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是涨价的罪魁祸首吗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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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8-24 10:40
对于最近不少地方的水价上涨，有人将之归结为外资水务企业的“逐利驱动”，甚至“阴谋论”之说也不鲜见。事实果真如此吗？
“重庆7年没涨水价，我们的压力很大”
如今已经是中国境内最大的两家外资水务企业之一的中法水务，于上世纪90年代初试水中国大陆水务市场。
中法水务执行副总裁孙明华告诉本刊记者，因相关政策所限，他们前期的十多个合作项目，都是只负责水厂的管理，“处理后的水卖给中方，中方通过其管网供给客户”。
2002年，国家出台开放管网政策时，中法水务正在重庆谈合资项目。“自此，我们就开始提供管网和客户服务，后面谈的项目都是全方位的，和前面的模式完全不同。”
孙明华介绍说，中法水务目前在中国大陆的22个项目，都是以合资公司为平台，以前中外双方的股份比例多少不一，现在大多各半。
重庆项目是孙明华亲自参与谈判的。当时，重庆北部地区的建设刚刚起步，新区内连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促成中法水务与重庆水务集团合作的，是时任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他的支持对这个项目谈判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谈得很顺利，破了纪录，一般都得谈两三年，这个项目不到一年就签了合同。”
合同约定，50年内，重庆的水务实施“划江而治”：长江和嘉陵江以北的三北地区，供水归合资的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下称“重庆中法”）负责，江南主城区供水，仍由重庆市水务集团负责。在合资公司中，中法水务占股60%，以现金入股；重庆水务占40%，以资产入股。
重庆中法通过扩建，已由最初20多万吨的日供水能力，达到今天的545万吨日产能，合资公司每年的供水量，以12~15%的速度递增。此外，今年初，重庆中法又开始在重庆新区筹建一个日产20万吨的新水厂。
孙明华介绍说，自2002年11月中法水务到重庆后，重庆水价一次都没有涨过，仍然是2.3元/立方米。
“我们的水价跟重庆水务集团一样，它涨价我就涨，它不涨我也不涨。当然，合同也有对水价的规定：如果重大成本上升了，我有权向主管部门提出调整水价的申请，但最后水价调还是不调，调到什么程度，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要开听证会，最后还是要政府来定。”孙明华说。
“重庆7年没涨水价，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一直希望涨水价，不过能不能涨，不是我说了算。”孙明华告诉本刊记者，“重庆水务市场还有重庆水务集团，政府会考虑我们双方的意见，物价局除了到他们那里调研，也到我这里调研。”
天津8次涨水价，与威立雅无关
如今名声远播的威立雅，比中法水务进入中国的时间稍晚，而在华项目比中法水务多。
威立雅备受瞩目，源自其参与各地水务市场竞标时屡屡报出的惊人高溢价。
仅以2007年为例：1月，报价17.1亿元，与兰州供水集团签署了45%的股权转让协议；5月，以9.53亿元报价，获得海口水务集团新组建的给排水一体化项目49%的股权，报价超过标的约3倍；9月，以21.8亿元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的股权转让项目，出价超出净资产3倍。
外资不是活雷锋，高溢价收购，让人不免怀疑未来将以高水价抵偿。
对此，威立雅水务公司没有正面答复。但有业内人士认为，除了水价上涨的预期，高溢价可能还有其他理由：兰州供水系统很落后，漏失率高，对威立雅来讲，越落后机会越大。比如说漏失率40%，通过它的技术，变成20%，省下来的20%就变成了利润。
受兰州市国资委委托，大岳咨询公司参与了该市供水集团股权转让方案从制订到招商、谈判、协议签署的整个过程。这家公司为全国20多个省会城市的水务项目提供过咨询服务。
该公司负责兰州项目的经理蔡建升对本刊记者说，威立雅看好兰州水务市场，是因为合资公司在兰州水务市场具有很好的成长空间。“未来30年，兰州市所有的供水都只有这一家，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另外，工商企业用水实际上对一个城市的用水量来说起决定作用，这个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蔡建升介绍说，威立雅进入兰州当年，兰州市的日供水量就从50万吨提高到了70余万吨。
有媒体报道，自从威立雅1997年进入天津，10多年时间，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先后上调了8次，由每吨0.68元提高到3.4元，上涨了4倍。
天津自来水集团总经理刘天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天津的水价在全国是最高的。”天津水价的高企，是威立雅入股的结果吗？
