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知识生产格局重构的创新思维与可行路径

　　吴明华 赵飞格

　　【内容提要】国际传播知识生产过程是一个充满定义权、阐释权与话语权争夺的博弈场，其内在张力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进程。为了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国际传播研究正经历着从依附走向自主的范式转型。本文聚焦于知识生产场域中“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知识霸权”与“新兴知识主体自主发展诉求”之间的矛盾，重新审视这种结构性冲突对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潜在价值。基于建设性冲突的视角，提出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实践路径，包括建构知识生产的学术共同体、超越“于偏见中自证”的回应型传播研究、实现从“理论域”到“问题域”的认知切换。

　　【关键词】国际传播 知识生产 建设性冲突 亚洲传播学 全球南方

　　一、引言

　　国际传播领域的知识生产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括从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等学科中提炼规范性理论和方法，还从传播规律的角度为其他学科、其他领域的知识开展国际对话提供实践指导。国际传播知识生产场域是一个争夺定义权、阐释权与话语权的博弈场，其内在张力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进程。在当前由西方主导的知识生产格局中，“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知识霸权”与“新兴知识主体自主发展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而这种结构性冲突恰恰是推动国际传播知识生产格局重构的重要驱动力。

　　与以往研究聚焦西方知识霸权的单向度压迫不同，本研究重点关注“霸权”与“抵抗”之间的博弈，回应“谁在主导”“如何主导”“谁在抵抗”与“如何抵抗”等一系列问题，在动态博弈的场域下，从冲突的张力中寻找激发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内生动力。由此，本文从建设性冲突的视角出发，系统回顾我国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转型困境，探讨如何通过策略性冲突转化实现国际传播格局的创造性重构，以期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二、我国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转型困境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通过系统引介国外研究成果，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传播学科的基础性建制。然而，针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等问题，还存在对西方的学术依赖和知识生产的主体性焦虑。

　　（一）“西方中心论”的赋魅

　　近现代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由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它们凭借话语权和传播优势，生成了一套以国家为中心、追求国家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国家主义研究范式。①与传统经验学派相一致，多数都是依据传播学的5W模式，聚焦对外传播活动中的媒介管制和效果研究。这种范式看似“价值中立”和“去意识形态化”，实际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认知殖民战略，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

　　西方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学术概念和观点成为阐释中国问题的重要工具。②在理论层面，中国学者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框架，比如直接沿用“自由主义–威权主义”的媒介体制的划分；在价值论层面，将“信息自由流通”等资本主义命题预设为“共同价值”。这种学术实践不仅造成本土理论缺席，还滋生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认识误区。③当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特殊性时，一些学者又引入新西方理论修正，导致中国实践沦为西方理论的“注脚”。当前，亟需在价值论层面实现知识生产的西方祛魅，建构中国学术国际传播力。

　　（二）“偏见”中自证的陷阱

　　西方国际传播研究范式引入中国后，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服务于提升国家形象的战略需求，而非探究学理和生产知识。④面对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误解与偏见，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往往从其“偏见”的视角出发，分析西方“是否存在偏见”及“偏见背后的权力关系”⑤，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外部偏见和质疑，但也陷入了“他者化”陷阱。中国提出的概念也常常被西方污名化。例如，西方先后炮制出“中国搭便车论”“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和“新殖民主义”等负面标签，威胁中国的国际声誉。⑥其中，“新殖民主义”最早是非洲国家批评西方殖民国家的重要术语，但西方国家偷换概念，妄论“一带一路”倡议为“新殖民主义”。作为回应，中国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新殖民主义’”，⑦但这类研究多属于自我辩护的回应型传播，而非自主设置议程的主动传播。

　　更重要的是，自证式研究模式很容易令中国研究陷入“于偏见中自证”的循环陷阱。在国际传播中，自证式研究是研究者通过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正当性或合法性来回应外部偏见、质疑或误解。这种研究范式通常表现为对自身文化、价值观或政治制度的辩护，而非对问题进行客观分析和批判性反思。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曾提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认为语言会形塑人们的文化和思维模式。⑧“偏见”在社会心理学中被定义为对个体或团体所持有的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消极态度。相关学者在分析偏见时，往往重点批判对方的敌意，忽略了其转化的建设性机遇。

