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物质性视域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具身媒介渠道与人际交流方式

　　邓秀军 赵悦言

　　【内容提要】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是改善我国国际形象、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有效途径。媒介及其物质性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支撑。具身媒介渠道是通过身体的感知和表达来进行信息传递的一种媒介形式，强调身体本身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沟通的工具和平台。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具身媒介渠道能够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与隔阂，从而促进跨文化的有效沟通。外交往来、传经播教和中外贸易作为三种常见的具身媒介渠道，能够帮助中国文化有效地突破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建立起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跨文化沟通机制，通过更加精准的触达和更加贴合的交际，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互鉴，有效提升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和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媒介物质性 中国文化 对外传播 具身媒介渠道

　　中国文化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延续的具有中华民族独特民族特色和发展脉络的文化体系。在全球化迅速推进和国际格局深刻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的竞争加剧，迫切需要通过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来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①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够从个体和民间的层面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和认可，化解政治冲突和价值观偏见导致的国际舆论不利局面，有效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

　　回望历史，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主要依托物质文化的发展和演进。②物质文化是一种具体可感的文化媒介，其形态、材质和工艺本身蕴含了传播内容的信息，在对外传播中发挥了载体与符号的双重功能。与之相对应的非物质文化，往往通过行为、表演、口述等形式体现，主要靠传承者在特定物质场景的具身展演来传播。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必须通过物质媒介的采纳确保可见、可感知和可传播。

　　“媒介物质性”指一切涉及“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③它反映了媒介本身对信息传播的影响，决定了信息的流动性、可存储性、展示形式以及传播的时空界限，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情感反应与社会互动方式。受媒介技术时空属性的限制，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对外传播，主要通过具身的媒介渠道来进行。

　　具身媒介渠道是通过身体的感知与表达传递信息的一种媒介形式。具身传播视域中的身体远超越了生物学意义的范畴，媒介或技术也不再是客观的物或工具，而是能动地参与调节身体感知。人类在新的传播生态中与技术混合行动，成为一种新型传播主体，即“身体–媒介物–主体”。④在跨文化交流中，具身传播能够有效突破语言和文化障碍，通过身体的共性和直观性，建立起跨文化理解和认同。基于此，本文以媒介物质性为理论基础，从外交往来、传经播教和中外贸易等几个维度，探寻媒介物质性视域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具身媒介渠道与人际交流方式，旨在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新的理论参考和现实借鉴。

　　一、外交往来彰显大国风范

　　外交往来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渠道之一，彰显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现代大国的风范。从古代朝贡体系到当代国际合作，使臣、学者、留学生等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主体，既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载体，也是文化价值和国家形象的生动体现者和有效传播者。他们通过语言、行动与象征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将中国的哲学思想、礼仪制度、审美理念以及社会价值观传递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群体中，在跨文化交流中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认同。不仅如此，外交往来还通过人际交往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际互动不仅限于语言沟通，还包括通过肢体语言、眼神交流、仪式性行为等具身表达方式。这些非语言性的交流形式，有助于加强文化认同与情感连接。

　　汉代，自张骞出使西域后，汉王朝与西域各国使节往来不断。至汉武帝时，汉朝向西域派遣使节十分频繁，每年都要派遣五六批甚至十余批，每批都是由百余人至数百人组成的使团。同时，西域诸国也频繁向中国派遣使节。唐代时期，唐王朝向新罗国王和使臣赠送“赐物”。根据《新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兴光王遣使“数入朝，献果下马、朝霞纳、鱼牙细、海豹皮”，“亦上异狗马、黄金、美诸物”。唐玄宗则“赐瑞文锦、五色罗、紫绣纹袍、金银精器”。唐朝使臣到达新罗时也要携带许多礼品赐赠，并接受新罗的回赠。

　　元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元世祖“诏遣使诏谕暹国”，开始了两国官方正式交往。另据《元史》卷二一○《暹国传》记载：“暹国当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进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国。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赐来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诏使同往。”⑤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阿瑜陀耶王朝派出人员到中国的国子监学习汉语和文化典籍，这是泰国向中国派留学生之始。⑥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据《郑和家谱·敕谕海外诸番条》记载，明成祖命郑和带给“海外诸番王及头目”的敕书中说：“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郑和下西洋使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交通往来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众多国家纷纷派遣使节前来中国表达友好。清代前期，中国瓷器已风行世界各地。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十分巨大，因而清代历朝皇帝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都赐赠许多瓷器。