在2007年9月参股天津市北水业之前，威立雅天津项目只是合作水厂，不包括管网。因为只做水厂卖水，肯定是按协议价出售的。“这种合作模式和我们现在这种全方位面对客户的合作模式不一样，如果是后者，涨价是要经过物价局的。”
“威立雅以前在天津做的是污水厂，2008年才开始做自来水，份额也不大，涨8次价的是天津市国有供水企业，跟威立雅应该没有关系。”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说。
“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在涨水价，威立雅和中法水务的项目分别也不过20来个，占我国600个城市总水量的比重非常小。再说，北京、西安、沈阳、南京等城市的水务公司都没有外资背景，这些城市水价都在涨。很明显，涨价不是外资引起的。”金永祥这样认为。
自来水的成本是一团迷雾
金永祥认为，最近各地水价频频上涨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前几年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很多城市水价未能上涨，现在通货膨胀压力小了，调价的机会又来了；二是现在很多供水企业已经难以为继，设备无力维修，有的甚至发不出工资来。
“当然，你可以质疑多出了钱未必一定能带来水质的改善，但这不是该不该涨价的问题，是政府监管水平到不到位的问题了。”金永祥说。
“现在很多自来水公司都是亏损的，中小城市的自来水公司60%以上亏损。亏损的原因需要分析。如果是因为经营不善而亏损，我觉得不能涨价。所以，必须搞清楚自来水的成本。”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秘书长马勒思认为，这个事情现在还是一团迷雾。
在马勒思看来，迷雾主要来自两大块建设支出是否计入水务成本，要明确说法：一是供水管网；二是上游水源地。
“自来水投资加上管网，政府投了八九十亿，这部分资产要不要增值？如果要增值，每年即使增值2%左右，老百姓也受不了。还有新建管网，投资非常大，一个新区，自来水投资至少二三十亿，靠收水费还不现实。但资本是有成本的，这部分谁来承担？上游水源地建设投资巨大，一个水库少则十几亿，多则几十亿，政府是不是将其作为公益性事业，这部分投入算不算到自来水成本里去？”
马勒思主张，管网和水源地保护，都应由政府承担，在此基础上计算企业的运营成本，才有意义。
蔡建升告诉本刊记者，在以前政府负责投入的时候，业内公认的水务企业平均运行成本，大约在每立方米0.5~0.6元，但这还不是一个全成本的概念。除运行成本外，水务成本还应包括折旧、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内容。
“你可以统计下从2002年到2009年，电费涨了多少。”孙明华说，对重庆中法而言，电价是其主要的运营成本。
与合资企业不同，蔡建升介绍，对国有企业而言，除了电费，人工费占运营成本的将近一半，是占比最大的部分。“但这一块的问题又不是企业能够决定的，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一些政府的责任，包括相当一部分政策性就业。”
市场化不是政府甩包袱的手段
2002年12月，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2003年，全国各地推出大量项目，进行城市公用基础设施产业化、民营化。
市场化显然能解决国有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横行的弊端，但问题是，作为公共产品，供水市场化和公益性之间究竟该如何平衡？
按马勒思的设想，“只要把成本搞清楚，不妨市场化，国企、外企、民企都可以竞争，谁经营得更有效、成本更低就给谁，市民享受的服务质量就会更高。”
但蔡建升告诉本刊记者的一件事或许值得注意：在威立雅掏出的竞购兰州供水集团股份的17.1亿元中，政府拿走了7亿，兰州威立雅只留下了10.1亿元。“那部分股份价值是3.5亿元，政府相当于投资翻番了。”
而兰州最近的水价上涨，据蔡建升说，那是“威立雅进来之前就制订好的，5年之内应该是有两次调价计划，目的是理顺价格体制、解决历史欠账”。
蔡建升认为，市场化以后，政府应该转变职能，从投资、建设、经营主体转变为代表消费者对市场进行监管的主体。“当然，政府如果有财政支付能力，管网建设、上游水利工程建设最好是由政府来承担。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不具备这个能力，一些国有自来水公司目前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
在商务部外资司服务业处处长吴宗弟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地方财力不够，有点钱也会去投那种明显能创造GDP的项目，真正拿出钱投到水务上去的很少。”
“水价问题归根到底是两点：其一，政府应该先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然后再引入市场化的力量。市场化一定不能是政府甩包袱的手段，不管是国企经营还是市场化，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是要担当起来的。各地的自来水成本都不一样，要搞清楚哪部分老百姓承担，哪部分政府承担。其二，‘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同样适用于自来水，老百姓出‘一分钱’，水务企业就应该提供‘一分货’。”马勒思如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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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7年没涨水价，我们的压力很大”