　　（三）自主知识生产的迷思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⑨这为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包括国际传播在内多个学科的学者对“何为自主”和“如何建构”等问题展开深刻解读。

　　然而，从既有研究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路径来说，有两种思维模式值得警惕。第一，自产自足的知识生产模式。部分学者认为自主知识是为了解读中国实践经验，满足中国的发展需要，其本质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建构能阐释中国本土特点的自主知识体系。无论是从国际传播的学科发展还是从传播规律的角度来看，自产自足的知识生产模式仅注重知识生产，却忽略了知识传播和对话；第二，普遍主义的知识生产模式。一些学者在反对西方普遍主义的前提下，主张推进一种新的普适范式，认为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就是将中国本土经验上升为公共维度，构建全球通用话语。实际上，这低估了从中国的特殊性到全球普适性的难度，也可能在“自主”的名义下不自觉地沿袭西方认知框架。⑩

　　此外，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思路似乎大同小异。从理论资源来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经验，鲜少探讨如何降低此类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知识在海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在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范式的创造性生产上，多引用政策话语和宏大叙事，政治术语成为学界追捧的热词，却很少从学科学术的角度进行理论总结与创新。

　　总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其中难免要面对各种冲突和挑战。这种困境根植于当前不平等的传播秩序，是全球知识生产格局深层矛盾的集中显现。本文从建设性冲突的视角出发，通过系统梳理国际传播知识生产格局中的结构性冲突，从中探寻格局重构的驱动力，其旨趣在于通过多元路径探索，最终构建具有韧性和生命力的可行路径。

　　三、国际传播知识生产格局中的结构性冲突

　　当前，国际传播知识生产呈现为“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知识霸权”与“新兴知识主体自主发展诉求”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与传统的“冲突破坏论”思维不同，本文认为冲突中隐藏着推动传播格局重构的驱动力，并通过一系列设问重新审视其对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潜在价值：西方何以在知识生产格局中形成垄断优势？其塑造的知识生产体系有何特征？新兴主体是如何进行抵抗的？在此基础上，中国如何与既有研究实现汇流或超越现有范式？

　　（一）“西方传播霸权”与“新传播秩序重构”

　　国际传播学科自20世纪建制化伊始，便充满知识霸权与信息秩序重构的结构性对抗。新兴知识主体借由对信息流通秩序的合法性争夺，以实现对西方普遍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抵抗。

　　伴随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扩张，欧洲殖民者推崇以“人类认知同一性”为预设的普遍主义，将欧洲的本土化知识包装成所谓的“共同真理”，强调非西方社会内部不能产生现代文明，只能借助于西方国家才能实现“进步”。

　　11由此衍生的“发展传播学”把国际传播视作西方发达国家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工具。“西方中心论”者主张“信息自由流通”，反对主权国家对媒介内容的跨国管制，其实质目的在于构建促进信息单向流动的媒介渠道，进而维系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领导地位。

　　后发国家的抵抗实践主要表现在学术觉醒和新传播秩序重构两个层面。20世纪50年代系统论和控制论促使传播学者认识到“反馈”的重要性，尽管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等在发展传播学方面著述颇丰，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学者发现相关理论范式缺少对其在地经验与文化背景的关照。对此，以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概念，质疑不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这与彼时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诉求形成汇流。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原本对“国际传播秩序公正性”的讨论逐渐转化为“传播的公共性”议题，一些学者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跨国传播和传播秩序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全球整体为分析对象和中心本位的全球主义范式，试图突破原本由西方主导的国家主义取向。

　　12

　　（二）“西方中心主义”与“在地传播学”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借由文明冲突论塑造了“文明等级论”和“文化优越论”的自我中心主义独白，而新兴知识主体试图通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缘文化表达，构建在地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作为“西方文明中心论”的集中体现，“文明冲突论”契合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文明秩序的战略需要。

