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的路径重构：从国家主体到城市主体的范式转变

　　巢乃鹏 王胤琦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浪潮激荡与数字技术裂变的双重驱动下，国际传播体系正经历着范式转移的深刻变革。传统国家主体主导的传播范式面临着结构性困局：既深陷“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垄断与意识形态对峙，又困于跨文化认知鸿沟与价值体系冲突，更面临技术赋权下的传播伦理失序问题。而城市主体作为文明载体、经济引擎和文化节点的价值凸显，正超越地理性政治边界和文化群落区隔，通过在地化符号、场景化体验和技术驱动叙事构建差异化形象，吸附全球资源并强化情感共鸣，在跨文化对话中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为国际传播注入鲜活的生活气息与温暖的人文底色，构筑起技术理性与价值温度交融、制度优势与民间智慧共生的，更具韧性的国际传播生态。

　　【关键词】国际传播 国家主体 城市主体 跨文化传播 城市传播

　　一、引言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与数字技术迭代升级的共振下，信息流动的时空边界被彻底打破，传播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日益显著。传统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传播范式，虽然曾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确立起“中心–边缘”的话语格局，但在技术革命与文明互鉴的双重冲击下，其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而城市作为人类文明最古老的聚合形态，正在数字时代的语境下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传播活力。

　　当“城市外交”被写入《联合国新城市议程》，当以宇树科技、深度求索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震动全球科技圈，当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以味觉记忆重构国际受众的中国记忆时，我们亟待追问：城市何以成为国际传播困境的破局者？其叙事策略如何突破国家主体的政治化窠臼，又如何与国家主体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宏大命题中实现差异互补？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践，揭示从以国家为主体到以城市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范式转型逻辑，探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传播的突围路径，为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实效性的中国叙事体系提供学理参照。

　　二、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范式之困局

　　在传统的国际传播范式中，往往以国家作为核心主体，借助官方媒体、外交渠道等多元方式，向其他国家传递本国政策、价值观等内容，其背后蕴藏着清晰明确的外交目的、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及缜密的战略考量，系自上而下、单向度、集中控制、相对封闭的“大教堂模式”。①置身于全球化浪潮奔涌与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宏大背景之下，国际传播概念中的传播主体（国家行为体）、传播渠道（大众媒体）、传播机制（明确的组织性）和传播目的（鲜明的政治性）等内涵均发生了重要改变，②传播实践亦面临着由来已久的传统挑战和层出不穷的新兴问题。

　　（一）意识形态霸权迭代中的传播陷阱与主体困境

　　国际传播领域的权力博弈始终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镜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历史积累的经济、技术以及媒介资源优势，通过制度性权力建构，逐步形成了信息传播领域的“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话语霸权、主导国际舆论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污名化叙事和意识形态攻击，致使其长期处于“他者”和“失语者”的位置上，③陷入国际话语权结构性失衡的困境之中。

　　新时期，伴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和新技术的发展，美西方国家在进行认知塑造、加强信息操纵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策略和动向。其一，专注于改变目标人群思维方式，并以此改变其行为方式的作战方法——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已被置于大国博弈的最前沿。2020年，北约以地缘政治和地缘军事威胁为借口、以反中抗俄为目标、以应对所谓的中俄认知战威胁为抓手，推出依托成员国全政府参与的北约认知战项目（Cognitive Warfare Project）；④2022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认知战提升到与物理层面作战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⑤在此模式下，美西方通过全方位的议题建构、情感煽动以及系统化营造意见气候，制造意识形态的“特洛伊木马”，对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国家进行话语攻讦和认知攻击，不宣而战、常态在战，以影响公众意见、驱动政策制定或实现特定政治意图及权力目标；⑥其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筑“价值观联盟”，将特定价值判断包装为国际社会的“普世标准”，对竞争对手进行意识形态打压和污名化叙事，旨在服务于建立“美式价值观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⑦其三，构筑“互联网未来联盟”，⑧开展全球范围内的规则圈地运动。通过制定数据跨境流动、内容审核等标准，以“数字人权”之名行数字殖民之实，将网络空间治理标准与意识形态输出深度捆绑，企图维护其网络空间霸权地位、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数字价值链条的最底端。

　　面对美西方强化意识形态霸权的种种策略，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范式往往囿于自上而下、层层把关、集中控制、一对多的单向度传播机制，⑨容易陷入叙事突围的可见性困境和回应式防御的被动局面。

　　（二）跨文化传播的深层障碍：文化认知差异与价值体系的对冲

　　国际传播作为文明互鉴的重要路径，是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知识、思想和信念的一种方式，⑩具有跨文化传播的属性，

　　11在实践中往往会因语境转换、认知转译和认知搭桥而存在着符号内涵的错层和价值观念的冲突，

　　12致使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呈现双重割裂态势：一方面，符号系统的非对称性导致文化转译失效，不同文明体系中的意象符号存在能指与所指的错位映射；另一方面，价值观排序的不可通约性引发认知框架冲突，当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关系社会与契约文明相遇时，价值光谱错频共振，导致文化折扣效应持续加剧。

