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不是简单的数据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幸福,简单,数据
- 发布时间:2011-04-29 10:38
林贤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至2010年出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曾任国家统计局制度方法司司长、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等职务。
“幸福指数”被张冠李戴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幸福指数热”很担心？
林贤郁：对。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中，尤其是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交谈中，频频出现一个热词---幸福指数，很多地方还提出将提升“幸福指数”作为政府施政的重要导向。
用“幸福指数”来考核有它的好处。但现在一些地方，以所谓的“幸福指数”考核地区成绩或干部政绩，都可以用“张冠李戴”来形容，他们搞的那些指数并不是“幸福指数”。
所谓的“幸福指数”是从西方而来，国外也在研究。它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每一个人对幸福的感受。可以问很多问题：你对你的职业满意吗？你生活怎么样？对家庭满意吗？对周围环境感觉安全吗？实现了什么样的成功？
从目前已公布的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国内不同地区和机构已开展的各类幸福感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人群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程度具有较大差异。即使是相同的调查对象，在不同时期对幸福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不断变化。
现在一些地方用来考核的“幸福指数”，是由很多现成统计数据构成的。比如经济发展速度、人均GDP、工资收入等等，都是已有的统计数据，组成一个体系。这是一个发展指数，或者说是对社会发展情况重新进行的一种综合分析，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幸福指数”。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提得比较多的“民生指数”，很多地方把它等同于“幸福指数”。
林贤郁：这些“民生指数”是和民生相关的指标，都是已有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被摆出来，但并没有对每一个人进行问卷调查。许多人把“幸福指数”看作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具体说是社会协调发展的指标。如果是这样，这些指标数据早已存在，只不过以前指标体系里更多的是经济指标，现在更多选择了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指标。
其实现在一些地方的“幸福指数”令人哭笑不得。我知道某个省，自己搞的幸福指数满意度超过80%。但幸福不幸福不是由统计指标评价出来的，而是要对每一个调查对象的满意度进行调查，然后计算出来。
还有很多问题。国内一些地方的“幸福指数”都认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觉得很幸福。其实，国际上公认的是，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幸福感并不一定是等幅上升的，有时反而是下降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要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强化对结构优化、民生改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综合评价考核。在原来过分注重经济发展的干部考核体系中，增加与老百姓相关的指标：教育、卫生、就业、收入等等。这种考核体系很好，但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幸福指数”，而是“社会综合发展指数”。这样可以在导向上调动党政干部的积极性，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为老百姓服务、改善民生方面。
“幸福指数”不能重走GDP崇拜的老路
《瞭望东方周刊》：地方政府为什么这么重视“幸福指数”？
林贤郁：其实，如果用统计指标体系计算的“幸福指数”来代替刚才说的其他考核指标体系，用来考核干部政绩，最后很可能和GDP考核结果相同。“幸福指数”提升越快，地方领导的政绩越突出。这就和以前的干部考核办法完全一样了。很多地方以前把精力放在GDP增长上，现在把精力放到几个指标上，琢磨着怎么样搞得快一点，甚至可能想尽一切办法，不排除弄虚作假的情况发生。
考核干部最重要的一条是直接问老百姓。
“幸福指数”并不适于对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进行排序和比较，也不宜像关注GDP那样片面地强调“幸福指数”的增长幅度以及不同地区所处位次的变化。防止人为地把“幸福”的相关指标推向“GDP崇拜”的老路。
我们应客观地看到，在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始终会存在一些差距，每一个公民对幸福的期望值应该是合理的，也需要切合社会发展现实。实现每一个人的幸福，需要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中央提出了很多新的发展思路和目标，比如说科学发展观、软实力等等，在落实过程中，似乎遇到与“幸福指数”类似的问题？
林贤郁：我们不能过分依靠指标来考核干部。我们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指标考核在推动经济发展。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因为我们更多依靠行政推动工作，用其他手段调动干部积极性的办法还不够多。我们还是最擅长于分派任务考核，通过考核地方官员、地方政府来推动发展。这也有一定好处，比较容易推动工作。但总体而言，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社会发展，常常要靠这种指标考核来推动。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考核有有利的一面，那弊端呢？