如今已经是中国境内最大的两家外资水务企业之一的中法水务，于上世纪90年代初试水中国大陆水务市场。
中法水务执行副总裁孙明华告诉本刊记者，因相关政策所限，他们前期的十多个合作项目，都是只负责水厂的管理，“处理后的水卖给中方，中方通过其管网供给客户”。
2002年，国家出台开放管网政策时，中法水务正在重庆谈合资项目。“自此，我们就开始提供管网和客户服务，后面谈的项目都是全方位的，和前面的模式完全不同。”
孙明华介绍说，中法水务目前在中国大陆的22个项目，都是以合资公司为平台，以前中外双方的股份比例多少不一，现在大多各半。
重庆项目是孙明华亲自参与谈判的。当时，重庆北部地区的建设刚刚起步，新区内连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促成中法水务与重庆水务集团合作的，是时任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他的支持对这个项目谈判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谈得很顺利，破了纪录，一般都得谈两三年，这个项目不到一年就签了合同。”
合同约定，50年内，重庆的水务实施“划江而治”：长江和嘉陵江以北的三北地区，供水归合资的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下称“重庆中法”）负责，江南主城区供水，仍由重庆市水务集团负责。在合资公司中，中法水务占股60%，以现金入股；重庆水务占40%，以资产入股。
重庆中法通过扩建，已由最初20多万吨的日供水能力，达到今天的545万吨日产能，合资公司每年的供水量，以12~15%的速度递增。此外，今年初，重庆中法又开始在重庆新区筹建一个日产20万吨的新水厂。
孙明华介绍说，自2002年11月中法水务到重庆后，重庆水价一次都没有涨过，仍然是2.3元/立方米。
“我们的水价跟重庆水务集团一样，它涨价我就涨，它不涨我也不涨。当然，合同也有对水价的规定：如果重大成本上升了，我有权向主管部门提出调整水价的申请，但最后水价调还是不调，调到什么程度，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要开听证会，最后还是要政府来定。”孙明华说。
“重庆7年没涨水价，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一直希望涨水价，不过能不能涨，不是我说了算。”孙明华告诉本刊记者，“重庆水务市场还有重庆水务集团，政府会考虑我们双方的意见，物价局除了到他们那里调研，也到我这里调研。”
天津8次涨水价，与威立雅无关
如今名声远播的威立雅，比中法水务进入中国的时间稍晚，而在华项目比中法水务多。
威立雅备受瞩目，源自其参与各地水务市场竞标时屡屡报出的惊人高溢价。
仅以2007年为例：1月，报价17.1亿元，与兰州供水集团签署了45%的股权转让协议；5月，以9.53亿元报价，获得海口水务集团新组建的给排水一体化项目49%的股权，报价超过标的约3倍；9月，以21.8亿元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的股权转让项目，出价超出净资产3倍。
外资不是活雷锋，高溢价收购，让人不免怀疑未来将以高水价抵偿。
对此，威立雅水务公司没有正面答复。但有业内人士认为，除了水价上涨的预期，高溢价可能还有其他理由：兰州供水系统很落后，漏失率高，对威立雅来讲，越落后机会越大。比如说漏失率40%，通过它的技术，变成20%，省下来的20%就变成了利润。
受兰州市国资委委托，大岳咨询公司参与了该市供水集团股权转让方案从制订到招商、谈判、协议签署的整个过程。这家公司为全国20多个省会城市的水务项目提供过咨询服务。
该公司负责兰州项目的经理蔡建升对本刊记者说，威立雅看好兰州水务市场，是因为合资公司在兰州水务市场具有很好的成长空间。“未来30年，兰州市所有的供水都只有这一家，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另外，工商企业用水实际上对一个城市的用水量来说起决定作用，这个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蔡建升介绍说，威立雅进入兰州当年，兰州市的日供水量就从50万吨提高到了70余万吨。
有媒体报道，自从威立雅1997年进入天津，10多年时间，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先后上调了8次，由每吨0.68元提高到3.4元，上涨了4倍。
天津自来水集团总经理刘天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天津的水价在全国是最高的。”天津水价的高企，是威立雅入股的结果吗？
在2007年9月参股天津市北水业之前，威立雅天津项目只是合作水厂，不包括管网。因为只做水厂卖水，肯定是按协议价出售的。“这种合作模式和我们现在这种全方位面对客户的合作模式不一样，如果是后者，涨价是要经过物价局的。”
