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嵇康·徐渭

　　李木生

　　能在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从思想、精神、性情、文风上都对鲁迅有着重大影响的绍兴人，是嵇康与徐渭，尤其是嵇康。

　　徐渭（字文长）与鲁迅，是两个南腔北调人。

　　绍兴市越城区坐落着徐与鲁的故居，一个在前观巷大乘弄十号，一个在东昌坊新台门（现在的鲁迅中路）。两个特立独行的巨人，为我们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与丰富的精神与文化遗产。有两首诗，曾让我有过他们一直同行的错觉：“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葡萄》）“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自嘲》）

　　关于徐渭，在鲁迅日记中多有出现，涉及《徐青藤水墨画卷》《徐青藤水墨花卉卷》《徐文长故事》等。1933年3月7日这一天，鲁迅写下两篇杂文：《从幽默到正经》与《从讽刺到幽默》。前一篇直接提到了徐文长，“‘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这段话一直被误解，以为是在轻视徐文长，其实正好相反，是在为徐文长打抱不平。那时，戴季陶等人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现，反对“鲁迅们”的批判性杂文，甚至连“林语堂们”的“幽默”也不放过。鲁迅当然是揭露他们“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捎带着也为徐文长长期被世俗化的“堕于‘说笑话’”而鸣不平。《从讽刺到幽默》更深化了这些观点，直言想不要讽刺，先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并再次对幽默的现状与未来语中肯綮，且暗喻着徐文长被庸俗化成“说笑话”和“讨便宜”的悲哀：“‘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鲁迅当然知道徐渭的价值是在“说笑话”“讨便宜”之外的地方。徐渭的“青藤书屋”当是少年鲁迅常去的地方，那方小小的天井、天井中徐渭亲手植下的青藤，尤其是《青藤书屋图》两旁、徐渭手书的那副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更会让鲁迅凝望覃思的吧？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杂文集之名，怎会与“一个南腔北调人”不无关系呢？他在《〈南腔北调〉·题记》里说到一个上海女作家说他“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这是中国两个南腔北调人的相遇与相知。

　　与对待徐渭不同，鲁迅对嵇康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喜爱与疼惜，在灵魂的天空里，他们是一对双子星。

　　在《鲁迅全集》的众多版本里，我最先拥有与通读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的《鲁迅全集》。这套书其实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再版，它的第九卷由两部作品组成，一部是《中国小说史略》，另一部是鲁迅辑校编誊的《嵇康集》。

　　这部《嵇康集》，在鲁迅搜集整理的诸多古籍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陆续校勘的时间最长——自1913年至1935年，长达二十三年，几乎跨越了他整个的文学创作生涯；而且所耗精力最巨，前后校勘十余次，包括亲笔校勘本五种，抄本三种，以及《〈嵇康集〉考》《嵇中散集考》《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和为《嵇康集》所作的序跋等堪称浩繁的手稿。我从先生的日记中择出几条，以记其大多在夜间进行的耗费心力的劳作：开始于1913年9月23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主要工程竣工时的1924年6月8日，“夜校《嵇康集》了”，10日“夜撰校正《嵇康集》序”，《序》的结尾是“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亦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让其流传之意拳拳；1926年11月14日，写出四千字长文《〈嵇康集〉考》，“尝写得明吴匏庵丛书堂本《嵇康集》，颇胜众本，深惧湮昧，因稍加校雠，并考其历来卷数名称之异同及逸文然否，以备省览云”,深恐嵇康人与文湮没之心让人动容；1931年11月13日，“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文本《六臣注文选》”；直至1935年11月20日给台静农的信，又见校对《嵇康集》的信息，“校嵇康集亦收到。此书佳处，在旧钞；旧校却劣，往往据刻本抹杀旧钞，而不知刻本实误。戴君今校，亦常为旧校所蔽，弃原钞佳字不录，然则我的校本，固仍当校印耳”。鲁迅的《〈嵇康集〉跋》，让我们看到他的自信与欣慰：“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树人灯下记。”又是“灯下记”，二十三年间，他与嵇康有过无数“相会”的深夜。尤其是《〈嵇康集〉考》，信息量大，容纳着鲁迅对嵇康的综合而具体的评价，如“康美词气，有丰仪，不事藻饰。学不师受，博览该通；长好老庄，属文玄远。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钟会谮于晋文帝，遇害”；如“本姓奚，自会稽徙谯之铚县稽山，家其侧，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讲嵇康姓之来源；论其诗文“其致玄远，悉根于理；读之可想见当时之风致”；“康文长于言理，藻艳盖非所措意；唐宋类书，因亦尠予征引”，述康文的特点与寂寥。

