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要好

　　韩 秀

　　一

　　北京市东城区米市大街的一个小三合院里，1950年9月19日，我那时四岁，首次提笔写字。外婆谢慧中点燃了一支香，打开砚台的盖子，从砚滴里滴了几滴水在砚台里，我就拿起墨条磨将起来。磨好了墨，外婆打开描红的本子，我便拿起一支新的大楷毛笔，轻轻咬松了笔尖，蘸了墨，写将起来，不是“一二三……”，而是“人之初性本善”，整整一页，就这六个字。写完一页，再来一页，写得很起劲。来自河北三河县的李大妈踮着小脚咚咚地走过，手里捧着洗衣盆到廊下洗衣裳。她拧着眉头跟外婆说：“人家孩子学写字都用铅笔，您可新鲜，一丁点儿大的孩子，就写毛笔字……”外婆回答她：“从容易到难，难上加难。从难到容易，轻松多了。”李大妈是否听得进去，我不知道，我是听进去了。“人之初”早已读得烂熟，头一回将其写了出来，边写边跟着外婆念，大为快乐。一直到六岁上小学，每天写字，是我同外婆一道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写字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把字写对第一要紧，然后才能求好。

　　外婆为中国书店修缮书本，书店用平板车将破损的书卷送来。我同外婆一道小心地将它们从麻袋里捧出来，摊放在大案子上。外婆仔细地检视每一叠纸张，凭借古文修养和断句的功力，把一页页的文字回归成一本本书，然后是修补与装订，剩余的残卷便一一放在架上，等待下文。这些书卷都曾经是我的教科书，在这些残卷里，我学到了什么是“字字珠玑”。外婆爱极了这些字纸，跟我说：“文字要好。好的文字可以走极远的路。哪怕遭到各种不幸，我们还是有办法让它们恢复原来的样子。”说到做到，修好的篇章上了订书机，成为漂亮的线装书，压平之后，再装进订制的蓝布书函。外婆会用漂亮的小楷将书名写在一条长短合宜的宣纸上，再贴到书函上，这才完工。

　　1956年，我已经十岁，已经完全能读会写。文字改革，常用汉字出现了简化字。我遵照外婆的叮嘱，继续在家读写繁体字。如此这般，文字仍然一字多义，而非多义只得一字。这一年，我遵照外婆的指示，初次走进了溥雪斋老人的大院子。

　　我常常为外婆送东西到别人家，人家收了东西，说了谢谢，我便回家复命。这一天，却是不同的。我恭恭敬敬送上一条牡丹烟，溥老先生笑眯眯地问候了我的外婆，接过烟，交给“九妹”，并且留我在那里玩。宽敞的北房大厅里，香烟缭绕，琴声悠扬。一位先生停止弹拨，双手按住琴弦，笑着跟我说话，他是查阜西先生。他同溥先生合奏了一曲《梅花三弄》，听得我心旷神怡。他们又拿琴谱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古琴的琴谱。那是另外一种“字”。两年后，读《红楼梦》，宝玉赞林妹妹“越发上进”，在“读天书”了，我哈哈大笑，那“天书”，我也能“读”，而且能在弦上拨、弹、捻、揉出音乐来。

　　溥老先生人好、琴好、字好、画好。他站着写字，气魄极大，写完了，叫我“挑几张，带回家玩”。他坐着画画，画的兰草美得不得了，小虫跳跃其间，活灵活现。溥老先生画完之后，也让我“挑几张，带回家玩”。晚上写字，我爱临溥老先生的字，灵气十足的字。功课做完，我爱看溥老先生的画。这样的美好伴随我整整八年。现在回想起来，这应当是我所接受的美学启蒙。

