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信用危机将集中爆发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官员,企业家,诚信,社会发展
- 发布时间:2011-08-11 14:50
未来几年，以商品质量为核心的市场信用问题和以公共产品质量为核心的政府公信力问题很容易产生共振，由此导致信用危机集中爆发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从个人、企业到政府，皆有责任遵守社会契约，不失信于人。
目前中国的整体信用环境如何？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信用危机？带着这些问题，《小康》杂志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教授。
章政认为，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其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关系。它不仅包括道德层面的“践约”行为，还包括经济层面的价值运动和社会层面的制度规范。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由道德、经济、法律、社会等多个方面构成的制度体系。一个完备、有效的社会诚信体系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
对官员、企业家诚信的质疑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
《小康》：在最讲诚信的职业群体排名中（共33个选项），前五名依次是：军人、农民、学生、教师、农民工；第六到十名是：警察、法官、记者、普通公务员、律师；与之对应的是，政府官员排名18，民营企业家排名19，国企领导排名21，房地产老板排名28。而且从连续6年的排名看，军人、农民、农民工的名次一直靠前。您认为这个排名反映了什么？
章政：这是一个比较可悲的数字，背后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诚信是一个社会、经济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它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调查中靠前的是工农兵学，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最普通的自然人依然被认为是最守信用的人。值得欣慰的是，在前十名中，代表一定公权的个体，如警察、法官、记者等也榜上有名，说明大家对他们也比较认可。但不管如何，工农兵学位居前列，说明支撑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依然是个体和自然人，说明我们在信用建设上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处于以自然人个体为核心的层面。
诚信从“个体”不断向“群体和组织”发展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现在中国处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诚信出现问题是因为具备引发问题的条件，相对于学生、农民而言，企业家、政府官员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具有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放大效应，进而具备了引发问题的条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政府和企业发挥巨大作用，但社会对官员、企业家诚信的质疑，将成为今后影响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这是令人十分担忧的。
《小康》：从问卷来看，民众流露出对信用问题的担忧比较多。
章政：现在社会上有一个现象：“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人们总觉得吃肉是应该的，出问题是不应该的。
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意识多元化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转变使人们的行为、道德以及价值判断充满矛盾，容易对现实感到悲观。这个过程就犹如一个离开了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行人，在路上行走当然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同样道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点问题是必然的，不出问题才是奇怪的。对于当前的社会信用问题也应该以积极、全面的视角来看待。
物质层面的信用问题容易解决，制度层面的信用危机才最可怕
《小康》：什么是信用？信用的内涵是什么？
章政：信用的第一个层面是诚信，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基本的道德修养。诚信说穿了就是自我约束，每一个人都可以走的很高、很远，但最难的是走出自我，约束自我。
信用的第二个层面是制度。信用是一整套制度体系。由于城市文明面对的是不特定的多数者，而农村文明面对的是特定的少数者。在一个很小的村落社会里，只要加强自我约束，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但是，当经济规模和活动范围放大之后，在各种利益的诱惑和驱动下，仅强调自我约束已远远不够，必须同时加强制度约束，比如建立一套科学的信用评价制度等。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已指出的那样，“人非天使，政府也非天使”，权利必须有制约。
信用的第三个层面是一种社会活动的高级形态，即信用社会。通过信用往来和信用经济活动，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类过得更好。社会信用发展的结果，就是要使每一个人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从追逐个人利益转向关心群体利益，这才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真正标志。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家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整体诚信度较高，从50年代开始依次递减，到90年代，社会诚信度达到冰点。21世纪以来又有好转。社会的变迁与诚信度的关系是什么？
章政：改革开放前，人与人没有更多的利益往来，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供给制下的合作关系，人的经济行为是受阻隔的、不完整的。所以那个时候，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单纯和简单。
到了今天，人们的需求95%以上是由市场来满足的，人与人的关系需要重新梳理和定位。特别是90年代，商品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准则并没有与之同步。
今天，中国人口的46%已经生活在城市，但我们却缺少应有的市民文化，缺乏城市文明和市民精神。不客气地说，中国仍然处在古老的乡村文明之中，“熟人社会”就是真实写照。农村社会中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让我们做事不会考虑别人。这种以邻为壑、唯利是图、麻木不仁的行为模式，到了90年代后期，由于个别行业、企业、产品和监管问题的曝光，引发了人们对企业、政府管理的质疑，引起了新的社会不安。
社会进步必须以诚信水平的提升为前提和保障。如果只有财富增加，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行为标准和制度体系的建设，财富增加带来的可能是新的危机。
《小康》：未来几年，中国的社会诚信度将提高还是降低？
章政：我们认为，物质层面的信用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而制度层面的信用危机才是最可怕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什么民众对信用问题如此担忧？一个深层原因，就是物质增长和精神建设的不同步。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从空中俯视中国的任何一座大城市，你会发现它可以与当今欧美最繁华的大都市媲美。但今年夏天的几场大雨让我们的城市一次次变成了泽国，城市的软肋暴露无遗。原因在于，这些年我们往往关注的是地上的、看得见的、有形的部分，城市地下的、内部的、看不见的东西并没有认真建设。同样道理，30多年来，能够看见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有成倍提高，但眼睛看不见的产品质量和运行规则，即人们的诚信意识和道德水准并没有相应的提升，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信用制度建设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在现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信用问题很容易从商品问题转为制度问题，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等更高形态发展。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尽快改变，未来几年，以商品质量为核心的市场信用问题和以公共产品质量为核心的政府公信问题很容易产生共振，由此导致信用危机集中爆发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此，为了解决市场信用和政府公信力两个难题，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和制度建设是根本之道。
诚信是要把天堂和地狱都放在心中
《小康》：如何解决当前的信用危机？
章政：社会诚信危机发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缺乏对个人的约束和对权力的制约；二是信用制度设计不完善。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另一方面是人际关系的扭曲。因此，解决信用危机应该从高处着眼、低处着手。高处是指各级政府信用制度建设，低处是指每个公民生活行为准则的建立，做到知行合一，构建具有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的制度体系。
《小康》：在与信用相关的顶层设计方面，您的想法是什么？
章政：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讲话时指出，目前有四种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种危机和信用体系建立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因为在中国，诚信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建立信用体系，首先需要澄清几个问题：第一，信用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不可能包打天下，社会信用体系不可能解决市场经济的所有问题；第二，信用体系解决的是人与人、人与组织在市场活动中的基本关系问题，解决不了人们在政治、思想觉悟上的提升问题；第三，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侧重点不同，现在中国的核心问题是解决经济运行的质量问题。
《小康》：有人认为，中国的信用问题，与中国人的信仰缺失有关系。
章政：我们认为，信仰是一种奉献，信仰可以产生爱心、培养人的诚实。但把信用危机的产生仅仅归结为信仰缺失未免太简单。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最需要的是爱心。什么是爱心？我们认为，爱心就是一种社会共同体意识、建设合作型社会。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意识，生活在社会中，你既是你又不是你。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单一的个体，你需要别人，别人也需要你，大家都有着共同的责任和担当。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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