“威立雅以前在天津做的是污水厂，2008年才开始做自来水，份额也不大，涨8次价的是天津市国有供水企业，跟威立雅应该没有关系。”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说。
“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在涨水价，威立雅和中法水务的项目分别也不过20来个，占我国600个城市总水量的比重非常小。再说，北京、西安、沈阳、南京等城市的水务公司都没有外资背景，这些城市水价都在涨。很明显，涨价不是外资引起的。”金永祥这样认为。
自来水的成本是一团迷雾
金永祥认为，最近各地水价频频上涨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前几年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很多城市水价未能上涨，现在通货膨胀压力小了，调价的机会又来了；二是现在很多供水企业已经难以为继，设备无力维修，有的甚至发不出工资来。
“当然，你可以质疑多出了钱未必一定能带来水质的改善，但这不是该不该涨价的问题，是政府监管水平到不到位的问题了。”金永祥说。
“现在很多自来水公司都是亏损的，中小城市的自来水公司60%以上亏损。亏损的原因需要分析。如果是因为经营不善而亏损，我觉得不能涨价。所以，必须搞清楚自来水的成本。”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秘书长马勒思认为，这个事情现在还是一团迷雾。
在马勒思看来，迷雾主要来自两大块建设支出是否计入水务成本，要明确说法：一是供水管网；二是上游水源地。
“自来水投资加上管网，政府投了八九十亿，这部分资产要不要增值？如果要增值，每年即使增值2%左右，老百姓也受不了。还有新建管网，投资非常大，一个新区，自来水投资至少二三十亿，靠收水费还不现实。但资本是有成本的，这部分谁来承担？上游水源地建设投资巨大，一个水库少则十几亿，多则几十亿，政府是不是将其作为公益性事业，这部分投入算不算到自来水成本里去？”
马勒思主张，管网和水源地保护，都应由政府承担，在此基础上计算企业的运营成本，才有意义。
蔡建升告诉本刊记者，在以前政府负责投入的时候，业内公认的水务企业平均运行成本，大约在每立方米0.5~0.6元，但这还不是一个全成本的概念。除运行成本外，水务成本还应包括折旧、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内容。
“你可以统计下从2002年到2009年，电费涨了多少。”孙明华说，对重庆中法而言，电价是其主要的运营成本。
与合资企业不同，蔡建升介绍，对国有企业而言，除了电费，人工费占运营成本的将近一半，是占比最大的部分。“但这一块的问题又不是企业能够决定的，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一些政府的责任，包括相当一部分政策性就业。”
市场化不是政府甩包袱的手段
2002年12月，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2003年，全国各地推出大量项目，进行城市公用基础设施产业化、民营化。
市场化显然能解决国有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横行的弊端，但问题是，作为公共产品，供水市场化和公益性之间究竟该如何平衡？
按马勒思的设想，“只要把成本搞清楚，不妨市场化，国企、外企、民企都可以竞争，谁经营得更有效、成本更低就给谁，市民享受的服务质量就会更高。”
但蔡建升告诉本刊记者的一件事或许值得注意：在威立雅掏出的竞购兰州供水集团股份的17.1亿元中，政府拿走了7亿，兰州威立雅只留下了10.1亿元。“那部分股份价值是3.5亿元，政府相当于投资翻番了。”
而兰州最近的水价上涨，据蔡建升说，那是“威立雅进来之前就制订好的，5年之内应该是有两次调价计划，目的是理顺价格体制、解决历史欠账”。
蔡建升认为，市场化以后，政府应该转变职能，从投资、建设、经营主体转变为代表消费者对市场进行监管的主体。“当然，政府如果有财政支付能力，管网建设、上游水利工程建设最好是由政府来承担。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不具备这个能力，一些国有自来水公司目前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
在商务部外资司服务业处处长吴宗弟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地方财力不够，有点钱也会去投那种明显能创造GDP的项目，真正拿出钱投到水务上去的很少。”
“水价问题归根到底是两点：其一，政府应该先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然后再引入市场化的力量。市场化一定不能是政府甩包袱的手段，不管是国企经营还是市场化，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是要担当起来的。各地的自来水成本都不一样，要搞清楚哪部分老百姓承担，哪部分政府承担。其二，‘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同样适用于自来水，老百姓出‘一分钱’，水务企业就应该提供‘一分货’。”马勒思如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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