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值得聪明投资者相信

　　看起来，这是个有点八卦的偶然事件，因前女友嫌分手费太少愤而举报，海通证券明星分析师叶志刚8月初被监管部门追查。无论他是否与私募基金存在利益合谋，本就有争议的券商分析师公信力，都会因此更遭质疑，我们理解公众的愤怒，并谴责相关违规逐利者。

　　中国证券、基金等从业人员的诚信度，我们相信多数投资者从来不敢高估。现在的叶志刚事件，及两年前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的“老鼠仓”事件，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怪胎，而区别只是在于，有的暴露出来了，有的还在冰山之下，深藏不露。

　　客观地看，仍在成长与转型的中国资本市场，的确难以避免这类有违诚信的劣迹，即使在欧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类似问题也无法杜绝。2003年秋，华尔街的金丝雀公司、美国银行、美一银行、培基证券等多家机构均出现基金经理利益勾结的丑闻。

　　但面对这类事件，再强烈的谴责或激愤，都不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利器。抛开其中的法律法规纷争，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能让分析师和基金经理更加自律，更值得相信。

　　仔细看叶志刚事件后的分析和评论，主要在呼吁加强对证券、基金业的监管，即通过严刑峻法，管住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提高违规违法成本。这当然很有道理，法规修订和监管落实，均是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层面需要强化的关键环节。

　　但这样做，就足够了吗？看看美国人面临的悖论，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骗局暴露，在71岁高龄被判刑多达150年，在基本废除死刑的美国，处罚够严厉了。然而，对那些疯狂逐利之徒，这恐怕也没多大威慑力，特别是在中国，他们被绳之以法的概率仍然很低。

　　在中国资本市场，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们利用信息、资金等优势，与私募机构合谋甚至操纵股价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因深知其中缘由，许多个人投资者，特别是一些私募基金的管理者，对多数分析师的股票推荐，往往不以为然，更不敢随便据此投资，分析师们的真实价值与道德诚信，的确是非常微弱。

　　而在唐建和叶志刚两起事件中，如果不是熟知内情者反戈一击，投资者即使有所怀疑，也很难抓到把柄。能够有所作为的，应当是掌握权力和信息优势的监管者。最近媒体报道的交易所“窗口指导”行动表明，监管者可以随时掌握异常交易行为，想有所作为并不难。推而广之，真要下决心查处分析师或基金经理们的猫腻，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监管者并不那么尽责，不排除一些监管者本身就不净，查来查去，很容易惹火上身。

　　因此，投资者可以呼吁加强监管，但也别太指望监管的全知全能。在我们看来，更可行的办法，在于开放金融市场并鼓励充分竞争。只有打破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们的群体垄断，让更多人参与证券分析和资产管理，才有可能在扩大的市场与竞争中，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与中国飞速扩张的市场规模和投资人群相比，证券、基金从业者的质量，却没有同步提升。于是我们看到，大批毕业不过一两年的年轻人，在分析师或基金经理队伍中担当重任，或对行业分析有较大发言权，或管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他们获得如此重要的话语权和管理权，并非因其优秀，而是因其资格，一旦监管乏力，就会为了私利而胡作非为。

　　所谓资格，就是证券、金融行业的进入壁垒，不仅包括个人的资格考试与认证，更包括公司的特许经营牌照管理。在这个有诸多进入限制的市场里，圈内人和圈外人有着本质区别，圈内人的专业水平与道德诚信，并不一定正相关，而获得牌照的证券、基金公司，对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们的利益私相授受，即使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事实上也会睁一眼闭一眼。

　　问题出在哪里？正是竞争很不充分，市场淘汰不够。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处罚，不一定来自法规层面，而应来自市场层面，即要让公众的评判与选择极具杀伤力。越是在市场经济环境，公信力就越生死攸关，证券、基金业更是如此。

　　而公信力不是自封的，也无须什么监管机构认证。唯有通过市场机制，接受公众挑三拣四，才能让诚信者压倒失信者，让优秀者压倒平庸者。真正值得相信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真正优秀的投资顾问和资产管理者，才会脱颖而出。

　　在推动证券、基金业开放过程中，我们非常看重媒体可以发挥的第三方监督作用，在相对独立的话语空间里，严肃认真的投资类媒体，可以帮助投资者辨识分析师和基金经理。

　　正如《投资者报》去年创刊时所开宗明义，作为一份严肃的投资类媒体，“值得相信”是起码要求，也是终极标准。基于这样的理念和价值分析，我们多次论证，分析师们在紫金矿业、中国石油、中金黄金等公司的估值上存在偏差与误导，这些分析先后被事实印证。

　　这至少再次印证，证券投资分析并不复杂，也不神秘。就像华尔街明星基金经理彼得·林奇所说，美国股票市场被一群专业机构投资者所主宰，但个人投资者与其指望获得所谓专业投资建议，不如利用自己独特的知识和经验，投资于充分了解的公司和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