　　到了现代，来华留学生作为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扮演着独特且关键的角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传播和再创造中国文化的主体之一。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与生活，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再创造者。在他们与中国本土学生、教师以及社会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跨文化特征的交流方式。通过这种互动，留学生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不仅掌握了语言，也加深了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感知，成为本土化传播的纽带。

　　外交往来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传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臣的远行、学者与留学生的知识传播，构成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多层次网络。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具身媒介渠道实现了文化符号的动态转化与价值传递。多重媒介渠道的协同作用，使中国不仅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还在当代国际舞台上展现出开放、包容与不断创新的现代大国形象。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不仅被广泛传播，也在全球范围获得更多认同和尊重。

　　二、传经播教分享思想理念

　　宗教是特定时代文化的综合体，宗教人员的跨国往来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传经播教不仅是思想与信仰的传播过程，更是通过“人”的行动、叙事和精神表达，推动文化交流与思想理念的传播实践。传经播教者以自身为媒介，通过亲身实践和交流将中国文化转化为信仰体系并实现认同。这种“人”作为媒介的传播形式，具有强烈的互动性和情感连接力，使抽象的思想和信仰通过具体的行为和语言进入受众的认知与生活当中。

　　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经由西域诸国从陆路传入中国。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的吸收、消化，被改造成为适合中国文化的佛教。公元372年，中国前秦王苻坚遣使送名僧顺道携佛像、佛经到高句丽，这是佛教传入朝鲜的开始。⑧公元7世纪中后期，新罗社会从上至下盛行慕华之风，通过向唐朝派遣留学生和求法“请益僧”，以及各种民间交流，大规模学习、移植和吸收盛唐文化。

　　随着中国佛教文化的东传，日本的佛教也逐渐兴盛起来。至公元8世纪，日本虽有戒律传入，但国内没有德高望重的受戒师僧。圣武天皇统治的天平五年（公元733年），元兴寺隆尊托舍人亲王转奏天皇：“于我国中虽有律，未闻传戒人。幸玄门，叹无戒足。”建议到大唐聘请高僧，天皇立即准奏。同年，日本僧侣荣睿、普照二人肩负着“随使入唐，请传戒师，还我圣朝，传授戒品”的使命，随遣唐使一道入唐。宋元时期，中日两国僧侣的往来极其频繁，尤其是在南宋时期，见于记载的入宋日僧达百余人。

　　除中外僧侣通过亲身远行，沿途传播中国文化价值与哲学思想，形成跨地域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实践活动也促使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他们通过深入中国社会的亲身经历，将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风俗习惯以及艺术成就转化为具体内容带回本国。1582年8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28年的传教事业。利玛窦作为明清之际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在多方面奠立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其历史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一直影响及于近代。

　　继利玛窦之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多以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参与修历书为媒介传播天主教，译著了许多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著作，如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人都译著有较为重要的科学著作。⑨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他们不断研究中国文化和典籍，但是，这样的文化接触反而使他们自身受到中国文化氛围的熏染。有统计资料显示，17至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共有700多部，其中刊布的作品550部，未刊布的作品201部，包括文学、宗教、医药、艺术、哲学、社会生活、礼仪等。正是这些作品，向欧洲传递了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有关中国知识的首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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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具有与其他技术媒介，如书籍、物品等不同的特殊优势。“人”本身不仅可以承载信息，而且具备动态调整的能力，能够根据传播环境、受众需求和文化语境即时调整表达方式和传播内容。在跨文化交流中，宗教人士通过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化符号，将信仰和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和交往中，成为文化传播的具身媒介，增强了文化传播的体验性与感知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在跨文化交流中得以更深刻的感知与认同，推中国文化传播多层次发展与全球认同。

　　三、中外贸易促进文化交融

　　贸易是经济活动，也是文化传播的具身接触渠道之一。通过商品交易、技术传递以及贸易过程中的人际沟通形成的跨文化交流网络，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主要触达方式。商人作为贸易活动中的主体，不仅是经济交易的执行者，也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渠道。他们通过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客户以及合作伙伴的互动，承载着文化符号和价值体系，将中国的文化元素在跨文化交流中渗透和传播，实现文化的交融与传播。