　　几乎同时，我也走进了舒先生(老舍先生)的家，陪他浇花，看他写字，听他讲故事。偶尔，看他点着了烟，皱着眉头，一脸痛苦地改稿。那时候，我已经懂得，“搞文学”绝对是苦差事，不是常人可以受得了的。我也喜欢临舒先生的字，四平八稳的字。那时候，我用的砚滴便是舒先生给我的。“日本作家送的礼物。”他这样说。这个铜砚滴跟了我将近七十年，现在还在我的书房里，让我永远记着舒先生的好。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舞台上最引人入胜的表演，梅老板梅兰芳先生、马老板马连良先生都与外公、外婆熟识。外公曾经是狂热的票友，唱须生。马老板点拨过他。他还竟然有幸同梅老板合唱过一出《打渔杀家》！1937年日本人打进来时，外公刚刚辞世。梅老板蓄须明志、不给日本人唱戏的阶段，外婆同许多人一道帮过梅老板。1949年之后，梅老板念旧，不但送戏票，而且请程老板程砚秋先生来家里代他拜年。马老板常来，外婆厨房里的碗柜上高高地放着一个纸盒子，里面是一个崭新的炒锅。马老板来了，外婆炒羊肉请他，就用那个锅，因为马老板是回民。每一次饭后，只需一杯清茶，马老板会同外婆聊好久好久。

　　舞台上，梅老板迷人的优雅，程老板温婉、含蓄的吟唱，马老板的豪气干云，我至今念念不忘。京戏以外，还有评剧，外婆的同乡吴祖光先生的夫人便是评剧皇后新凤霞。我看祖光先生写的戏，看得入神；看凤霞阿姨在舞台上的表演，如醉如痴。这一对患难夫妻的坚守更是让我肃然起敬。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魏鹤龄先生是外婆在上海生活时期的旧识，常让我跟他去看电影。在那些人影稀疏的放映室里，我常见到钟惦棐先生和他的夫人张子芳女士。他们都待我非常好，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温暖是我少年时期最为珍贵的记忆之一。一日，在放映室里，我发现自己竟然坐到了两个在银幕上见过多次的人中间，左边是上官云珠，右边是赵丹。上官甜甜地跟我说：“小妹妹，要不要吃一粒糖？”我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傻话：“上官阿姨，您真好看，比在电影里还好看！”上官笑了，伸出手臂搂住我。赵丹也笑了。他这一笑让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回到家，我向外婆报告我的奇遇。外婆深深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我当时没听懂，日后想起来忍不住痛哭失声的话：“他们都是好人，善良的人。有时候，是过于善良了。”

　　小学毕业前，我同外婆已经搬到了干面胡同二十号，另外一扇大门便是史家胡同五十六号。在初中与高中的六年里，“外语”学的是俄文。于是，我在同舒先生一起做的活动里加了一项，读俄文诗给他听，自然是普希金的诗。一个营火晚会上，我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站在听众当中的舒先生听得很有兴致，不时点头微笑鼓励我继续。他身边站着一位先生，竟然是俄语专家戈宝权先生，相见之后才知道，戈先生家住得不远。如此这般，我在高中时期，常常走进戈先生的书房。他跟我说：“文字的音乐性非常重要，普希金你熟悉，要看屠格涅夫的文字。将俄文的音乐性发挥得最好的小说家是屠格涅夫。”我听进去了，并且成为屠格涅夫坚定不移的粉丝。无书的年代，我曾经收工后在戈壁滩上奔波四十里，只为借阅一本残缺的《罗亭》。几十年后，我在写作塞尚传记时写塞尚与屠格涅夫在梅丹的会面。屠格涅夫用抒情诗般优雅的法语盛赞塞尚作品的生命力：“唯美的作品依然可以成为最好的作品。艺术与文学一样都应当能够提供美感，都应当能够引领人类的心灵净化、飞升。”塞尚则操着普罗旺斯口音的法语告诉这位俄罗斯作家，他自己的缪斯是大自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表达大自然与人类精神、人类思想的完美融合。两人之间的契合极为动人。行文至此，我感念着戈宝权先生早年的提醒。

　　二

　　台北书法家侯吉谅常说：“你一起步，接触的就是最好的。”这话对。但是起步不久，便中断，一断就是十四年。文学不能，工程也不能，完全不能再接受任何的学校教育。三十二岁到美国，这才再拿起笔来，不是毛笔，是圆珠笔，然后是计算机。三十六岁成为职业写手。到了七十八岁，出版了五十七本书。而且，仍在继续。继续写的，是文学，也是艺术。

