事。……我如今刚过百龄（昏庸当已不自今日始），今后当自我约束，不再出窘行，谢谢你的厚道。如方便，把《东北中山中学金禧》一册寄回村，尚可自我保有数日。此事亦不向人言，拜托。前两年手伤，不得不亲自写此信，望谅。羡慕你的天地，你的年轻，但我亦已努力活过一生。祝福！祝福！

　　所言寄回之“村”，是指齐老师当时移居的桃园养生村。她所“羡慕”的“年轻的旧生”其时当然也已将近古稀之年，但对于百岁的“老老师”而言，仍是极年轻的。

　　这封信，落款是“2023年8月31日”，很可能是齐老师手写的最后墨迹了。

　　至于信中提到的“三套老书”，即是齐老师撰写《巨流河》时的参考书，彼时书中仍不时可见她的眉批与夹着的小纸片。其中她仍要收回试图继续“自我保有数日”的是《东北中山中学金禧》，东北中山中学是齐老师的父亲齐世英先生（1899—1987）在1934年为“九一八”事变后流离关内的东北青年子弟所办之学校，其前身为“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最初选址在北京报国寺、顺天府一带，后来华北局势飘摇，遂迁徙至南京郊外的板桥镇。这样“救亡图存的学校”在当时能够存续，是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多方合作的。此事在《巨流河》即有记载，第一章“歌声中故乡”之十“流亡的大家庭”，即指此校。一所风雨飘摇局势中的流亡中学，不仅首任校长为吉林大学原校长李锡恩，教师也几乎全由流亡北平的大学教师担任，其精神力量之丰沛，堪称阵容豪华。《巨流河》的灵魂人物之一、抗日殉国的空军英雄张大飞，当时即在此校读书。该校后来在齐世英先生儿女及校友们共同努力下，于二十世纪末在沈阳复校。按照《巨流河》中的记载，这所学校的流亡校友中日后诞生过众多国之栋梁，他们都曾在湘、桂、川、黔的漫漫流亡学生大军中，一起歌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努力活过一生”的齐老师辞世前，抚摸的最后一本书仍然连接着巨流河，她还是和先人的志业同在：是青年，是教育，是如何尽其所能保存中国文化中最核心最优质的部分以继续滋养这个很大程度上“并不领情”的时代。

　　她在十年前的2014年，“已将生世荣华各种奖章、颂语全捐给台大总图的特藏室了，在那里可有稳定高质的腐朽”，而在2019年10月，却将最后几件“零星文物”寄赠给这位台大学生。除却饱含个体生命成分的登载了结婚启事的1948年10月10日《大公报》全页报纸，齐老师最珍视的就是一位抗日志士1945年7月7日在日伪监狱中所留小画与所书文字。这是敬献给齐世英（字铁生）先生的笔墨，在《巨流河》第六章曾经引用：“铁公，我敬爱您，十五年如一日。十五年来，于快意时未忘您，于失望时未忘您，饥时寒时哭时笑时更未忘您。今在狱中，遥祝您身体如春风般的强健，默祷您事业如秋月般的光辉。”落款是“王非凡敬书于北平敌牢。一九四五、七、七”，画面不过一张公文纸大小。7月7日为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现代中国最苦难也最悲壮的岁月自此揭幕，这是个满溢历史沧桑感的刻痕之日。

　　齐老师膝下自有芝兰玉树，齐家在海内外亲眷人数更复不少，她在自认为生命“朝不保夕”的九十多岁，却郑重选择将此生最珍视的记忆托付给最信任的学生，自然基于理念的一致性，更实际见证了“师生”一伦对于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中的意义重大。

　　唯自尊者能尊师，唯自爱者能爱人。不自尊自爱者，内在的涌动即成无名的翻腾，往往选择“向下”找出口，趋于下流。

　　晚近至于民国年间，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刘道元在《抗战期间教育厅资送山东青年前往后方》文中，言及当时从军青年“纪律之坏，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烟酒娱乐，勒索抢夺，为所欲为。而这些从军的知识青年，正以大专学生居多，他们不满时政、满腔激愤，既不能自我提升，又不能有效抒发，径成自暴自弃。青少年的残忍很多时候并不值得过多袒护，他们自己同样负有责任，并非一句“七情未熟”所能躲闪。未来可以自己选择，更必须自己承受。向上提升的努力固然可以永无止境，向下沉沦的黑洞也可以深不见底。没有自我挺立、自家受用的教育，向来难以成功。

　　一定不算巧合，另一位以书写抗战回忆录闻名的百岁老人王鼎钧（1925— ），其回忆录前三部《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也一直在围绕“青年与教育”打转。在《怒目少年》的《与生命对话（代序）》中王氏写下几句诗：“水流少年色，风飘少年春。未了少年事，又有少年人。”是欣叹，更是怅惘。因为王鼎钧抗战回忆录中的“青年教育”看起来也并不顺遂，却呈现出学风追随政风一路下行的不可逆转。

