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文化立场之渊源

　　李廷华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自幼读书，接受中华传统文化，华夏正统观已然培植。陈宝箴作为曾幕干才，早年在北京应举期间，恰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于酒楼酩酊远望，一时悲愤填胸，拍桌呼号，表现出刚烈血气。对外敌入侵之愤怒及对民族文化之眷顾，统合成当时士人的基本精神状态，也成为陈宝箴、陈三立两代青年的行为基准。此后在湖南巡抚任上，陈宝箴将维新改良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且有条不紊，不仅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社会变革发展起到明显作用，也对陈氏一门的性情家风产生长久影响。陈宝箴主持湖南“新政”，想走的是一条稳健改良的路子。他赞同郭嵩焘这样对西方国家社会有切实考察了解者的认识，也钦佩张之洞在处理洋务、开办近代企业及社会治理诸方面的切实成就，希望与他们携手，开辟中国的革新事业。他在引荐杨锐、刘光第，起用梁启超，为改良事业发挥重要影响之际，对于躁急冒进的康有为则抱有警惕。陈宝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因为“六君子”事件被撤职“永不叙用”，不仅自己饮恨以殁，更直接影响到子弟前途。其子陈三立只能以倜傥公子、落魄诗人身份彷徨一生，甚至也影响到陈寅恪一生学行。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中国社会的改造轨迹骤然向激进主义乃至社会革命方向转化，而在湖南新政期间为父亲颇多赞画的陈三立，思想并未趋于激进。对于日益蔓延中土的西方议会民主思想及制度，他亦抱抵制态度。在《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墓表》一文中，他袒露自己的基本社会观念：“余尝观泰西民权之制，创行千五六百年，互有得失，近世论者或传其溢言，痛拒极诋，比之逆叛，诚未免稍失其真，然必谓决可骤行而无后灾余患，亦谁复信之？彼其民权之所由兴，大抵缘国大乱、暴君虐相迫促，国民逃死而自救，而非可高言于平世者也。然顷者吾畿辅之变，义和团之起，猥以一二人恣行胸臆之故，至驱騃竖顽童张空拳战两洲七八雄国，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而以朝廷垂拱之明圣亦且熟视而无如何，其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余意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以维君权之弊，盖天人相因，穷无复之大势，备于此矣。”简而言之，陈三立既不同意完全否定西方以民权为基本价值的社会制度，而对在中国实行此制度也不以为然。他认为，戊戌变法及义和团之乱均因为个别大僚之“恣行胸臆”，为朝廷用人不当。而秉承中国社会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礼仪规范，一个承继华夏传统又不逊泰西的理想社会，本来有可能在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的权衡计较中实现。这也是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所揭橥的传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陈三立又在为其父所撰“行状”中说：“故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旧党之见。……康有为之初召对也，即疏言其短长所在，推其疵弊，请毁其所著书《孔子改制考》。四章京之初直军机亦然，曾疏言变法事至重，四章京虽有异才，要资望轻而视事易，为论荐张公之洞总大政、备顾问。”

　　陈寅恪自幼游学外邦多年，并未追随一个长久的老师，阅览典籍无数，也未有一个恒定的楷模，但其祖、父的事业学行，却影响他一生。在上下求索之际，坦承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不出湘乡南皮之间”。这在二十世纪的激进风潮中，并非什么光荣和时髦，甚至有人若胡适者，指陈寅恪为“遗少”。但他并不忌讳，反而公开言明，落于笔墨，可见“新”与“旧”，在他心中并非判定是非正误的标准。陈寅恪曾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借题发挥云：“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社会进化论已成社会圭臬，自命“退化论”岂有市场？陈寅恪在中年时期即赋诗自谓：“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保守”“退化”并非迂儒苟且，与苏东坡相似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陈寅恪的心志定力所在。李璜在《忆陈寅恪登恪昆仲》一文中说：“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大底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后来写出吊王观堂先生之挽词而能哀感如此动人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陈寅恪如此情态，与其祖父在京城酒楼上之胸胆开张有何二致？