　　想当初，在华盛顿教书，忙得天昏地暗，连华盛顿国家艺廊都没有时间走进去过。1982年，婚后，我们来到台北。先生继续在阳明山上的美国外交学院念中文，我则从住家跨过一个月亮门，进入文化大学，选了李超宗教授的课程“三十年代文艺思潮”，在一个中文大学里做了一年的学生，也是平生唯一的一次。

　　上课铃声尚未响起，李超宗教授潇潇洒洒走进了课室，看到坐在后排的我，就笑着走过来。我赶紧站起来迎上去：“李教授，好高兴有机会上您的课……”就此，开始了我与李教授长达十九年的师生友谊。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不只是一位大学教授、一位学者、一位作家，还是一位极有远见的编辑。我绝计没有想到，就从此时此刻开始，我的文学写作与出版竟然会走上许多人几乎无法想象的坦途。

　　很快，李教授带我到了台北，认识了著名诗人痖弦、辛郁、管管、羊令野，小说大家朱西甯、司马中原，著名作家吴东权、尹雪曼、张拓芜、王璞，以及大学问家、著名的金学专家魏子云教授等。台湾文坛最有名望者，几乎全员到齐！

　　他们的热情、亲切让我感觉犹如一下子有了多位兄长，欢喜无限。李超宗教授把我介绍给“副刊王”痖公时只说了一句话：“这是一个能写的……”顺理成章，学年结束，李教授把我的结业文章《太平湖畔的孤影》交给了《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公。1983年6月14日到16日，《联合报》副刊连载了这篇怀念老舍先生的文章。这便是我写作与出版的起始。到了2024年，整整四十一年，我未曾间断地从世界各地寄稿到台湾，在台湾的报刊写专栏，在台湾出书。

　　一个月之后，我们抵达北京，在建国饭店放下行李，直奔外婆家，令我惊异的是我先生与一口无锡话的外婆竟然一拍即合，完全没有沟通的障碍。我想，是他们之间完全的信任使然。最早联络上的是周有光先生和他的夫人张允和女士，有他们帮忙，便联络到吴祖光、新凤霞伉俪。而且，周先生的连襟便是著名的小说家沈从文先生。感谢周先生伉俪的居间联络，我在1983年10月就收到了沈从文先生亲笔签名的《沈从文小说选》第一集与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我看着沈先生一丝不苟的签名，热泪盈眶，完全说不出话来。11月，我同周先生伉俪来到了前门东大街三号五楼。在一个极为狭窄的居室里，在铺天盖地的书籍、纸张中间，一张藤椅上，坐着满脸笑容的沈先生。我唤他沈伯伯。沈夫人兆和姨——沈伯伯称呼她“张先生”，担心我听不懂沈伯伯的湘西口音。没有想到，沈伯伯一开口，我便听得字字分明，于是谈话就轻松起来。允和姨是兆和姨的二姊，一下子，我面对了中国现代史上两位传奇女子，著名的安徽合肥四姊妹里面的两位。允和姨是昆曲大家，极为豪爽，一句“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不知比当时的“红学家”们高明多少。热议中，我向各位前辈介绍了台北魏子云教授的研究，沈伯伯极有兴趣，嘱咐我带魏先生的文章给他看。我马上办到，果真，沈伯伯对魏先生的研究赞誉有加，极为欣赏。从这往后，每隔十天半月，我一定会到沈家去。带着沈伯伯喜欢的甜点，以及怒放的鲜花。沈先生最喜欢大红大绿所展现的生命力，我不止一次看到沈伯伯用手指捻起掉落的红色花瓣，将它放到绿叶之间，露出满意的微笑：“生命的残缺在文学与艺术中得到弥补。”于我而言，如黄钟大吕，深受震动。

　　台北《联合报》邀请大陆老作家写稿，最先响应的便是吴祖光和端木蕻良两位先生。之后，便是沈伯伯。紧跟着，许多诗人作家也写了稿子交给《联合报》发表。那些字字珠玑的好文章在宝岛引发热议，经久不衰。我居中及时转稿子、转报刊、转稿酬、转信件，足足十年，到1993年才告完全结束。

