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胡愈之的交谊

　　罗银胜

　　《生活》周刊是由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旨在“传播职业教育消息”，由邹韬奋任主编。他是一位爱国的出版家，与胡愈之早已相知，但“九一八事变”后两人才得以谋面。这时候，胡愈之刚刚发表《莫斯科印象记》，邹韬奋读后激赏，遂约请胡愈之写稿，此后，胡愈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国际问题评论和国内问题的述评，如《大众利益和政治》《革命的人生观》《廉洁论》等，并大声疾呼抗日救亡。在胡愈之的影响下，《生活》周刊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立场亦愈鲜明而激进了。

　　因《莫斯科印象记》一书的出版，邹韬奋与胡愈之两位新闻斗士才正式缔交。1931年1月下旬，流亡三年的胡愈之在回国途中访问莫斯科。当时，从事世界语事业的人，互相视为同志和朋友。首次单独访问苏联的胡愈之并不孤单，他在苏联世界语者的帮助下，在此停留七天，访问了工厂、农场、学校、托儿所、商场等，所到之处，皆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

　　胡愈之回国后将他在莫斯科访问七天的见闻和感受写成《莫斯科印象记》一书。此系应新生命书店老板之约，在《社会与教育》杂志上每周连载，宣传了“十月革命”后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内容丰富新鲜、文笔流畅优美而备受读者欢迎，使杂志销售陡增，遂被辑为单行本出版。从1931年8月到1932年10月，一共再版五次。鲁迅先生对这本书也表示赞赏：“……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这《苏联见闻录》。”国民党后来注意到此书，加以封禁，但在香港、南洋翻印出版的还很多。

　　多年以后，陈原回忆说：“（《莫斯科印象记》）印成单行本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人，彼此争相走告。书虽不大，而且也仅仅记载了作者一九三一年一月间靠世界语的关系在莫斯科游历七天的印象，但是给那时的读书界颇大的影响。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在我国宣传苏联的几本影响较大的专著之一。”戈宝权在《从〈莫斯科印象记〉谈起》中写道：“记得当时我刚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进入望平街（现山东路）的《时事新报》工作，曾到报馆斜对面的新生命书店买了这本书（《莫斯科印象记》）……从那时起，多少年来我都珍藏着这本书，因为它最初使我认识了苏联这个‘普罗’之国。”

　　邹韬奋则是从1931年9月下旬到10月初一直在读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著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于是他写了一篇书评《读〈莫斯科印象记〉》加以介绍：

　　这书是今年八月份出版的，著者胡愈之君，发行者新生命书局,实价八角。胡君于今年一二月间亲在莫斯科观察一星期，此书便是他在该处所得的“印象”,全书虽有一五一页，但以著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后觉得没有这么多的页数似的……记者最后的感想,觉得制度重要，人尤重要；能自治的人才能实行自治的制度。苏联对于国民教育训练之积极，实尤为基本的基本。处于倡导地位的干部人才（尤其是廉洁公忠坚苦卓绝的人格）也极重要，否则制度与计划都不过成为纸上空谈或落得有名无实的结果而已。

　　邹韬奋的书评发表在9月26日出版的《生活》周刊第6卷第40期上。之后，邹韬奋和毕云程专程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访问胡愈之，向胡愈之提出“九一八事变”前后国内外形势的种种问题。他们畅谈了三小时，邹韬奋当即约胡愈之为《生活》周刊写稿。胡愈之著文称:“我没有立即答应他们，只说让我考虑一下再说。”后来毕云程一再电话催促，胡愈之才写了一篇时事评论。

　　10月10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2期刊登了胡愈之的这篇文章《一年来的国际》，“是鼓吹联苏抗日的文章”。胡愈之“以为邹未必敢登，但是，后来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地登在《生活》周刊的‘国庆专刊’上了”。

　　从此，两人结成知交，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事业上的问题，邹韬奋都和胡愈之倾心交谈。他不仅请胡愈之按期为《生活》周刊写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还请胡愈之参加周刊的聚餐会。聚餐会每周一次。经常受邀参加聚餐会的，最初是李公朴、毕云程、陈彬和、吴颂皋、邹韬奋、邹韬奋的助手艾寒松，后来还有东北来的杜重远。

　　胡愈之称：“在聚餐会上我只是听人家谈得多，我自己少发表意见。但觉得韬奋这个人是热情的、爱国的，他确实想把他办的刊物作为武器，为中国人民作些好事。他对国民党政府已经不再存希望，对苏联和共产党则有好感。”随着共事的深入，邹韬奋在胡愈之眼里，“一个真正的战士”的形象愈加凸显。后来，胡愈之在悼念邹韬奋的文章《伟大的爱国者——韬奋》又指出：“我和韬奋相识渐久，我对他的观感便渐渐不同了。我发现韬奋和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有许多不同点：第一，他有一副硬骨头。他的仪表是温柔而文弱的，内心却坚强无比。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而立身处世却不容有半点苟且。读过他的《经历》与《抗战以来》的，就可知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韬奋是确实做到了。第二，他有真正的热情。他不像一般知识分子，爱做领袖，爱出风头，但他有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真正热情。是这种热情驱使他，他才牺牲了生活享受，献身于最艰苦的文化事业，而至于‘乐此不疲’。第三，从善如流。他没有一般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坏脾气。他从不感到自己满足，不断地虚心学习。就我和他认识的十余年中，他在学习与工作上的进步是惊人的。第四，嫉恶如仇，他决不和恶势力妥协，他用一切机会，来揭发暴露社会的黑暗面。他不愧为一个真正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