　　汉代，朝鲜北部地区进行郡县统治，许多富商大贾就前往朝鲜经商，半岛与大陆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变得频繁，美国学者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等认为，朝鲜半岛的汉置郡县是“持续4个世纪之久的汉文明前哨站”。

　　11南朝时，中国和印尼间的交往有了较大发展，印尼群岛上的一些王国陆续遣使入华，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唐代，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经济贸易交流空前活跃和繁荣，大量中国产品输出到阿拉伯世界。宋元时期，中国的商船不但往来于中国沿海商埠与朝鲜、日本以及南洋诸岛之间，甚至远航到印度洋和波斯湾沿岸诸国。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也随着中国航海家的足迹而传播出去，成为各国航海家普遍使用的导航仪器。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了扬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商业名城的商务和物产，以及途经的中等城市的工商业状况，欧洲人曾把它看成东方的“商务指南”。自16世纪初开始，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巨大的商业利润激活了从事瓷器贩运的各种远程贸易活动。清代，根据日本第三代“书物改役”向井富“据家藏旧记而辑录”的《商舶载来书目》可知，1693年至1803年的111年间，共有43艘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港与日商进行汉籍贸易，共运输中国文献典籍478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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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中外贸易的形态和渠道更加多样化，中国文化的传播也借助贸易网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商人通过对外贸易传播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他们通过身体语言、礼仪习惯、商业实践等多层次的互动方式，将中国文化深植于跨文化交流之中。以中国茶叶行业为例，众多中国茶商在国际市场推广茶文化时，不仅销售产品，还通过亲身示范茶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茶商在国际展会上，通过行云流水般的泡茶技艺、端庄优雅的姿态、微笑与眼神的交流，将中国茶道的精神意蕴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具身传播方式超越了语言的局限，使海外受众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知中国文化的内涵。

　　商人作为一种媒介渠道，其特殊性在于他们不仅是商品和资本的流通者，更是文化交流的主动参与者和创造者。与其他媒介渠道相比，商人能够在实际的市场交易中，通过面对面的互动、谈判和合作，直接影响并塑造文化。他们的语言、行为、礼仪、甚至情感表达，都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他们还能借助物品，如中国的传统工艺品、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传递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内涵，推动文化的流动、认同与融合。

　　四、结语

　　研究发现，媒介物质性的支撑和规约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底层逻辑。外交、宗教与贸易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展现了具身媒介渠道在人际交流中的独特作用。首先，通过外交往来，中国的文化使节传递着国家的文化符号和政治理念，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认同；其次，作为具身媒介渠道的宗教传教士和文化业者也通过亲身的实践与体验，成为跨文化交流的生动代表；再次，贸易中的商人通过面向全球市场的实践，将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一同带出国门，并在多样化的文化交往中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渗透与认同。外交、宗教与贸易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渠道，在具身交往的方式下实现了文化的互动、理解与融合。

　　在国际形势多变和媒介技术加速迭代的时代背景下，依托媒体或媒介平台的信息传播不再是国际传播的主流或唯一途径，以具身媒介为载体、以文化为主要内容形态的全民多维交互逐渐成为了国际传播主要进路和重要领域。一方面，文化的“软性”传播能够克服政治偏见和权力壁垒，挺通过共情叙事和共通价值观实现文化话语的有效传达；另一方面，具身媒介的直观、形象特征，让文化展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传播力，能够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改善国家形象。因此，个体、文化团体、涉外企业、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具身交往主体作为文化传播者，能够增加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亲和力、可靠性和精准度，进而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接受度。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3在全球化加剧的大背景下，应全方位、多层次开拓和利用具身传播渠道，从政府、社会、个体等层面发力，切实增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在政府层面，加大文化外交力度，选拔更多文化使节，拓展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在社会层面，推动包括宗教组织在内的文化机构的跨文化对话，共办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更多专业领域的互动，增进文化的分享和共识；在个体层面，加强文化与贸易的融合，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外贸产品，推动中国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全球市场传播。通过系统和立体的跨文化交流实践，展现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塑造开放、包容的现代国家形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构建、叙事策略与效果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4&ZD2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邓秀军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悦言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