　　由于教学工作繁忙，无法写长篇，于是利用周末写短篇小说。一组九篇小说全部在北京的三年内完成，第一位读者都是沈伯伯。他静静地看，摘下眼镜擦眼泪，看完了，跟我说：“平实，最是要紧。你的写法是对的，继续下去，不要中断。”一边说，眼睛里又一次盈满泪水。我泪眼模糊地望着这位老人家，满心都是伤痛和由衷的感激。这些小说陆续刊登在台北《联合报》副刊上，曾经以书名《生命之歌》《楼上楼下》两次结集出书，再经过多次修改、润饰，最终，2014年落脚台北允晨出版社，名为《长日将尽——我的北京故事》。小说之外写了三万余字长序《怀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些人与那些事》。出书前，我曾经将这篇序文寄给沈家长公子沈龙朱先生看过。我们通信多年，他甚至寄送《沈从文全集》（三十二卷精装本，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给我，每一本都有侄女沈红设计的藏书票。藏书票上，沈伯伯戴着眼镜正在看书或审稿，让我一再深受感动。

　　数次的病苦，使我偶尔有机会陪伴着病中的沈伯伯，亲眼看到他不屈的斗志，看到他在病中继续审视《龙凤艺术》文稿当中的字句，斟酌再三，改易一字。1986年4月8日，我走进了沈伯伯和兆和姨在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的新居。这地方宽敞了许多，白墙上挂上了表侄黄永玉的画作，窗户外面也有了一些街景。我非常喜欢黄永玉先生的画。那样独特的构图，那样饱满的色彩，在在显示一位中国画家继往开来的创造力。沈伯伯看着墙上的画，心境平和地跟我说着湘西凤凰的美景。兆和姨告诉我，没有客人的时候，沈伯伯也喜欢坐在窗前看看外面。7月17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沈伯伯。1995年4月，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兆和姨。那是一次四天的短暂停留，我还是排除万难见到了兆和姨，老人家双眼含泪告诉我：“整理旧稿，细看你沈伯伯的文字，这才渐渐地懂得了他。”

　　1987年10月，我在曼哈顿写了《沈从文先生印象》，详尽描写我所看到的、感受到的点点滴滴，是台北《联合报》为来年沈先生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邀我写的庆贺文稿。不料，1988年5月10日。沈先生“放下了人生这部大书”，与奖项擦肩而过。于是，这篇小文修改后所展现的无尽怀思被收入《联合报》的《终于放下“人生”这部大书》专刊，在1988年5月12日、13日刊出。5月13日，于美国《世界日报》《沈从文专刊》同步刊出。1989年5月收入湖南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所编的《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一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经过再三修订，此文最终落脚台北一家书局1993年出版的散文集《重叠的足迹》。

　　三

　　结束了北京的工作，我们到了纽约，1986到1988年，我们一家三口住在曼哈顿。在新结识的友人中，联络最勤的便是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先生、散文家琦君女士。很难忘记，1980年早春，我第一次在华盛顿见到《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大书的欢喜。也很难忘记在北京，曾经同沈伯伯、兆和姨挤坐在一起，研读夏先生对沈伯伯的推崇文字：“对古老中国的信仰，对人性善良的永不退缩的坚持。”也很难忘记，多次从香港带这本书到北京，书都在第一时间被年轻的作家朋友们拿走了，之后的热议更是如火如荼。

　　人与人之间，最忌温差过大，我同夏公、琦君姊多年声气相通，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我们待人接物的“温度”都差不多，待人热诚、宽宥，自然多有往还。多年来，我奔走于天涯海角，永远寄情于纽约与台北，不能说与夏公、琦君姊没有密切的关系。

　　我和夏先生之间，最初的感觉是惊奇。夏先生惊奇于我是一个“外国人”，却讲一口京片子，且对中国文化人熟悉得不得了。我惊奇于夏先生有一颗如此诚挚而敏感的心，对世间美好无比欣赏、珍惜，对世间丑怪又是如此疾恶如仇。谈话间，我无法一下子亮出底牌，生怕他受不了。他要看我写的小说，我思来想去，寄给他不很尖锐的《下班以后》。但就是这样，他已经震惊，马上有信来，而且竟然自己又寻到我另外一篇《不惑之年》，谈话中不断鼓励，同时又明白表示他的惊奇。我却在想，老师心地这样善良，慢一点好了，难过的日子还是暂时推远一点比较好。