　　13受零和博弈的冲突思维的影响，文化差异常被用作制造对立与冲突的工具。这与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存在根本的价值对立。西方还通过对东方形象的文化想象，塑造了落后、野蛮、非理性的东方与发达、文明、理性的西方。相较之下，东方没有生产出类似“西方主义”的强势话语，还产生了“自我东方化”和“彼此东方化”的现象。周宁曾深度分析印度视角中的中国形象，发现中国有时是与印度共享“亚洲共同性”的“东方兄弟”，有时则是与印度竞争的东方对手，这反映了印度等东方国家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的困惑与迷失。

　　14

　　新兴主体的抵抗表现在地缘文化的重申与表达，比如将亚洲和非洲的文化和价值观作为国际传播知识形成的重要来源。非洲学者认为，“欧洲中心主义”以欧美文化为中心，具有强烈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对此，他们要求把非洲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置于理论研究中心，并建立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传播理论。

　　15亚洲传播学者受此启发提出了关注本土文化和语境、探索以亚洲为中心的理论或范式等诉求。

　　16

　　（三）“西方学术卡特尔”与“替代性知识生产网络”

　　在全球学术市场中，西方通过构建“中心–边缘”的知识生产模式，形成了垄断性的“学术卡特尔”。西方学者构建的理论范式被视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元理论”，而非西方国家只是被理论化的研究对象。比如，非洲的“乌班图”（Ubuntu）哲学、亚洲关系哲学等在地智慧很少被西方学者引用。

　　17学者们争相引用发轫于欧洲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理论，而其他文化经验则成为西方理论的“民族志素材”。同时，西方学者占据了国际传播学期刊及“影响因子”等量化评估体系的解释权，非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必须经过西方学者的转译方可进入国际话语场域。

　　面对学术生产体系的不平等，新兴知识主体特别是全球南方学界正试图构建替代性的知识生产网络。以鲍温图拉·德·苏撒·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的“南方认识论”和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的《南方理论》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表现出强大的文化自觉性与理论意识；The Global South、Bandung: Journal of the Global South等期刊相继创立，为南方内部的学术知识传播提供有效途径；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数十年来系统推进非洲本土知识体系建构，持续发表植根南方经验的本土化研究成果。

　　18当下知识生产的重点已非简单验证西方理论在“全球南方”社会的适用性，而是亟待从南方现实土壤中培育出原创性的理论范式，从而充分阐释本土化的历史经验。

　　四、国际传播知识生产格局重构的路径探索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掌控着国际传播秩序的规则制定权与话语分配权，后发国家则从传播秩序的公正性、在地传播学和替代性知识生产网络等维度寻求打破既有秩序。本文的创新思维在于，将知识生产置于动态博弈的场域下，进而提炼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在传统霸权体系与新兴解构力量的张力中，蕴含着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与新兴知识主体交汇融合、实现范式突破的历史契机。

　　（一）认知起点：冲突作为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驱动力

　　当前，国际传播领域多关注战争、外交博弈等国际政治冲突，与此不同，本文重点关注国际传播知识生产格局中的结构性冲突，如第三世界国家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斗争，“全球南方”的去殖民化运动，此类冲突范式为观察国际传播格局演进提供了关键切口。

　　本研究受建设性冲突理论的启发：冲突无处不在，差异、分歧与观念碰撞是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冲突并非全然是破坏性的，可以转化为建设性的。

　　19该理论将冲突划分为“建设性”和“破坏性”两种模式，聚焦于“冲突何以转化”等关键命题，主张合作和共同目标在冲突和解中的重要性。这与中国特色冲突管理思维不谋而合，此类分析范式不仅突破了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性，也为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

　　中国文化包含非常丰富的冲突管理智慧，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也表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出现矛盾不一定是坏事，有可能成为改革创新的机遇。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富有竞合思维的“和合共生”智慧，只是过去在对外传播中更强调展示“对话”和“合作”的一面。为在国际传播领域实现有效革新，中国亟需将冲突管理智慧融入现代国际传播发展策略之中，既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又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桥梁，进而推动国际传播知识生产格局的范式重构。