　　两个会稽人相隔一千六百多年，却通过《嵇康集》，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相互温暖的体温。到底是什么让一千六百多年之后的鲁迅，对其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与喜爱？细细地体会就能知道，是嵇康身上体现出的会稽或者说越人的一种精神，在鲁迅的心上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鲁迅当会反复回味嵇康“《广陵散》于今绝矣”这句刑场上的临终遗言吧？他不愿意嵇康的文字也如这曲《广陵散》一样成为绝响，所以在二十三年间，孜孜矻矻，一直在裒集校勘，同时也让这样一个特别稀罕又极其宝贵的有着“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形象，屹立于中国的大地上。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种闪耀着独立精神的“师心”与“使气”，不正是以会稽（绍兴）为中心的越人尤其是越之士人的精神所在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到这段话的时候，心上是铺满着悲凉的。

　　《嵇康集》之外，鲁迅还有许多文章谈及嵇康，他将这个悲剧而又寂然的人，请到自己的身边，一起喝酒聊天。1933年11月24日，鲁迅写下《选本》一文，这样提到嵇康的另一面：“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而在《〈嵇康集〉考》中，鲁迅考证这段话也来自嵇康的《家诫》，正好与《选本》一文相互印证：“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关于嵇康的“另一面”，《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讲得更为详细明晰：“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一个如此高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社会是黑暗的，所以“嵇康们”要点着自己的文字，照亮自己与周围；社会是污浊的，所以要让自己的思想与精神独立成为一道清流，安妥自己与周围。他们当然深知这样做的危殆险恶，也就期盼着家人后辈不要重蹈这样的危殆险恶之地。想想鲁迅写在最后一篇文章《死》中的七条遗嘱，其中一条便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也是与“嵇康们”同样的心情。

　　对于《诗经·郑风》，这两个绍兴人，又在惺惺相惜着。在《中国汉文学史纲要·〈书〉与〈诗〉》中，鲁迅与嵇康都对孔子与“后儒”们表达了相反的意见：“孔子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后儒因孔子告颜渊为邦，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遂亦疑及《郑风》，以为淫逸，失其旨矣。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嵇康曰：‘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鲁迅说“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嵇康云“自非至人，孰能御之”。还有《“题未定”草》《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答文学社问》与1929年1月6日致章廷谦的信，都论述或涉及嵇康。

　　还有收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再论‘文人相轻’》，从文人相轻说到文坛小人的告密、恐吓，当然举了钟会诬陷嵇康、“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应是司马昭）面前搬是非，送命了”的例子。如此，就要妥协，就要圆滑，就要和那些宵小同流合污以自保吗？鲁迅当然又会想到嵇康从容抚琴赴死的场面，于是他那冷对的横眉里便蓄满了蔑视与不屑：“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嵇康的琴弦，穿越一千六百多年的时空，又铮铮然奏响在鲁迅的笔下：“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只是鲁迅猜想着嵇康的另一种死因：“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曹家的女婿也许并非嵇康最主要的死因，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长文中，鲁迅更深刻与透彻地论述了嵇康的人与文以及他的死因。

　　关于鲁迅与嵇康，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有这样的话：“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九千字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竟有三千多字是在说嵇康，论及孔融批评并独立于曹操而被曹操所杀，也是在引出嵇康的不满并独立于司马集团而被司马集团所杀——说历史上的杀戮又无不印证与影射着鲁迅发表这篇文章时的1927年的事实：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共产党人的屠杀。

　　发了一辈子议论的鲁迅一句话归结了嵇康的死因：“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嵇康发了哪些议论让他成了司马集团的眼中钉？在那样溽暑的广州，于夏期学术演讲会的讲坛上，鲁迅站得稳稳的，用他那独有的南腔北调，再现着历史真实的场景：“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对于杀人者，鲁迅从来不客气：“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这些前仆后继、死了方可的行列便蜿蜒而来，没有尽头。

　　嵇康与山涛其实是真正的朋友，临刑的嵇康并没有多少后顾之忧，他知道山涛会将他的后代照顾妥帖。许寿裳赞鲁迅的“皓皓”“懔懔”，也许是受到山涛夸嵇康之语的启发：“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