　　1990年，《折射》在《幼狮文艺》连载一年之后问世。王鼎钧先生走过苦难，文章颇见血性。寄书给他，向鼎公请益是很自然的事情。夏公不同，我们谈及沈伯伯的时候，我寄了《缄默》这篇小文给他，他为了沈家的不幸、为沈伯伯的咬牙隐忍大为忧伤。终于，我从夏公来信中感觉他承担苦痛的力量大大增强了。1991年，我寄了《折射》给他，1994年，又大着胆子寄了《生命之歌》给他。到了这个时候，夏公差不多知道了我过去生活中的大部分故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长年流浪在外的孩子，虽然怕伤长辈的心，但终于一点一点挤牙膏一样把在外面受到的委屈报告了自己敬重的师长，松了一口气。但我深深知道，在夏公许多的忧伤中，有一些是我给他的。1992年7月底，医生发现夏公心脏有些问题，他必须减少工作量。我却觉得，那一颗火热而敏感的心，仍然不停歇地为世间的每一处美景而感到惊奇，恨不能马上奔过去看个明白。1993年底，当他得知台北即将召开“四十年来文学会议”，高兴之余马上有信来，关切会议中对文学现象的剖析。那时我们在高雄，分身乏术，只参加了一天的会。事后，回纽约看望夏公，将那一天齐邦媛、龚鹏程、周玉山诸位教授的精彩发言转述，听到高兴处，夏公都会开怀大笑，加上手势，表情十足。我在想，若是他亲自到场，不知有多热闹。

　　在那之前，夏公已经在1988年和1992年两次给我寄他的新的评论文章。两篇文章都是接受副刊主编、诗人梅新先生的邀约所作。一篇万字文评析的是小说家潘垒的《静静的红河》。看这篇文章，我想到夏先生对钱锺书、张爱玲、端木蕻良“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投入、那份专注，以及始终丢不掉的“惊奇”。另外一篇万字文谈的是琦君散文。夏公同琦君姊是老朋友，为这篇长文，他穿梭于纽约、台北之间，不仅重温琦君作品，也曾同琦君通电话，反复查证资料。在研读过程中不仅肯定琦君作为一流散文家的文学成就，剖析贯穿琦君作品的温柔敦厚的真性情，而且独具慧眼地将琦君几十年来的作品看作一个整体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的光辉是被夏先生充分肯定的。在文章中，夏先生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使得琦君母女饱受痛楚的父亲，虽然他明知琦君不会同意，但仍冷静地秉持文学批评家的原则，坚持将其父的冷酷行为看作旧礼教恶势力的威权。我同琦君姊都是写信的人，鱼雁往返，无话不谈。2006年琦君姊辞世，“中央大学”教授李瑞腾先生计划同台湾文学馆一道合编一本《琦君书信集》，征集琦君寄给朋友们的信件，反响热烈。我交给他九十四封加了注释的琦君来信。这本书2007年出版，成为琦君“回忆录”的最佳诠释。

　　夏先生读书读进心里，万千心绪使得他的评论文章充满情感，而完全没有一般文学批评的冷漠与疏离。

　　一日，我去访他，他正在发愁：“这样子用功的作家要我写他，书寄来了好几本，文字佶屈聱牙，难懂得不得了。人没见过，也不通信，怎么写呢？”他是真的愁了：“我不写，他会不会很难过？”夏先生诚心诚意地问我，我也很诚恳地回答：“既是这样子用功，也许要不了好久，就有更加感人的作品问世，那时候再写不迟。”夏先生拍拍手边那一堆书：“也只好这样了。”书的边缘露出了许多字条，可见夏先生功课已经做了许多，只是那一份“非常原始而强烈的感情”尚未出现，暂时难以动笔而已。我却记住了“佶屈聱牙”四个字，跟夏先生聊起来：“平实的文字比较好，您是第二位说这话的。”“第一位是谁？”夏先生反应极快，因为许多的“发现”“命名”他都是第一人，遥遥领先。“沈伯伯。”我笑着回答。夏先生在我肩上一拍：“你认识沈从文比较早嘛！”此时的他，愁绪尽扫，又有说有笑了。