　　（二）方法路径：中国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实践进路

　　1. 建构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学术共同体

　　“全球南方”学术共同体和亚洲传播学为国际传播的知识生产和对话提供了契机。“全球南方”是西方主导的治理体系中相对边缘的国家，主要指亚非拉等地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其日益成为包含多元价值观、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全球南方”对由“全球北方”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不均衡、不充分的全球化持反对态度，这些诉求注定了“全球南方”国家是推动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亚洲传播学有助于中国在“整体性的亚洲”中重新发现自我，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一个“相互看见”的路径，有助于改变“自我东方化”和“彼此东方化”的痼疾。

　　当然，关于“南/北”和“亚洲中心论”是否会形成新的二元对立还需要审慎思考，避免陷入地缘政治陷阱。首先需要认识到，“全球南方/北方”更多是作为“知识生产地区”存在，而非简单的地缘政治集团；其次，亚洲传播学主张摆脱“地缘中心主义”，其认为通过策略性的知识生产可以避免陷入“再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循环陷阱。

　　20

　　面向未来向度，除了上述学术共同体外，中国还要逐步构建区域性、全球性的学术共同体。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正在向全球主义范式过渡，例如关注国际组织、企业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和社交媒体上的国际传播现象。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区域性合作倡议也在形成“中国+X”的可能性。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催生学术自觉，明确中国在学术共同体建设中应承担的角色与责任，以鲜明的姿态与学术共同体同频共振。

　　2. 超越“于偏见中自证”的回应型传播研究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如何通过国际传播构建积极正面的涉华形象，对支撑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研究多从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中探索改善国家形象的策略路径，但一些研究不可避免存在自证思维，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中国获取相应的国际话语权。

　　未来国际传播知识生产应着力于以下两点：首先要打破自证的循环陷阱，研究者应跳出西方设置的问题象限，将研究视域从自证转向对话、从自我辩护转向知识生产，加强批判性反思并推动理论创新，从而在国际传播领域实现真正的自主性；其次针对具体的传播实践，面对西方制造的负面标签，不能仅停留在对“偏见”的分析上，应辨析是因认知偏差造成的误解还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对立。前者可通过信源证伪及共情策略化解认知失调的问题；后者可在承认差异性的前提下，寻找冲突建设性转化的路径。这样既可避免陷入二元对抗陷阱，又为价值冲突的创造性转化提供解决方案。

　　3. 实现从“理论域”到“问题域”的认识论转换

　　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知识霸权通过早期制度化建构，围绕核心研究议题建立了主导性、排他性的话语场域。在此背景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生产急需丰富研究议题与发展路径，实现从“理论域”到“问题域”的认识论转换。比如，中国开创性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和文明交流互鉴，但在阐释这些理念时仍不自觉地与西方的价值标准比肩。中国知识的理论建构应拓展研究的问题域，通过设置新的研究议程、界定新的问题，在国际学术场域中实现突围。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价值是否局限于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区域性个案补充？文明交流互鉴在传播学的认识论层面开创了哪些新高度？它们如何落地于传播学科成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理论范式？只有从反思知识的问题意识开始，才能逐步跳出“依附–对抗–孤立”的循环陷阱。

　　最后，破解知识生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困局，关键在于求同存异。例如在政治学领域，有学者发现西方的“议员”预设了国家和选民的对立，而中国的人大代表既代表国家政策方向，也反映群众诉求，继而创新性地提出新概念探讨国家与社会的模糊边界和策略性互动。

　　21此类研究路径不仅为如何立足本土经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范例，更揭示了自主知识生产并非封闭的本土化，而是开放的理论创新过程。因此，中国学者既要扎根本土经验，又要保持与全球学术对话的自觉。自主知识的建构并非在于自产自足，而是在差异性的互动中进行对话式话语生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并不在于发明一套孤立的话语体系，而在于以本土经验为基点，对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提出创新性解释，实现从“中国问题”到“全球命题”、从区域经验到全球公共知识的价值跃迁。

　　本文系重庆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cquyjg24031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设性冲突’视域下东盟国家媒介话语中的中国文化想象研究”（20BXW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吴明华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国际传播与媒介话语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飞格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