　　在国家主体主导的国际传播范式下，工具理性对文化逻辑的压制进一步加剧了传播困境：政治利益导向催生的宏大叙事，往往忽视文化转译的微观机理；单向度的传播模式亦弱化了意义协商空间，导致传播内容经常陷入文化真空带。这种结构性矛盾使中华文明在国际舆论场上面临着话语阐释的语境隔阂（“有理说不清”）、传播路径的渠道阻滞（“说了传不开”）以及价值认同的接受障碍（“传开叫不响”）等问题，极不利于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提升。

　　（三）技术赋权下的传播范式危机

　　随着数字技术的裂变式发展，ChatGPT、深度求索（DeepSeek）等现象级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涌现，各类数字平台兴起，信息传播与技术的关联愈发紧密，

　　13国际传播进入了平台化发展的新阶段，

　　14全球信息流动呈现出多节点、强互动、高渗透的特征，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去中心化也进一步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霸权国家的话语优势，赋予新兴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技术平权。与此同时，算法黑箱导致的隐性偏见、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引发的信任危机，以及平台资本对注意力经济的垄断，正重塑着国际舆论场的博弈规则。

　　在这一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范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首先，国家叙事容易遭遇算法逻辑的流量筛选，具有文化异质性的内容往往在传播链条的初始环节即被消解，使得文化折扣被算法进一步放大；其次，人工智能驱动的个性化推荐系统，会通过用户画像不断强化文化偏好茧房，导致跨文化传播内容面临更加严重的“过滤气泡效应”，使得国际受众因此对中国发展和全球角色缺乏完整、准确的认知，造成偏见的固化、加深。

　　15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文化认同被异化为了可量化、可操纵的消费偏好，以文明对话为根基的国际传播理念正被算法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所取代；此外，技术伦理风险也在不断加剧。技术提升了虚假信息的生产效率，人工智能与社交机器人可以迅速制造大量信息并加以传播，使得国际舆论被操控的风险加大，尤其是深度伪造技术在信息战中的应用，对认知域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16传统的国家主体监管体系已难以应对这种“超真实”传播所带来的安全挑战。

　　三、城市国际传播的破局路径

　　如此困局之下，城市作为国家战略的微观执行单位、资源要素的配置中枢以及文化认同的具象表达场域，其文明载体、经济引擎和文化节点的价值日益凸显。以城市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范式，正在重塑着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这一范式突破了传统国家叙事的宏大框架，通过意识形态的微观渗透、文化符号的在地性激活和技术场景的穿透性建构，以可感知、可参与、可借鉴的城市实践，将国际传播领域中国家之间的宏观博弈解构为城市之间的中观连接和场景之间的微观互动，形成了“意识形态–文化符号–技术媒介”三位一体的传播矩阵，为破解文明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进路。

　　（一）意识形态的微观渗透：从宏大叙事到地方实践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在检视城市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内涵时曾指出：当我们谈论“城市社会”时，该议题并非囿于纯粹的空间形式。与之相反，它被所有确定的文化所定位……换言之，这是一种价值形式以及贯穿于历史特殊性及其组织与转换之自我逻辑当中的社会关系。

　　17因此，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意识形态的物化载体，通过空间符号的日常化转译、产业价值的符号化表达以及共享价值观的共识性提炼，把文化基因与制度优势转化为具象的叙事符号，构建起城市国际传播的符号体系，进而将意识形态嵌入城市肌理，实现“润物细无声”般的渗透。

　　首先，城市作为文化软实力的载体，蕴含着城市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精神力量、文化力量和对外影响力。

　　18其空间符号的日常化转译过程，实质上是将抽象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核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具象空间元素，进而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层渗透与对外影响力的多维传播。

　　其次，面对美西方国家通过规则制定权垄断持续强化意识形态霸权的新态势，中国城市亟需构建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产业优势为根基、文化赋能为纽带的新型国际话语权体系。例如，杭州依托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数字经济龙头企业，构建起“云上杭州”的产业品牌矩阵，形成全球数字贸易中心、金融科技中心等超级符号。这种“硬实力支撑+软实力表达”的协同发展模式，既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又保持中国发展特色。可以将城市的产业实体优势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有望突破西方规则霸权下的认知围城，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东方智慧的实践方案。

　　此外，以城市为主体的国际传播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具有独特的价值重构能力，其通过在地性文化符号与全球化表达体系的深度融合，能够突破单一文化霸权的话语窠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构建起超国界、跨文明的价值共识。例如，杭州的“湿地智慧治水”模式被联合国推广，通过生态文明的价值输出，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全球性话语共鸣。

　　（二）文化符号的在地性激活：从静态展示到动态共创

　　在全球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城市作为文化传播的活性载体，正以双重身份重构着国际话语体系：既是国家文化主权的在地化实践主体，又是跨文化传播与跨文明对话的创新主体。这种双重属性使其在既有的国际传播困境中展现出独特的破局能力，即通过构建可感知的文明对话场域，让文化符号重新扎根于地方实践、并向全球参与者开放意义协商，在宏观叙事与微观体验的辩证统一中开辟国际传播的新路径。