　　2016年1月，台北允晨出版社出版了我根据与夏志清先生自1987年7月到2010年圣诞节前的大量通信、我的日记和笔记撰写的文林忆述《尚未尘封的过往》。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这一章里，我记叙的是沈先生辞世后的事情。沈先生走了之后，我将沈家新址与电话号码给了夏公，他马上致电慰问沈夫人。兆和姨在电话里特别感念夏先生的慰问，要我代她好好谢谢夏先生。于是我请夏公吃午餐，时间却到了7月7日。这一天，相当清静，我们谈了很多，夏先生流露出深切的痛惜，他沉重地说，他将沈从文纳入《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要篇章，完全是因为“沈从文文字的魔力”。这话我懂，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具有魔力的文字酿造出人性的底蕴。我们也谈到5月《联合报》所披露的沈先生的《自述》以及“自订年表”的来龙去脉。在这一个章节里，有沈从文伉俪1988年4月10日的来信、兆和姨1988年7月30日寄到华盛顿的一封信，甚至有一封1931年沈伯伯写给中华书局的信——那是有关《石子船》的一件公案，是沈先生送给我作纪念的珍贵礼物。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记叙的即是夏公辞世前后的事情。沈龙朱画的一幅纪念肖像极为传神，夏公的睿智、幽默跃然纸上。

　　在2024年2月台北书展上，一位年轻的读者买了这本书，要我签名。签了名之后，他还有话说：“这本书里有沈先生夫妇给您的好几封信，有沈家两位公子给您的图文并茂的信，有黄永玉先生的手书，有吴祖光伉俪给您的信，有端木蕻良先生和端木夫人的信，还有端木序文的手书，有编者林黛嫚、吴仁昌的信，还有您的笔友谭嘉女士的信，夏志清先生只有一封公开信，见不到他给您的任何私人信件，但是您这本书却是用夏公信件串联起来的，是何道理？”

　　展场中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走出去，找一杯热咖啡喝。“我是写信的人，也留着师长、朋友们的信。直到有一天，捐给图书馆、文学馆之类的研究中心为止。你说得对，这本书里有许多夏公来信的内容，但不是逐字逐句的信件，因为我拿不到授权。其他的信件我可以刊出，因为都有授权。”这位读者若有所思：“卡缪的朋友没有遵照卡缪的遗嘱，一把火烧掉他的书写，因之，今天的我们有卡缪。”我淡淡地说：“夏公给我的信没能刊布，我把这些信交给这本书的发行人廖志峰先生，作为佐证。夏公给许多人的信都不能刊布，那些信怎样了，可能永远没有人知道。”这位读者道别前说：“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知夏志清是何方神圣，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只好鼓励他们看您这本生动的书。”我谢了他，跟他道了再见，继续坐着。想念着夏公那许多用小字转着圈写的圣诞卡片，硬是能够把一张圣诞卡写成了论文。这本书写了两次，头一次，2014年，信件内容如实写出。行不通。2015年，重新来过，信件内容变成了我的转述。这一年我同时写艺术家传记，两本书的时空相距遥远，我用自序《艰难的跋涉》作了说明，却没有一字提到必须写第二稿的最真实、最无奈的原因。然而，夏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法撼动，也无法掩盖。这是不争的事实。

　　四

　　1986年，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了纽约市，住在曼哈顿东区七十二街。先生上班，一岁的儿子请人照顾。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大都会博物馆，面对莫奈的《睡莲》，顿时泪流满面。这时候，距离溥老先生与舒先生的彻底离去已经整整二十年！我与美学之间的“中断”更是已经二十二年！现在，我站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厅堂里，对自己说：“我的美学教育将再次展开，并且永不中断。”很快，我走进了纽约摩根图书馆暨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纽约弗里克收藏馆。更趁地利之便，造访波士顿、费城、普林斯顿、康州哈特福德等地的博物馆、美术馆、私人典藏。