　　全面抗战之前，中等教育原本多由地方负责，也即以民间办学为主。在这之后流亡中学遍地开花，是因为很多中国民众不欲儿女受“亡国奴”教育，宁可冒险也要争取送往大后方或根据地。另一方面，当时传统士绅文化未死，地方精英无论从政、经商还是从军，“修、齐、治、平”的基本理念仍然根深蒂固，于乡翁称父老，视青年为子弟，穷则办学，达则做官，他们对于教育的热忱，多有“武训化缘兴学”的遗风。“为善莫大于兴学”，对于古老的东亚社会，当然不是今日意义上的“鸡娃”与“内卷”，后者不可能养成真正有质地的人格。

　　王鼎钧由衷写道，理想的“集体主义教育”不应该是“螺丝钉教育”，而应该是“交响乐教育”。孤立的螺丝钉若从机器上脱落，往往就变成废物；而同样服从领导、深具团队精神，脱离乐团的团员，却仍然不失为音乐人才。那些被压制的、不许质疑的教育，从来没有真正的好结果。即使质疑的声音一定会带来相当的震荡，但自由的震荡也一定保有自我调节的弹性。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到过杨静远（“珞珈三杰”之一的袁昌英的女儿）与父亲杨端六（武汉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之间发生的谈话。激进的女儿表达了“大学教育”与“专门读书”不能“和现实结合起来”的不满，那位堪称在战乱当中保持了学术标准和学者尊严的父亲还要婉劝，“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脑筋来判断，而脑筋不经过读书怎么训练？”。齐邦媛回忆，“杨教授这一席话，即是我在乐山三年，几乎所有学校集会时校长和老师们说的话”。文化，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异域的，其深度和演变都需沉潜的认识。但流荡在失教的大风雨中，中肯的老成之见沦落为老生常谈、逆耳忠言。王鼎钧在差不多同时的回忆录中同样由衷写道，当时青年人“只要权利不要义务”的冲动，逼退了多少寒了心的老师：“他大概看出我们浮动盲从，看出我们不感动、不感恩，看出我们苛责别人、放纵自己。他也许能够预料，随着政风败坏，学风将日益败坏。”

　　拙劣污浊的舆论环境、公共环境会使得有操守、有能力的人不屑或不敢从政。治学与教学同样如此。前者或者还可侥幸坏在一代，后者的倒伏却一定几代人恢复不了元气。写下过《世界是平的》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以为，教育的振兴“必须所有人都投入”：老师、校长、父母、政要、企业、路人……但尤其需要学生自身。那难度简直是“从混凝土中，找到自己出路的花朵”。

　　当然，例外也总是有的。

　　即使是这样的战时教育，仍然有一个暑假之内“自修”读完“五经”中的“四经”（《易经》除外）的学生。王鼎钧在《怒目少年》中写到一位名唤陈嘉枢的学生，初中毕业就把高中的立体几何与三角函数自修完毕。他每天“总是向厨房支领了他应得的一个馒头，到山上林间躲起来用功”，“夜晚，隔着窗子，总可以看见他那盏红豆似的灯火最后熄灭，甚至彻夜并不熄灭”。流亡学校停驻陕西汉阴时，陈嘉枢为了修习经学，“每天到十八里以外的山村去见一位老先生，提出他弄不懂的地方”。据说这位老先生曾经是于右任的业师，想必饱学，有个年轻人从东海之滨（陈是山东烟台人）前来请益，他也视为奇缘。

　　王鼎钧因此得出结论：没有好的家世（不要紧），只要有好的学校；没有好的学校（不要紧），只要有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不要紧），只要有上进的志气！——且不可因为血气动荡就乱了方寸。即使在“七情不熟”的年龄，仍有所谓根基的不同。最美好的师生关系也包括最美好的家人关系，仍应该是帮助彼此发展自我、实现理想。

　　王鼎钧回忆录第一部《昨日的云》第一章《吾乡》末尾追忆了曾为北洋旧将、后在聊城抗日战争中守土不去而激战阵亡的范筑先生，他曾做过王氏故乡的县长。除了廉、勇、勤这些为政一方的要员必要的优点之外，他特别写到这位县长巡视小学，会去温柔地摸摸学生的头顶，而且受他摩挲的，往往是那些排在队伍中受人忽视的更为困顿憔悴的孩子。至于他离开临沂赴任聊城那天，他亲到临沂的每一区辞别。当时大街两旁，摆满长长两列一望无际的香案，这位旧军阀出身的县长挨桌受礼，临之以庄，一丝不苟。后来，因为四乡农民闻风而至，赶来饯行，导致香案不断增加。对于临时增添的没有铺桌布、没有摆名片的桌子，县长也平等以待，诚意丝毫不减，直至夕阳西下方才饿着肚子完礼离开。

　　良好的政风能激励和产生良好的学风。若干年后，跟随流亡中学颠沛流离时，王鼎钧面对那些尚有道德使命感的师生，可以“以精神补物质之不足，以爱心补权力之不足”，共度时艰，一再共情了这个故事，试图“从灰烬下觅永恒”。

　　“与其寻找避秦之地，不如自植遍地桃李”，这也是昔年新儒家“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愿力，但共业——理盲情滥的社会、理盲情滥的众生——会使得种桃人一直漂流在海上，找不到一块可以落脚的地方。如何“老实种地，植树成林”呢？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一个更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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