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本田工资集体协商案始末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南海,本田,罢工,劳资谈判
- 发布时间:2011-08-11 15:19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历时19天，由“防卫性”向“争取性”转变，成为工资集体协商成功的第一例，经过一年多拉锯式的谈判协商，工会重新领导了劳资谈判的方向，使之成为广东处理工业集体行动类劳动纠纷的新模式
611元，这是南海本田数百员工与资方持续协商一年后的战果。
相对工人们最初提出“增加工资800元”的要求而言，这不是最好的答案，但却是双方在拉锯式谈判中达成最大共识的现实结果。对劳资双方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6月25日，广东省创先争优党工共建暨南海本田工资集体协商会在佛山举行，政府、工会、厂商及工人代表进行了最后一次协商，南海本田资方“一锤定音”：为一线工人每月增加611元工资收入，比原先工资1921元增加了32%。
广东省总工会巡视员孔祥鸿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历时19天，是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罢工事件，但却是由“防卫性罢工”向“争取性罢工”的变身，造就了工资集体协商成功的第一例。
突发性“罢工”引发的连环事件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事发偶然，却由来有之。
湖南人谭国成在南海本田工作三年之久，但是工资一直很低，最多的一次调资只增加了48元。他在2010年4月份递交了辞职报告，在决定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职业时，谭国成决定做一件事情，为其他工友们争取利益。
工友陈诚告诉《小康》记者，去年5月17日，谭国成像往常一样坐着公司的大巴吃完早餐来到车间，还没有开工就带领工人们罢工，罢工的消息以短信的方式在各个车间的工友中迅速传播开，一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也放下了手头的活儿。由于工厂采取流水线作业，任何一个环节停工，将导致整个生产停顿。由于组装科停工，整条流水线陷入停顿。此时，大部分工人被动地卷入停工，但大多数工人仍坐在流水线旁。
罢工持续到中午，管理方透过翻译，向大家承诺，在5月21日将给员工满意答复。当天下午3点多，当午班工人到厂时，停顿4个钟头的流水线又重新忙碌起来。
2010年春节后进入南海本田的陈诚，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只有1100元左右，除掉抽烟、手机费等日常开支之后，每个月所剩无几。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方工作人员的收入，“差异大到几乎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陈诚说，首先是人事安排方面的不公平，科长及以上级别管理人员均为日方人员，中方大部分都是一线工人，而日方部长级的管理人员，每月收入可达10万元人民币以上。日方经常会派支援者过来南海厂，支援者吃住行全包，每天还有300多美金的补助，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工资。
接下来的5月20、21日，劳资双方展开了两次谈判。组装、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等5个科每科选出了两名工人代表以及各班班长，管理方的谈判人员则包括了总经理在内的四名高管，企业工会人员也悉数到场。
工人的谈判目标清晰而简洁：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资，未来工资年度增幅不低于15%。
对于工人们的加薪要求，管理方认为是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事情，首次协商搁浅。5月21日，南海本田公布了加薪方案，工厂所有正式员工加薪55元，实习生暂不加薪。但该加薪方案令所有工人再次感到不满，并被认为是资方无诚意加薪，敷衍了事。
次日中午11点，罢工队伍扩大到300多人，密密麻麻地站在公司的篮球场上。此时，工厂的广播突然响起，宣布公司解除谭国成和另一位罢工者的劳动合同，也就是“开除”。当天他俩便收到了通知书：“鉴于你有参与集体惰工……行为，以及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公司命令的行为，违反了公司就业规则，现根据公司就业规则73条之规定予以辞退。”
这一强行辞退的“施压”，反而激起了工人们同仇敌忾的行动。