　　学习与实践之间仍然遥远。除了散文与短篇小说之外，我利用孩子在学前学校课室三小时的时间奋力写《折射》。1988年，我回到华盛顿，一边安顿一切，一边继续写，写得肝肠寸断，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痖公写信来：“把它完成！”如同进军号，我一边挥泪，一边鼓励自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1988年11月，我将这二十四万字的书稿寄给了痖公。当时他正要离开《幼狮文艺》，便把稿子交给了责任编辑陈祖彦。祖彦是小说家，也是极优秀的编者。我们相知相惜，成了几十年的好朋友。在杂志上连载一年，小说尚未结束，《幼狮文艺》主编段彩华先生来信说，应读者要求，《折射》要在幼狮出版社出书了。第一版1990年出版，纳入《艺文丛书》。1994年，被出版社纳入《名家广场》丛书，书名改为《折射——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1995年出版英文版。2010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纳入《人与岁月》丛书，书名《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那个英文版，按照我先生的标准是“不能见人”的。纸本书无可奈何，他在2013年，得到出版社授权，将电子书作了文法和词语上的大量修正。因此今天读者在亚马逊看到的英文版电子书，便是我先生口中“一个马马虎虎可以见人的版本”。2015年3月，《折射》的增订版《亚果号的返航》出版纸本书与电子书，并被出版社纳入“小说馆”，名正言顺。

　　有鉴于此，2012年，长篇小说《多余的人》出版后，老朋友谭嘉率先英译，许多手写的稿纸在数年内陆续寄到了我们手上，我先生着实感动。他利用业余时间，为台北一家书局撰写英文字库，从A写到Z，整整十年的巨大工程也已经完工，他便加入进来。《多余的人》得到允晨出版社充分授权，得到封面设计师杨启巽充分授权，2020年8月在亚马逊出版英文版纸本书与电子书。同年11月，我得到白宫颁发的总统奖。谭嘉的原始译文，厚厚的一大沓，谭嘉同意捐给正在筹办中的台湾文学馆台北分馆，我在回台北参加书展的时候，连同一本英文版纸本书一道亲手交给《文讯》社长封德屏。大家感慨不已，二十一世纪，竟然有人手写数百页译文！他们有所不知，到目前为止，我同谭嘉已经通信七百封以上，是那种写在纸上，贴了邮票，请邮局寄送的传统信件，真正无话不谈。

　　无论散文写起来怎样轻松，我仍然钟情小说，因为小说一定要把别人请进来，是最为“谦虚”的体裁。作者书写的是在某一段时空里，作者心底的悸动，以及别人的心头所想，不是揣测，而是预言与洞见。而且，小说是以细节取胜的。作者通过细节让读者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完全不了解的事件中，遇到陌生人。随着情节的展开而融入其中，这便是小说的魔力。此外，优质小说必然有美学方面的严格要求。这一点，也是我开笔写小说之时便完全领悟到的。自己最满意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便是《倘若时间乐意善待我》，由时报文化于2019年出版。

　　五

　　1992年抵达高雄，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了整整三年。拜“专栏”所赐，竟然在这三年里出版了六本书。首先是梅新先生同他的夫人张素贞教授介绍我认识了台北一家书局的“大家长”刘振强先生。刘先生待我极厚。我在北京与纽约写的小说散文很快结集成书。1994年5月，高雄《台湾新闻报》副刊《西子湾》主编郑春鸿先生要我写一个《两岸人情》的专栏，一千二百字，每两周刊出。这便是我第一个专栏，紧跟着便有第二个、第三个跟上来，最忙碌的时候，我同时写四个专栏。而我最后一个专栏，也是我第四十个专栏，是为美国《汉新月刊》撰写的书话专栏，足足写了十六年零八个月，推介了一百本世界文学、一百本华文原创作品，这个工程在2024年6月结束。这个工程的难度极大，每个月，我读十到十二本书，从中选出一本，用两千五百字来评析、推介。古有明训：“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激励着我艰难前行，这两百篇文章成就了五本专集，加上早先为副刊写的书话，结集成《与书同在》，总的来说，成绩还可以。

　　返回台湾，与先前熟识的师长们再次相见，《联合报》痖弦先生自是极为热情，副刊后来的主编苏伟贞、陈义芝也都善待我。美国《世界日报》宇文正、田新彬、王开平诸君都待我极厚。各大报刊的文艺主编们也都非常热情。李超宗、魏子云教授更是厚待我，我们一直通信。两位师长辞世前的来信仍然是一贯的工整、潇洒，不谈病苦，只谈文学与艺术。