林贤郁：我们对干部的使用、评价，对地方发展评价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多地依靠指标考核。这个做法最严重的风险就是可能会影响统计数字的准确性：下级官员可能为了完成考核弄虚作假。对上级负责的干部评价机制是形成指标考核制度的一个原因，容易使下级官员把精力都放在如何改善数字上。如果按照现有的逻辑，“幸福指数”也很难幸免。
《瞭望东方周刊》：考核数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官员的命运。
林贤郁：对这一点我感触太深了。我们干部的考核、晋升以及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主要还是靠数字，真正考虑老百姓民意的还不够。当然，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改进。但是，如果“幸福指数”还是原来考核那一套，是不太行的。
比如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都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排放降低率。它们的分母都是GDP，分子不变或者变大，只要分母变得更大，分数值就会变小。也就是说只要相应增加其GDP总量，就有可能完成这两个约束性指标。
统计部门业务压力大
《瞭望东方周刊》：那统计部门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
林贤郁：这个数据是由谁生成的？大部分还是由统计局提供的。统计局的压力多大？一个地区的发展都在我这个数据里面，弄不好还是数据出官。这样，“幸福指数”恐怕就只会出现换汤不换药的情况。以前是GDP，现在换上另一些指标。领导给统计部门的压力是一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地方统计部门的压力有多大？
林贤郁：统计部门的干部现在业务等方面的压力很大。国家统计局有直属机构调查队，但是更多数据还是来自地方统计局。地方统计部门在业务上受国家统计局指导，但工资是从地方拿的，官帽子也是由地方政府管着，吃喝都由地方政府来管。
实事求是、坚持职业道德的统计人员是大多数，但有的地方行政长官对他们有压力。如果幸福感满意度调查结果是58%，领导要把它改成85%，那怎么办？这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体制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除非统计系统像审计署那样独立于地方政府，否则指标结果理论上都可能出现问题？
林贤郁：是这样。如果还是原来的考核方式和体制，再设定什么样的指标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包括主观上的“幸福指标”。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有个事情，各省GDP相加超过全国了。
林贤郁：这不是今年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了。国家统计局和地方核算的方法基本是一样的。国家统计局核算全国GDP，大部分数据和地方上也一样，但是有一部分数字来源于抽样调查。因为国家局毕竟是国家局，不可能和地方一样。差距就出在这部分。现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指标体系都很完善，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晚，数据采集上还不太完善。地方想调高GDP大多在第三产业的核算上做点文章。
《瞭望东方周刊》：核算方法一样，大部分基础数据一样，国家统计局又采用广泛的抽查数字，也就是说技术上的争议不是主要因素。但一些地方仍然上报和国家统计局不同的核算结果，而且它们也知道，假如各地都这样就会出现损害政府权威的情况。
林贤郁：没错。这个事情的根本还是指标考核，它们需要横向比，大家就都攀比。现在国家统计局在酝酿全国统一核算，省级GDP不由省里核算，也由国家统计局来算。
GDP和“幸福指数”并不相互排斥
《瞭望东方周刊》：“幸福指数”能替代GDP吗？
林贤郁：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综合性指标，也是目前世界各国通用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指标。GDP不是万能指标，它虽然在反映国民经济总量、结构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具有其独有的功能，但也存在诸如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以及社会公平、民众的幸福感状况等局限和不足。
“幸福指数”也不例外，在反映民生状况、社会进步尤其是人们对幸福预期的满足状况等方面具有其独特功能，但同时也会有先天不足。从这种意义上说，GDP和“幸福指数”具有相互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它们之间恰恰是互为弥补，而不是相互排斥。
《瞭望东方周刊》：GDP本身并没有错？
林贤郁：没有错，关键是如何用它。如果这个指标对社会有负面影响，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没把它用好，是不是附加了更多的其他非经济因素。“幸福指数”是好东西，GDP也是好东西，指标本身是没有罪过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用这个数据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GDP是可以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但常常却主要用它来考核干部。
《瞭望东方周刊》：在目前的框架内，也就是指标考核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如何能让“幸福指数”造福于民？
林贤郁：首先就是不要排队。我是主张纵向去看，就是一个地方差不多同样的人群，不同时期对幸福的感受有什么变化。这样就可以分析出这个地方，哪些方面有所改善，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提倡幸福感，是从单纯追求发展速度的GDP转变为把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投向民生，这原本是要增强地方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自觉性，希望科学发展观更加深入人心。如果和原来一样，用这个指标来排队，数字高的表彰提拔，数字低的进行处罚，这容易导致原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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