　　首先，在传统国家主体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中，文化符号常被简化为静态景观的视觉化输出——如北京长城的恢弘影像、上海外滩的璀璨夜景等标志性符号的单向度展演。此类策略虽能以高辨识度实现短期认知覆盖，却往往因文化符号与地方语境的割裂而深陷文化折扣困境：符号沦为脱离意义生产的空洞标签，难以唤起异文化受众的价值共鸣。对此，城市作为更具实践弹性的传播主体，可通过在地性场景建构激活文化符号的动态价值，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体验–参与–再生产”的开放系统，以具身化传播重构跨文化理解的认知路径。以国际赛事与文旅节庆为载体的城市IP塑造，正成为破解文化折扣的实践切口。体育赛事与文化活动的天然共情属性，能够突破语言壁垒形成情感共振。哈尔滨冰雪节以冰雕艺术为媒介，将零下30℃的极寒气候转化为可触摸、可嬉戏的冰雪奇境，通过Instagram、TikTok等海外社交平台上百万人次的互动传播，使“冰雪之城”从地理概念升维为全球共享的冬季文化体验。通过节庆活动的仪式化体验，游客的凝视行为转化为文化意义的身体实践，加之社交媒体的参与式传播，地方叙事被重新编码为全球网民的意义拼图。

　　其次，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范式下，政府机构与官方媒体作为核心传播主体，往往遵循统一的外宣口径和制度化的传播流程。这种模式虽然确保了传播内容的权威性和系统性，但在传播主体多样性、文化阐释灵活性和受众触达精准性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相较而言，城市因其行政层级的灵活性与社会网络的开放性，天然具备多元主体协同的便利条件，能够将政府、企业、社区、游客等多元行动者纳入传播实践，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复合型传播网络——政府机构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整合搭建传播框架，企业依托商业网络实现文化产品和价值理念的全球流动，社区组织通过非遗工坊、民俗节庆等活动形成文化微传播节点，游客则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自发式口碑传播，实现官方叙事与民间表达共振。此外，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中国政府、中国媒体、中国公民的自我言说，还需要借助外国人的眼睛与视角来观察中国，以他们的体会来感受中国。

　　19例如，德国小伙无名（Joel Mikael Walker）来华近十年，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系统学习中医知识和针灸疗法，一身帅气的中式服装、一口流利的河南方言，通过深度文化体验构建了真实的叙事，打破了他者视角,推动了国际传播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三）技术媒介的场景穿透：从工具理性到价值共生

　　面对国家主体所面临的算法封锁、信息茧房、技术伦理等复杂挑战，城市主体具备从内容生产、技术适配到伦理治理等维度进行系统革新的资源和能力。

　　首先，在当下的智能传播时代，城市已超越地理空间的传统范畴，演变为技术、数据与传播能量共振的超级节点。是一种紧密交织在传播实践中的“容器型媒介（Vessel Medium）”，释放着让特定生活世界成为可能的时空场景。

　　20城市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形成跨国信息枢纽，构建起“地方–全球”的双向数字化连接，实现了城市形象传播的实时化、场景化和具身化，重塑着国际受众对城市本体的感受和认知方式。同时，在技术的赋权下，城市能快速迭代传播模式，实现高效、精准的传播。例如，北京中轴线申遗后，通过1:1数字建模实现“时空折叠”，海外用户可同步参与线上祭天仪式、胡同漫游等文化场景；其次，城市主体的在地化特质使其天然具备弱化意识形态对抗的基因，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美西方意识形态霸权逻辑下的算法封锁。多元主体参与、多渠道分发的传播样态，亦可增强传播生态的整体韧性；再次，以城市主体的跨文化传播有助于打造跨文化融合的内容，增进不同国家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一些城市已经着手实践将本土文化与国际流行文化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既具有本土特色又符合全球受众口味的文化产品。

　　四、结语

　　在文明互鉴与技术革命的交汇点上，城市以其独特的叙事逻辑与实践智慧，为国际传播困境提供了突破性的解决方案。其依托去政治化的文化基因与超主权的文明属性，凭借文明载体、经济引擎和文化节点等多重价值，经由多元主体协同，通过在地化符号、场景化体验和技术驱动叙事创新的三位一体路径，吸附全球资源、消解认知壁垒并强化情感共鸣。这一范式的终极意义在于证明：真正的国际传播，不是价值观的强行输出，而是通过场景化的价值共创，让不同文明在可感知、可参与、可借鉴的传播实践中，找到彼此的“最大公约数”，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我们”的故事中找到自己。

　　然而，尽管城市主体的国际传播范式相较于国家主体而言，具有诸多优势。但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通过“分层叙事”实现功能互补，本质上是国际传播系统中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动态平衡，需要在差异化中寻找协同路径，既保持国家叙事的战略定力，又释放城市传播的创新活力，共同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传播新格局；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张力中，探索更具韧性与包容性的中国叙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提供实践进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计算传播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19ZDA324）的阶段性成果。

　　巢乃鹏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胤琦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