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苹果” 后看职业病防治困局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毒苹果,职业病,防治,困局
- 发布时间:2011-04-29 10:45
新春伊始，苹果公司在《2011年苹果供应商责任进度报告》中披露，其中国供应商联建科技，确实发生137名员工正己烷中毒事件。
就在苹果公司发布报告的同一天，2月15日，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表示，今年底前，除个别特殊地区外，职业病防治机构将实现全国性覆盖。这一举措，被认为彰显了中国眼下力图突破职业病防治困局的决心。
在卫生部职业卫生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所所长李涛看来，职业病防治困局的突围并非眼下刚开始，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四部曲”行动。
2009年5月，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出台。2010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由9部委组成的职业病防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2010年10月，中央发文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做出调整，强化对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责任。11月，国务院法制办启动备受瞩目的《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法。
紧锣密鼓的行动之外，李涛感受最深的是，职业病防治的投入明显增加了。国家专门设置了职业病防治专项，并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最初是9100多万元，2010年投入超过了一亿元，而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是中西部地区的职业病防治机构的建设。
“毒苹果”引发舆论对中国职业病防治的新一轮关注：突围行动成效如何，困境何在？
职业病防治是政府公益事业吗
2010年，卫生部提出“职业病防治机构全覆盖”，要求每个县有一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每个地市至少有2家职业病诊断机构。
举措的迫切性，缘于中国职业病防治机构数量的严重匮乏。几年前，个别地区全省只有一家职业病诊断机构，患了职业病的劳动者就诊要长途跋涉，再加上异地的食宿负担，不堪忍受。
近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向公众宣布，全国省一级独立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只有12家。为何这么少？
“1987年以后，国家曾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职业病防治体系，每个省都有一家独立的职业病防治机构，称‘职业病防治院’或‘劳动卫生研究所’，绝大多数地市也有这种集预防、治疗、体检、监督为一体的综合性职防机构。”李涛说，但该体系在2000年受到了冲击。
随着疾控体制改革，这些独立的职业病防治机构被拆分，预防的部分并入疾控中心，作为职业卫生科；临床的进入综合医院；监督的进入政府相关监督部门。到目前，地市一级的独立机构总共剩下不到40家。
“改革之后，很多地区缺乏一个权威的、一锤定音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因此一旦发生职业危害事件，当地就处理不了。”李涛说，职业病防治是一个预防、治疗、管理、教育、研究的综合体，这是80年代职业病防治机构的定位，现在似乎有点回归的意味。
然而，综合性职业病防治机构的建立，并不是单纯的数量问题。李涛透露，卫生部正委托中国疾控中心，为职业病防治机构设计绩效考核标准。主要考核：作为政府举办的职业病防治机构，主要任务是什么？做得怎么样？原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硬性考核标准，一般只是服从地方政府的任务安排。
“定位不清，是目前建设综合性职业病防治机构最大的障碍。”李涛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它是否纯公益性的？
2000年，众多独立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在改革中消失，重要的背景是这种承担政府责任的事业单位靠自我创收，经济上异常艰难，在市场经济大潮里“活不下去”了。“目前来看，未来一个时期内，政府还是需要提供资金维持职业病防治机构的运转。”
一旦定位为“政府举办的公益机构”，可以让职业病防治机构专心地满足政府的职业病防治需求。然而，另一个矛盾还是解决不了——职业病的临床部分很难是公益、免费的，要么走工伤程序，要么由企业支付。“如果不能清楚解决定位问题，即使建立起独立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将来因为缺乏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和配套政策，还是会垮掉的。”
企业能“自证其罪”吗
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是本次《职业病防治法》修法的重点，2009年河南新密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无奈维权行动，被认为是本次修法的导火索。
时隔两年，124名尘肺病农民工再次触动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的软肋。
2011年2月，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职业病筛查中，124名农民工被确诊患有尘肺病。他们的维权拖延时间远远超过了张海超，除了侥幸留下务工证明的16人，其他人难以得到赔偿。
“取证难”是这些劳动者在职业病诊断道路上遇到的“拦路虎”。劳动者在向职业病诊断机构提出申请时，要提供职业史以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必须由劳动者向用人单位索取。
李涛指出，出于三种心态，用人单位不会很情愿地提供材料：一是不愿提供，对企业来讲，那些材料是“自证其罪”；二是无法提供，许多中小企业原本就没有检测过相关指标，没有相关资料；第三种情况是一的更进一步，即彻底否定劳动关系，声称“你不是我的工人，我没义务提供”。