　　陈寅恪毕生未入官场（极短时期任北洋政府钱币铸造局局长蔡锷秘书，实际蔡锷膺此职亦无心投注，寅恪无非以先辈关系暂谋薪水），但父、祖曾经的经济韬略和鲠骨刚肠集中在他身上，在长久的历史研寻及现实观照中，即如王朝云谓苏东坡的“一肚皮不合时宜”。陈寅恪对民国政府长期持批评态度，这也与他少年时期即接受的影响有关。比较民国与晚清，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句“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光绪、宣统之晚清，为帝国垂暮，以陈宝箴之见亦必须改良，何以陈寅恪如此眷恋？诗人之言，尽带感情，或不顾事实？孙中山在作于1918年的《建国方略·自序》中有一段话：“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民国初期军阀割据之乱象，即创造民国之领袖亦叹息扼腕，况怀揣理想于书斋之学者乎？陈寅恪在遍览华夏古今典籍，又周游欧美对其社会制度及文化源流加以考察后，以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为其毕生志业，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从陈宝箴到陈三立，他们对于清王朝的维护立场终生未有改变。他们的巨大影响也使得陈寅恪毕生服膺遵循。与一般留洋归来者颇显径庭，陈寅恪精通多国语言，熟谙清末世事，二者均易为显学，他却弃热就冷，致力于中古历史研究，究其底，为研寻中华文化自繁荣至于衰落之脉络。他为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谓：“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敢复上下议论于其间，转思处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观士战者。”

　　陈寅恪所发表文字，以《柳如是别传》完成最晚，字数最多，堪谓一生之殿。毕生精力投注考证，这是清代乾嘉学者热衷之路径，陈寅恪从事此中，应为其志业所向。比较祖、父所青睐任用、自己亦尊敬交好之梁启超，二人所学所鹜皆甚不同。梁启超一生撰述过千万字，新闻、时论、传记、小说，几无所不为，意趣大异于陈寅恪。但二人对于清代学术之总评，却意见一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指出有清一代学术之不足，陈寅恪序陈垣《西域人华化考》亦云：“清代史学远不及宋人。”论《再生缘》又谓：“宋代思想最自由。”史学虽不同于小学，亦必以考据精确为前提，非仅义理词章之属。可见，陈寅恪之考据，绝非字句饾饤之学，其追求恒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赠蒋秉南序》中，他更表达出精神意向：“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论则把气节视为学术之灵魂，直接董狐发轫之良史传统。

　　这里涉及汉学、宋学之比较。近世以来，崇汉轻宋竟成风气，盖考据之价值，所谓朴学、实学、清学、汉学，一反空疏，即使若顾炎武所云“以考据为义理”，实亦为高压下抑制心性、不得已之所为，终非理想之思想学术状态。陈寅恪云“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可见陈寅恪之为学，与义理、考据、词章畛域并非森严。这既招致某些学术诘难，却也表现出其特色。综观陈寅恪著述，在诸多学术话题方面均取保守立场，其与自由主义者胡适亦见径庭。陈寅恪一生学术事业，在某些细节中表现出不容通融之坚执，如其晚年，著作出版甚为困难，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迥异主流之曲折。《柳如是别传》对一弱女子歌赞倍加，明显为彰扬民族气节，而柳如是不堪者，适为陈寅恪父祖辈终生维护之清王朝。显然，陈寅恪更加注重的是柳如是所表现出的坚韧个性，是其中彰显的人情意志，是文化浸润下的心口如一。相较之下，柳如是凛然赴死，钱谦益则“其奈水冷何”，岂堪尊崇？钱在《清史稿》中入《贰臣传》，亦有以也。在一些后世文人笔札中，钱谦益仍遭挞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载朱鹤龄《愚庵小集》，讽钱甚剧。陈寅恪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文后说：“寅恪按，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王之言，抑何可笑。回忆五六十年前，清廷公文，往往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之语。今读《提要》，又不胜桑海之感也。”陈寅恪对钱谦益又显出文化意蕴中的宽容甚至推崇：“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陈寅恪自谓从推崇王安石渐趋于司马光、苏轼，其保守立场并非门第意气所致，乃筑基于读书思想反复澹定。若把读陈寅恪中年之后诗作，多与苏东坡意趣相投，亦足证心史。持中平衡，稳重包容，即中庸思想，每较激进而趋保守，与变化发展中之时世最易发生冲突，此并非先天之态度，而是在社会实践中思考权衡之产物。类似于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陈寅恪亦一生处于文化思想冲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