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是馅饼到处是陷阱

　　离开北京后，有一天在微博看到冯唐说，冬天不堵车的时候过长安街，心里想，真是底子太好的一个城市，被这么糟蹋还能这么美。忽然想起刚到北京的时候是初冬，挂在树上的银杏叶黄得耀眼，整条街都金灿灿的，踩上去有种嘎吱作响的温柔。我在清华的天桥上看风景，天桥下有一个男生正在看信，清新文艺得像《窗外》里的柏原崇。那时我寄居在好友宿舍。她和同学恋爱，男友是厦门人，毕业后回了厦门，而她决定留在北京，理由是生活在北京有种优越感，仿佛生活在中国那么一小撮最靠前的位置的优越感。她当时的口吻自在又悲凉，后来，有一个学者揪出了这种情绪的根源：北京其实是中国的头等舱。

　　这个城市的阳光无论春夏总是一副温暖的不恼人样，常年不停电，不停水，公交四毛钱，中国最大的宫殿旺季开放也不过才五十块，四季鲜果从来不缺，与旱灾水灾绝缘，唯一恼人的是沙尘暴和高房价。天朝电视台谈论的永远是这个城市的天气、物价、人民情绪、吃饭问题，好像中国只有一座城，它的名字叫北京。

　　那时我对这种虚伪的体贴茫然不知情，即使有点不得其门而入的纠结，也仍怀着万丈雄心毅然孤身奋战。生活出乎意料的孤单又坚忍，我常常一个人工作，默默回家。名校经济专业出身的男上司瘦削少话，直到有一天部门聚会KTV，他吼出张楚的《蚂蚁蚂蚁》。灯光陆离，他平时平淡无波的面庞骤然有了青春的神采，歌曲结束，那神采又立即消失不见。后来才知道他竟然一直在不断写诗，计划出版诗集。他的妻子正辞职考研，已经开始了油画学习。他们的房子是租来的，小小的长方形，有一只白色的猫。他是四川人，她是山东人。在圣诞节的三里屯，入夜的后海，或者在鼓楼外的小店里，人潮中擦肩而过，总有他们。

　　这是一座充满梦想又现实到令人发指的城市。

　　到北京半年，最潦倒时我曾经交完房租口袋里只剩下二十几块。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钱的我孑然一身，拿着一罐可乐，围着天坛外那段长长的灰色围墙慢慢踱步。天空里是密密麻麻的电线，一辆电车正从远处慢慢淡出，有种恍惚身在布鲁塞尔的电影感。回来时经过新街口，人来人往，路的右边，一个外国男子正和一个中国女人手牵手，没有握在一起的那只手两人都夹着一支烟，透过喧闹仿佛能听到火苗在烟头一点点啮噬的声音。北京就是有这么一种范儿，虚荣自在范儿，只要搭上电车，抽上一支中南海，就那样走过颐和园都无比风花雪月气象万千，落魄和困顿都升华成了一种姿态。无论是在《恋爱的犀牛》中来不及掉下的眼泪，或者是崔健的演唱会吼破天的嗓子，甚至只是因为通宵排队骂出的脏话，都仿佛隐藏在北京犄角旮旯里的一朵理想的花。我无法自拔，像每一个从小地方来到天子脚下的人一样，艳羡而沉迷。

　　后来，我换更好的工作，恋爱，买房，吃更好的馆子，过更忙的生活。新的一天从盗墓开始，睡眼惺忪在地铁迷宫中兜转。北京城的春天总是夹杂了巨大的脏的风，能把人吹扁。我扛着易拉宝四处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经过那些昂贵透明的橱窗，看着那些漂亮高傲的姑娘，觉得自己像个男人一样。最放松的是到家必搭的电梯里的两分钟，可以安然地让心静静跑一会儿，不担心有人涌入，不担心迟到，不担心爱变脸的上司，迎接的是一顿外卖的晚餐和一枕酣然入睡的梦。在一座充满隐藏的物欲的城市，没钱的人没有资格闲下来。在做公式一样完成人生的每一步操作之后，却发现不过是为了给父母也给自己一个继续成为都市沙丁鱼的理由。无忧无虑的快乐和无畏无知的勇敢终究越飘越远，感情和人生紧赶慢赶地奔向拐点。我像麦兜一样长大了，面对这个世界无法再做鸵鸟把头埋起来，看着自己一点一点从小淑女变成女金刚。

　　在北京工作很多年，过年却只回过一次老家。近乡情怯，尽管母亲还是殷勤如昔，但家乡的夜，被子和月亮一样冰凉如水。我逃也似的回了北京，门外天寒地冻，我在融融的暖气里却觉得无比失落。他乡没有变成故乡，故乡反倒成了他乡。

　　离开那天最后一次经过长安街，司机指着旁边的高树说，看，好多乌鸦。乌鸦是紫禁城旁边常年的风景，黑压压的，一不小心头上就会撞上乌鸦粪，和所有宫廷剧结尾的镜头一样诡异。家具已经都变卖，空荡荡的公寓里只有一张来自宜家的格纹沙发。站在墙角，我和我的沙发合了一张影，然后关门，按电梯，下楼，从此离开。

　　我一直以为一张火车票能决定一切，离开就意味着结束和重新开始，却在离开后才发现命运其实总在周而复始。那些细碎的回忆在体内不断发酵，我知道，我和她之间需要一场漫长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