从5月23日起，为了防止日方拍照报复，罢工者开始穿上统一的白色工作服和戴着口罩聚集。次日，工人们收到由资方发放的“绝不领导、参与怠工、停工等活动……”的承诺书，但大多数人对此不屑一顾，为回应厂方发放的《承诺书》，工人代表当天草拟了6点包括加薪的工人要求。此外，还特别提出，要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各相关工作人员。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与以往的罢工事件性质完全不一样，过去大部分都是‘防卫性罢工，而此次则为’争取性罢工‘。”孔祥鸿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防卫性罢工是要把失去的要回来，争取性罢工是想得到更多的应得利益，是一种新型维权。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媒体关注，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也被认为是中国劳资关系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工会从“被抛弃”到“回归”
在这次劳资博弈的事件中，南海本田的工会角色显得特别尴尬。
事实上，工人们曾多次向厂方及工会反映增加工资的要求，但都没有得到认可，南海区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小康》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本田是日资企业，政府不便于干涉。而工会则认为，这是劳资纠纷，工会最多只能提供一个协商平台，无权左右工人工资的升或降。
由于种种原因，在劳资矛盾冲突中，工会要么袖手旁观，较少作为，要么反而站在企业一边。在很多工人看来，工会仅仅是收收会费，传递一下企业及上级指示而已，“维稳”作用远远大于“维权”的作用。
2010年6月4日，劳资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工资协商，“工会完全被职工抛弃了”，孔祥鸿直言。当天下午3时许，30个在工人之间自发产生的协商代表与资方5名代表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首次协商工人的待遇问题。
资方提出了新的工资调整方案，在基本工资增加200元，补贴增加166元的基础上再增加特别奖金134元。该特别奖金以12个月计，在春节前一次性发放。职工代表对新方案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希望特别奖金分两次发放，国庆前发放10个月的特别奖金，次年春节前发放剩余的2个月特别奖金。对于中途离职的，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即具体计算至工作日）。二是原以2个月工资为标准的年终奖金的发放，不受以上特别奖金影响，仍按原方案执行。
资方当即同意职工的要求。但职工方再次要求，把补贴增加166元中的100元，放到基本工资里面，即基本工资300元、补贴66元。资方代表要求休会进行讨论。经讨论后，资方代表同意了职工的要求。
但这时候，由于30名职工代表缺乏共识，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部分职工代表不认可资方的方案，有的甚至认为不接受增加工资800元的要求就拒绝复工。由于职工代表意见不统一，协商被迫中止，等待职工方代表形成统一意见。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高潮教授认为，南海本田的工会在罢工事件前基本上处于少有作为的状况。停工发生后，由于得不到工人们的信任，企业工会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压力下，市、区、镇党委和行政领导不得不积极介入，与工人对话和组织集体谈判。由于缺少工会这样的组织环节，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同时，工人对工会和政府都处于不信任状态，这就使得组织集体谈判极为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南海本田停工和谈判延续了19天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后，官方的引导显得相当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对职工代表做开导和指引工作，决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是否接受资方的方案。随后，职工代表进行“站队式”投票，30名代表中25人同意接受资方方案。
协商结果为每月增加基本工资300元，补贴66元，每月增加特别奖金134元，员工实际增加收入500元。在现场的所有职工代表鼓掌通过后，双方首席代表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协议》。
在整个协商过程中，职工代表们对工会明显的不信任，无视工会的存在。这令曾为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的孔祥鸿及各级工会领导深感尴尬。孔祥鸿认为，推进基层工会的规范化、民主化建设势在必行，也是工资集体协商必经之路。