职业病防治法还有一个要求，用人单位不提供材料，职业病诊断机构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进行“举证责任倒置”进行职业病诊断，做出符合劳动者利益的诊断。
上述要求让诊断机构陷入了窘境，诊断机构取证时，经常碰到企业对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否定的回答。有些职业病防治机构，经过一番辛苦最终帮助劳动者获取材料，但拿到的材料却也可能会发生劳动者不认可的情况。对于这种材料方面的争议，诊断机构作为技术机构，只能诊“病”，不能判断来自“职业”的真伪，因此依然无法受理。
如何确保劳动者顺畅地拿到取证材料？“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出面，只有他们能够以检查的方式迫使用人单位提供材料，但目前监管部门的责任落实不力。”
李涛说，可以明确的是，监管的重点要放在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多为私营企业，从2010年工业企业的普查数据看，私营企业吸纳工业企业就业人口占到全部工业就业人口的45%，庞大的人口比例，让其成为职业病防治的关键。中小型私企多数是劳动力密集企业，生产工艺一般，不可能实现大规模机械化，可能更多是手工操作，造成接触危害的几率高。受条件、人员限制，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往往职业病防治设施不到位，防治意识差。
“今年年初，受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委托，我们在全国6个省市进行了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现状调查。很多职业病患者表示，在患病之前，对职业病本身完全没有概念。这些劳动者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职业病防治意识薄弱，甚至对于在矿区工作要不要发口罩，都不知道。”李涛说。
庆幸的是，现在已有一些劳动力输出省市，在农民工外出务工之前，专门组织他们对职业病防治做适当的培训。
尘肺病是占比例最高的职业病吗
说起职业病，目前公众最常想到的就是尘肺病，然而从全国范围职业病的发展趋势看，尘肺病一直是比例最高的职业病吗？李涛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
在现代社会，电脑综合征引发的鼠标手、信息焦虑等都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病，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职业病。法定的职业病是依据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对某些职业病达到全部赔偿的水平，就纳入法定范畴，否则就先确定一些重点职业病。
比如在日本，过劳死、腰痛都算法定的职业病。在韩国，部分心脑血管疾病也纳入赔偿性疾病。这些国家人口相对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
我国确定的法定职业病目前是10大类115种。“在这10类115种职业病当中，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炎，发病非常普遍。这两种病种虽然列入了职业病名单，但在报告中却不是比例最高的。对劳动者而言，这几种病比较好治疗，歇几天就缓解了，也不需要通过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专门的诊断书，因此通过职业病诊断机构报告上来的并不多。”李涛说。
尘肺病的确是报告上来的职业病当中占比例最高的。在职业病报告的病例中，尘肺病比例的历年平均水平是85%以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尘肺病情况在50年代最为严重，60年代初期稍微好些，80年代后期病例数量又开始上升。卫生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报告的尘肺病病例比2008年又增加了30%，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二。
因而，尘肺病查清楚了，三分之二的职业病就基本清楚了。从尘肺病的管理角度，职业病重点监测内容包括矽肺、煤工肺还有石棉肺。一些职业性肿瘤和中毒也是重点监测对象，后两类加起来接近10%左右。
被隐藏的职业病人如何发现
职业病报告的病例数据作为防治措施的重要依据，有时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地方在汇报职业病诊断报告数据时，考虑到社会影响和对当地的招商引资的负面影响，往往不希望职业病患者显得“很多”。
“比如发生职业中毒事件后，地方政府就会说，别把这个当做职业病诊断，当成一般事件处理算了。”李涛说，因此报告上来的职业病数据存在一定的偏移。
既然这种被动式的报告很难获得客观的职业病病例数据，那么怎样才能发现那些被隐藏的职业病人？
2009年，卫生部在全国建立了职业病检测哨点。2010年12月底，卫生部对地方职业病哨点监测工作进行了检查。
在河北某县进行铅中毒筛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对全县所有铅作业相关企业进行了逐一排查，对在岗职工逐一安排体检。某企业因为生产任务少，只有90多人在岗，而按照企业提供的名单追查，发现还有100多人已脱离企业，返回村里。检查人员又到农村追踪检查，通过追踪，又发现几十名疑似病人，这些人很快接受了进一步的诊疗。李涛认为，这种职业病监测通过追踪，强化了职业健康监护，解决了农民工的流动性问题，关照了那些被遗忘的群落。
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职业病监测体系，其实在2009年下半年，已经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开始探索。职业病防治机构对重点监测职业病进行监测，对监测企业建立档案，形成队列，将企业里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员工纳入到职业病体检中。
但是上述体系依然遭遇老问题：职业病防治机构作为技术机构，如何确保能够进入企业？确保让有关职工参与体检？“目前来讲，技术部门和职能部门的配合状况颇令人担心。”
技术、监督部门原来都属于卫生部门，职能调整后，技术、监督部门分开，职业健康监护的监督、检查职能现在分到国家安监总局。安监部门与卫生部门怎样更默契地配合，短时间内有挑战。
“眼下，这种监管就已浮现问题。职能调整的消息很早就传出来，原来卫生监管部门有点军心涣散，没有心思再做监管工作。另一方面，中央只调整中央层面的监管职能，地方的调整由省里决定，今后很可能出现地区的差异。”李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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