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在诗外：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第三文化”路径

　　邓建国

　　【内容提要】近两年来发生的几个热点事件给中国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国际传播效果。这些事件的中心人物并非来自我国的国际传播学界和业界，而是来自文化和技术产业界。他们均是文理兼修、有着长期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第三文化人”。这让中国的教育改革更具紧迫性。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应该进行全流程变革，向高水平进发；应该积极拥抱新技术，着力培养具有“第三文化”特征、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沟通能力的高水平国际传播人才。

　　【关键词】国际传播 人才培养 第三文化 人工智能

　　近两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几个热点事件赢得了极佳的国际传播效果，反映了中国软硬实力的提升和国际传播能力的增强。例如，3A游戏《黑神话：悟空》展示了中国游戏产业的技术应用能力和文化创意能力；“TikTok难民”事件体现了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重要性和普通网民在国际传播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动画电影《哪吒2》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的大语言模型DeepSeek提升了中国科技的国际形象，也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这些并非由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发起的国际传播现象，获得了我国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传播效果，让我们国际传播学界和业界感到惊叹和惭愧，同时也激发了其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兴趣：为什么这些现象会在近两年集中出现？它们对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有何启示意义？本文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我国国际传播的新局面：技术驱动和范式转移

　　笔者认为，以上国际传播现象在近两年集中出现有以下原因。

　　首先，技术永远是推动变革的巨大动因，对跨国界和跨文化的国际传播而言尤其如此。可以说，没有电报、广播、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就不会有国际传播。以上国际传播事件的集中出现也不例外。技术进步促使中国在游戏开发、动画制作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为国际传播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工具。例如《黑神话：悟空》和《哪吒2》均大量使用了元宇宙技术（数字孪生、表情和动作捕捉等）制作各种逼真的场景、光景和声景，因而能在增强互动性的同时，为游戏玩家和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沉浸感体验。这些技术使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得到逼真复现和高保真远传播。在前沿技术的推动下，加上制作团队的长期主义、理想主义、巨量资源的投入，还有以《西游记》和《哪吒》为代表的美轮美奂和充满想象力的中国神话美学和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中华文化中的“灵韵”（物质性、空间性、身体性和叙事性）在数字时代被忠实地记录和广泛传播，从而突破了本雅明所言的“现代机器复制”和“文化物灵韵保存”之间的矛盾，为我国国际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①

　　其次，我国的国际传播正在经历从“斗争范式”转向“沟通范式”，或者说正在出现“以沟通为主、斗争为辅”的战略调整。

　　国际传播的“斗争范式”认为，国际传播的目标必须依靠基于针锋相对的语言“明战”和基于算法操纵和黑客攻击的“暗战”来实现。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将“语言行动”（speech acts）区分为四种：策略行动、规范行动、戏剧行动和沟通行动。他认为前三种行动都片面地理解了语言，而只有“沟通行动”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②在“斗争范式”的影响下，前些年我国以国家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大使、外交部长、军队发言人）和国有媒体为主体实施的国际传播被西方污蔑为“战狼外交”。

　　与“斗争范式”相对，国际传播的 “沟通范式”认为：尽管各国在文化和地理上存在差异，但各国人民都拥有许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毕竟我们都是人”，越沟通就越能唤醒各国人们心中沉睡着的这些价值观。国际主义（cosmopolitanism）认为，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这样的实体，它们在总体上是支持和平与发展的，因此一国要开放自己，通过尽量多的国际传播活动向国际社会传达出善意，融入国际社会和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虽然今天国际冲突甚至战争似乎并没有减少，但基于国际主义理论范式的国际传播实践和研究依旧占据着世界的主流，且比较适合（在国际传播体系上仍然）“西强我弱”的这一现实，具有较强的全球共通性和可操作性。

　　事实上，沟通性国际传播也更符合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文化的传播模式以“仪式”为主，如“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怀敌附远、近悦远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孔子认为，实现仁的方式在于我们能否“推己及人”，它包括“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目标自然是通过温柔敦厚、娓娓道来地讲故事的“共情传播”更可能实现。

　　在实践中，选择“可沟通”的传统文化传播题材进行国际传播能更好地绕开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风险，促成文化的视界融合以及国家之间的有效对话。③“数字共通”使在两个或多个独立实体之间形成对话成为可能。对话鼓励差异，包容各种针锋相对的讨论，也包括“悬置”和暂时的远离，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交往模式。④近年来，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放宽的进程加快，大量外国人在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互动，而“TikTok难民”和中国网民之间的各种动人的语言文化交流场景、《黑神话：悟空》和《哪吒2》的海外流行，以及DeepSeek受到众多外媒对中国的热捧，都证明国际传播“沟通范式”的必然性和生命力。