之后，在广东省市区镇四级工会联合工作组的指导下，企业工会开展了为期半年的规范化建设，民主选举了工会小组长、车间分会委员、主席和增选了公司工会委员、副主席，完善了三级组织网络并有序有效运作，为发挥工会代表职工权益，开展集体协商奠定了群众和组织基础。工会工作组进驻南海本田后，孔祥鸿向资方高层提出要实现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化，南海本田事业治理部部长伊藤先生问：“我们跟工会谈判就可以了吗？”
“是的，在集体协商中，你们的对手就是工会，这是法律规定的。”然后，孔祥鸿把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告诉他，伊藤灿然一笑说：“那很好！”
劳资双方的再博弈
虽然工人们于当年的6月5日开始复工，但关于工资薪酬如何调整，始终处于僵持未解的状态。其间，南海本田资方曾提出将职工月工资增加50元、80元、200元、300元……不断加大的“让步”幅度，并未让谈判获得成功。
在半年的拉锯战后，新组成的南海本田工会开始发力。
2010年12月18日和12月24日，劳资双方进行第二次协商，主要是针对2010年年末奖金的发放情况。企业方提出了2个月的基本工资+职能工资作为年度奖金的方案，工会代表坚决不同意，并同时要求加到4.5个月，此提议也遭到资方的否决，双方要价差距很大。
在进行了多回合的谈判后，在孔祥鸿的斡旋下，双方同意以公司2010年实现利润和劳动生产率为主要依据来决定年终奖金的发放额度，最终达成3.5个月的一致意见。
2011年2月15日，企业方向工会提出2011年的工资调整方案，包括基本工资的调整、职能工资体系的调整、评价制度的修改以及引入根据服务年限自动调整等级制度。其中增加工资431元最为引人注目，由于调整的内容比较多，工会方要求先了解清楚本次工资调整方案，征集职工意见后，再与企业方讨论。
这一次，工会扎扎实实地进行了工作，经过分别召开班长、工会干部、职工代表等恳谈会，广泛收集职工意见后，向企业方提出增加工资880元的方案。
431：880，劳资双方对增加工资的数额差距近一倍。企业方表示要对工会的方案进行研究，约定在一周内举行工资集体协商第三次会议。
３月１日劳资双方举行第三次工资集体协商会议。企业方给出的调整方案是：普通职工Ⅰ级工资总体上调531元，增幅为27.7%，较最初方案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其他各等级进行相应调整，但较工会方要求的880元仍有较大差距。职工代表认为资方“诚意不够”。
企业方代表曾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总体工资上调561元，奖金增加33元，即在原来方案的基础上增加63元。并表示这是最后的方案！如果工会不赞成，以前所有协商方案将清零，最终将提交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仲裁！
谈判面临崩盘危险，孔祥鸿要求劳资双方彼此尊敬，互相让步以告竣最终方案。
职工方协商代表30人在企业方代表暂时退场后进行了讨论，代表们不同意接受最后方案，认为如果接受了，工会在职工中的地位会受到很大影响，又觉得如果企业能再让一步，可以接受。代表们都问孔祥鸿：“如果如企业方那样提请政府部门仲裁，工会能赢吗？”孔祥鸿想了一下，很简单地说：“有可能会输！”
孔祥鸿解释说，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的集体性劳动争议，没有被纳入《条例》之中，因此，政府有关部门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可能受理这一仲裁请求，这意味着这种类型的劳动争议如何解决还没有法律规范。
最重要的是资方此时提出的增资方案，工资增幅已经达到27%，远高于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的2011年工资集体协商指导线的高线（指导线的高线是17%，中线是12%，低线是7%），也高于省人民政府2011年最低工资标准18.6%的增幅。也就是说，企业已经超标准执行了政府的有关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有关部门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企业方的仲裁请求，工会赢的可能性很小。
最终，在孔祥鸿的紧急斡旋下，企业方承诺将奖金增添为50元，总额度达到611元。
孔祥鸿坦言，南海本田工资协商的成功，除了各级工会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外，不可忽视的是本田企业行政管理层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他们尊重工会，重视职工的权益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劳资双方互相尊重彼此的利益追求，并在协商中互相让步，这是工资集体协商应有的前提与原则。