　　在台北结识的一位长辈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先生，人们尊称他“秦孝公”，我总是唤他秦院长，话说得急了的时候，更是直叫“院长”。孝公不以为忤，总是亲切地安抚我，让我平静下来。院长早就知我，他在书店里看到《折射》，不但读了全书，而且买了很多本送给朋友。所以，我们抵达台湾后，院长邀我到博物院演讲时，听众席上众多名人同院长一样爱护我，让我非常感动。我那点小故事，院长珍惜，我也就有幸常常到博物院看望院长，从古玉到瓷器到书画，院长和他的专家们给了我极丰富的知识，这是极为难得的全面的美学教程。院长字好，诗好，写了七言诗《鸿蒙引》，在博物院装裱好送我，三十余年来，从未离开我的视线。1995年，我们将要回华盛顿一年，然后派驻雅典。即将离别之际，院长给我布置功课，为台北“故宫”七十五岁生日写一篇文章《两岸文物保护的历史、影响和心态》。在大搬家的过程中，我把资料与文稿放在随身小行李箱里，争取每一点安静的时间完成这份重要的功课。“将每一个字置于合乎情理之处，将每一个标点纳入中规中矩之地。审视再三，加一字太长，减一字太短，方能心安”可以准确说明我写这篇五万字论文时的状况。没有辜负院长的信任，1995年10月22日，我从华盛顿飞到台北，在博物院的盛会上演讲三个小时。院长不但给我“一百分”，而且将文章交给《故宫学术季刊》主编冯明珠女士。文章于该刊第十三卷第二、三、四期刊出。1996年7月出版了抽印本。2012年，文史学者冯明珠担任台北“故宫”院长，我很为她高兴。我同秦院长之间书信不断，每年台北书展期间跨越千山万水飞回台北，必定到博物院问候院长，送上新书，请院长斧正。雅典三年，我有了充足的机会遍访希腊罗马古迹，也有了充足的机会造访欧洲著名的博物馆、美术馆，返台时也都一一报告心得。院长认真听我滔滔不绝，总是微笑着，然后平静地将院里的最新出版物推到我面前，让我带回家研读。告别之时，院长从来不说再见，只说：“随时回来啊，随时回来。”2002年长篇小说《团扇》由未来书城出版，发行人是老朋友侯吉谅，他为这本书亲自做了设计，并且制作了极为美丽的精装本。院长请我同吉谅午餐，席间，院长郑重地跟吉谅说：“感谢你出版了《团扇》这本好书。”那时候，我只有十六本书出版，而且从来没有请名人写推介序的想法和经验。没有想到《团扇》却有老朋友李瑞腾教授、新朋友颜昆阳教授以及侯吉谅的好文章护航，让我好生感动。这也是我出书五十多本唯一的一次经验。事后，我同院长再次见面，他沉重地跟我说：“书中事件的前后，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能够揭橥真相。《团扇》是美好的小说，更是世上唯一的史料。”每一个字都沉重如铅。院长送我一把他亲自题词的丝质团扇，以纪念书中那曾经有过的最为传统的坚贞不渝的情感。之后，我们继续书信来往，直到院长2005年元月辞世。最后的一封来信谈的竟然是我的一篇小说《途经巴黎》。病榻上的院长依然心怀天下，幽默而睿智。

　　就在《团扇》杀青之际，我罹患了极为可怕的面部神经痛，无休止的疼痛延续十年，最终在2012年5月以开颅手术结束了这苦刑般的日子。然而，在这十年里，我出版了十五本新书，包括长篇小说《多余的人》，以及书话一本、散文五本、短篇小说集三本、与文友合著书信集一本、传记童书四本。更重要的是，与未来书城的合作结束后，《团扇》在2011年落脚台湾另一家书局，让我完全放下心来。回首前尘往事，那不堪的十年竟然以书写的全方位胜利告终。满心感激，满心喜慰。

　　完全没有想到，下一个征程即将展开，我将要进入一个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书写世界，属于西方艺术史的范畴，我以一个文学人的身份，走了进来，走进浩如烟海、多种语言的史料，迎接了又一个十年的鏖战，其标的依然是“文字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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