　　二、对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启示

　　（一）推进教育改革，培养具有“第三文化”的国际传播人才

　　1959年，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出版了《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一书，他在书中指出，西方知识分子中存在“科学”和“人文”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彼此严重隔阂，甚至敌视。斯诺认为，英国教育系统过度重视人文学科，忽视了科学教育，这不利于国家在科技时代的竞争力。在 1964年该书的再版《两种文化：一次回眸》中，斯诺预见会在科学和人文之间出现“第三文化”(the third culture)，并指出，当它出现的时候，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一些交流困难最终将被克服。

　　确实，如斯诺所料，“第三文化”在西方社会很快就出现了，并最先体现在大学教育中。例如在美国的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世界级的科学家给非科学专业的学生上课，理科学生要接受严肃的人文教育。相应的，“第三文化人”也越来越多，例如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等，他们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文笔生动的科普作者。而中国也出现了袁隆平和丘成桐这样的国际知名、文理兼修的科学家。在中国，“第三文化”早已兴起，许多文科生在学习编程，理科生在选修文科课程。例如，在同济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王鑫教授开设的《中国思想文化》课上就有众多来自软件工程、交通工程和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而诸如知识分子、丁香医生、果壳等优质科普媒体也是由科学人士运营的。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80”、“90”后走上舞台，众多文理兼修，知行合一、坚定执着的“第三文化人”不断涌现。例如，游戏科学创始人兼CEO 冯骥生于1982年，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因为玩《魔兽世界》而投身游戏开发。他喜欢写作、音乐和中国神话，一直梦想着让全世界玩家能通过游戏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哪吒》系列的导演杨宇生于1980年，本科毕业于药学专业，大学期间开始学习动画创作，作品曾获得多个国际奖项，最终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导演。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则被描述为“六边形战士”，他精通电子信息工程，对机器学习和金融市场有着浓厚兴趣，自学成为“数学建模达人”，并将之应用于金融行业的量化交易。他还具备很强的领导力，成功组建和领导着一个近200人的团队。即使是在文科领域，“第三文化”也是创新国际传播的前提。例如，与“TikTok难民”交流热烈的中国小红书用户中占比多达85%为“95”后和“00”后，他们大都是多才多艺和善于传播的垂直领域意见领袖。

　　冯骥、杨宇和梁文锋作为“第三文化人”在国际传播领域获得的成功，值得国际传播教育者深思。笔者认为，我国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应该依循“培养人才——培养传播人才——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逻辑，而不是简单地以“国际”或“传播”来框定生源。这就需要我国大学教育在文理之间进行“深度整合”。在这一点上，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MU）的做法可供借鉴。该校以全球第一的计算机学科而知名，但实际上它在科学、商科、美术、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都排名靠前，能为学生提供强大的跨学科学习研究体验。其推出的“设计、艺术和技术网络整合计划”（IDeATe），让所有本科生都可以辅修游戏设计、动画与特效、媒体设计、声音艺术和智能环境等课程，将Arts（广义上的“艺术”实际上就是“传播”）有机地整合到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当中。可见，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功夫在诗外”。不拘一格，丰富生源，着力发现具有“第三文化”特征的人才并将其引入国际传播领域加以培养势在必行。

　　（二）推进课程改革，提升国际传播人才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

　　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指出，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它系统性地将教育等同于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其围绕的指挥棒——高考也是为了考察学生的知识记忆，而今天人工智能让知识唾手可得，导致中国教育的优势“荡然无存”。⑤而且人工智能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能在个性化的层次上与用户互动，且普遍存在“幻觉”现象，其高效合成的信息有模有样但真假难辨。这对用户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新要求，可以说“你有多厉害，人工智能就有多厉害”。因此，在将AI应用到国际传播教学中时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引导学生增强知识积累，成为优秀的“提示词工程师”（Prompt Engineers）。缺乏知识积累的用户不可能写出“请画一幅印象派油画风格画，其中有插在紫色花瓶中的向日葵，带有毕加索风格”这样的提示词。而且用户的提示词写作能力越强，越能降低AI的幻觉，引导其生成相对可信的内容。学生在缺乏知识积累时就大量使用AIGC，如同孩子尚不会走路就学开车，其最终必然丧失独立行走能力。