停工一天，本田在中国的五个厂区损失产值达2.4个亿，“招工难”的劳动力市场压力，迫使他们尽快设法协商。对那些利润空间比较大的制造业企业来说，他们不得不面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的现实，不得不从利润中让出一部分来满足职工持续性增加工资的诉求。可以说，这是工会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通过工资集体协商促进职工收入增长、缓解企业和社会分配矛盾的好时机。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工资集体协商已尘埃落定，“增加工资并不是越高越好，只有持续增长才能促进企业利润和工人利益的良性循环。”身与其事的孔祥鸿说。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高潮教授则认为，南海本田事件的博弈开启了广东处理集体行动类劳动纠纷的新模式：以地方工会为主导、以行业协会为重要协调方、以地方政府为中间人的“事后集体谈判机制”，和以企业工会民主化为基础的“事前集体谈判制度”制度尝试。
文｜《小康》记者刘建华
……
611元，这是南海本田数百员工与资方持续协商一年后的战果。
相对工人们最初提出“增加工资800元”的要求而言，这不是最好的答案，但却是双方在拉锯式谈判中达成最大共识的现实结果。对劳资双方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6月25日，广东省创先争优党工共建暨南海本田工资集体协商会在佛山举行，政府、工会、厂商及工人代表进行了最后一次协商，南海本田资方“一锤定音”：为一线工人每月增加611元工资收入，比原先工资1921元增加了32%。
广东省总工会巡视员孔祥鸿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历时19天，是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罢工事件，但却是由“防卫性罢工”向“争取性罢工”的变身，造就了工资集体协商成功的第一例。
突发性“罢工”引发的连环事件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事发偶然，却由来有之。
湖南人谭国成在南海本田工作三年之久，但是工资一直很低，最多的一次调资只增加了48元。他在2010年4月份递交了辞职报告，在决定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职业时，谭国成决定做一件事情，为其他工友们争取利益。
工友陈诚告诉《小康》记者，去年5月17日，谭国成像往常一样坐着公司的大巴吃完早餐来到车间，还没有开工就带领工人们罢工，罢工的消息以短信的方式在各个车间的工友中迅速传播开，一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也放下了手头的活儿。由于工厂采取流水线作业，任何一个环节停工，将导致整个生产停顿。由于组装科停工，整条流水线陷入停顿。此时，大部分工人被动地卷入停工，但大多数工人仍坐在流水线旁。
罢工持续到中午，管理方透过翻译，向大家承诺，在5月21日将给员工满意答复。当天下午3点多，当午班工人到厂时，停顿4个钟头的流水线又重新忙碌起来。
2010年春节后进入南海本田的陈诚，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只有1100元左右，除掉抽烟、手机费等日常开支之后，每个月所剩无几。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方工作人员的收入，“差异大到几乎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陈诚说，首先是人事安排方面的不公平，科长及以上级别管理人员均为日方人员，中方大部分都是一线工人，而日方部长级的管理人员，每月收入可达10万元人民币以上。日方经常会派支援者过来南海厂，支援者吃住行全包，每天还有300多美金的补助，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工资。
接下来的5月20、21日，劳资双方展开了两次谈判。组装、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等5个科每科选出了两名工人代表以及各班班长，管理方的谈判人员则包括了总经理在内的四名高管，企业工会人员也悉数到场。
工人的谈判目标清晰而简洁：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资，未来工资年度增幅不低于15%。
对于工人们的加薪要求，管理方认为是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事情，首次协商搁浅。5月21日，南海本田公布了加薪方案，工厂所有正式员工加薪55元，实习生暂不加薪。但该加薪方案令所有工人再次感到不满，并被认为是资方无诚意加薪，敷衍了事。
次日中午11点，罢工队伍扩大到300多人，密密麻麻地站在公司的篮球场上。此时，工厂的广播突然响起，宣布公司解除谭国成和另一位罢工者的劳动合同，也就是“开除”。当天他俩便收到了通知书：“鉴于你有参与集体惰工……行为，以及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公司命令的行为，违反了公司就业规则，现根据公司就业规则73条之规定予以辞退。”
这一强行辞退的“施压”，反而激起了工人们同仇敌忾的行动。