　　第二，引导学生学习通过AIGC掌握“鱼”和“渔”。DeepSeek的最大创新是它能展现回答问题时的推理过程，因此是一个“能同时给我们答案和获得这一答案的方法”的好老师。例如，笔者要求 DeepSeek 使用 编程语言派森（Python ）生成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它花了大约 30 秒来“思考”如何确定游戏规则以及应该包含哪些规则，然后才开始写代码。但是在即将生成全部结果时，它又突然意识到，也许还应该考虑在游戏中加入玩家计分机制。于是它又开始自言自语，一开始说它即使不考虑计分机制而直接编写游戏，也能满足我的需求。但随后它又补充说，但大多玩家都看重分数，这就是游戏的意义所在。最终，虽然我没有要求，但DeepSeek还是在游戏设计中加入了计分机制。又如，笔者问DeepSeek：“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它首先解释了为什么较短的蓝光波长会在大气层中散射，并指出由于月球上没有大气层，因此这一现象在月球上不会发生。但它又告诉笔者，其实紫外线的波长更短，因此也散射得更多，所以从技术上讲，天空实际上是紫罗兰色的，但为什么天空却是蓝色的呢？因为人眼无法看到紫外线，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只是蓝色的天空。这展现出DeepSeek缜密的深度思考能力，值得用户学习利用。

　　第三，改革学生考核方式，增加口试内容，提升其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AIGC对学生诱惑力巨大，很快会大面积渗透到教育中，教师将被各种AIGC文本（思想总结、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包围，深陷难辨作业背后是人还是机器的烧脑境地，教育也将异化为教师跟学生之间极度内耗的斗智斗勇中。AI对我国人文社科专业教育，特别是新闻传播教育的冲击很大。因此，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学业考核方式也亟需变革。一种方式是增加口试，让学生随机抽题作答，但这无疑将会大幅增加教师的智识投入和工作量，需要通盘考量。

　　只有具有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人才可能成为高水平的国际传播人才。这类人才远的如美国著名政论家、记者和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近的如《纽约时报》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还如生于1948年的新加坡外交官和学者马凯硕。马凯硕曾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他英语流利、经历丰富、学识渊博、认知卓越，是亚洲崛起的代言人，也是中国叙事有力的阐述者。在国际对话场合，马凯硕频频为中国发声，效果显著，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第三方”立场，更在于它观点和表达的国际化、创造性和思辨性，较能为西方人接受。以上例子启示我们：即使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教学仍要鼓励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唯其如此，才能培养出善用技术和超越技术的国际传播人才。

　　（三）创新培养模式，建立国际传播学界、业界及产业界的互学共研机制

　　在新媒体技术应用方面，产业界和传播业界远快于学界，因此中国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尤其要强化其与国际传播实践的关联，要在两者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相互激荡、彼此促进、共同发展。多年来，我国大部分国际传播教育师资都缺乏国际传播实战经验，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参与一线国际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目前中国传媒大学和复旦大学成立了高级别的“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前者与国际传播学界、后者与国际传播业界开展联合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资深国际传播从业者受聘于新闻传播学院，例如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都引进资深的国际纪录片制片人担任专职教研人员。浙大引进的张勇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主要从事非洲影视研究、纪录片创作，曾赴多个非洲国家调研拍摄，导演创作《我到非洲去》、《波比的工厂》、《90后的中非情缘》等纪录片，被译制成多种语言在中央电视台、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等中外平台广泛播出。上海交大引进的陈亦楠本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曾为上海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是系列纪录片《行进中的中国》、《亚太战争审判》、《东京审判》和《中国面临的挑战》的制片人和总导演。上海报业集团连续5年，每年从集团内部选拔20名有较高外语水平和丰富国际传播经验的记者编辑，组成“国际传播训练营”，为营员提供大量高端、真实和前沿的跨学科和跨行业的国际传播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学界、业界和产业界互学共研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另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还应该重新定义“传播”，将游戏开发、动画制作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引进为师资。资深国际传播从业者和技术应用领域与国际传播学界的联手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水平。

　　三、结语：国际、融合、实践、沟通

　　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新新媒体”甫一出现，便对几乎所有学科和行业形成颠覆和重构效应，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尤其面临严峻挑战。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教育改革不应在小打小闹的低水平徘徊，而应进行全流程（师资、学科、课程、教学和评估等）变革，向高水平进发。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媒介技术如何发展，我国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都应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文理兼容，着力培养具有“第三文化”特征，同时兼备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沟通能力的高水平国际传播人才。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ZD3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邓建国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