从5月23日起，为了防止日方拍照报复，罢工者开始穿上统一的白色工作服和戴着口罩聚集。次日，工人们收到由资方发放的“绝不领导、参与怠工、停工等活动……”的承诺书，但大多数人对此不屑一顾，为回应厂方发放的《承诺书》，工人代表当天草拟了6点包括加薪的工人要求。此外，还特别提出，要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各相关工作人员。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与以往的罢工事件性质完全不一样，过去大部分都是‘防卫性罢工，而此次则为’争取性罢工‘。”孔祥鸿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防卫性罢工是要把失去的要回来，争取性罢工是想得到更多的应得利益，是一种新型维权。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媒体关注，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也被认为是中国劳资关系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工会从“被抛弃”到“回归”
在这次劳资博弈的事件中，南海本田的工会角色显得特别尴尬。
事实上，工人们曾多次向厂方及工会反映增加工资的要求，但都没有得到认可，南海区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小康》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本田是日资企业，政府不便于干涉。而工会则认为，这是劳资纠纷，工会最多只能提供一个协商平台，无权左右工人工资的升或降。
由于种种原因，在劳资矛盾冲突中，工会要么袖手旁观，较少作为，要么反而站在企业一边。在很多工人看来，工会仅仅是收收会费，传递一下企业及上级指示而已，“维稳”作用远远大于“维权”的作用。
2010年6月4日，劳资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工资协商，“工会完全被职工抛弃了”，孔祥鸿直言。当天下午3时许，30个在工人之间自发产生的协商代表与资方5名代表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首次协商工人的待遇问题。
资方提出了新的工资调整方案，在基本工资增加200元，补贴增加166元的基础上再增加特别奖金134元。该特别奖金以12个月计，在春节前一次性发放。职工代表对新方案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希望特别奖金分两次发放，国庆前发放10个月的特别奖金，次年春节前发放剩余的2个月特别奖金。对于中途离职的，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即具体计算至工作日）。二是原以2个月工资为标准的年终奖金的发放，不受以上特别奖金影响，仍按原方案执行。
资方当即同意职工的要求。但职工方再次要求，把补贴增加166元中的100元，放到基本工资里面，即基本工资300元、补贴66元。资方代表要求休会进行讨论。经讨论后，资方代表同意了职工的要求。
但这时候，由于30名职工代表缺乏共识，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部分职工代表不认可资方的方案，有的甚至认为不接受增加工资800元的要求就拒绝复工。由于职工代表意见不统一，协商被迫中止，等待职工方代表形成统一意见。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高潮教授认为，南海本田的工会在罢工事件前基本上处于少有作为的状况。停工发生后，由于得不到工人们的信任，企业工会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压力下，市、区、镇党委和行政领导不得不积极介入，与工人对话和组织集体谈判。由于缺少工会这样的组织环节，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同时，工人对工会和政府都处于不信任状态，这就使得组织集体谈判极为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南海本田停工和谈判延续了19天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后，官方的引导显得相当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对职工代表做开导和指引工作，决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是否接受资方的方案。随后，职工代表进行“站队式”投票，30名代表中25人同意接受资方方案。
协商结果为每月增加基本工资300元，补贴66元，每月增加特别奖金134元，员工实际增加收入500元。在现场的所有职工代表鼓掌通过后，双方首席代表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协议》。
在整个协商过程中，职工代表们对工会明显的不信任，无视工会的存在。这令曾为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的孔祥鸿及各级工会领导深感尴尬。孔祥鸿认为，推进基层工会的规范化、民主化建设势在必行，也是工资集体协商必经之路。
之后，在广东省市区镇四级工会联合工作组的指导下，企业工会开展了为期半年的规范化建设，民主选举了工会小组长、车间分会委员、主席和增选了公司工会委员、副主席，完善了三级组织网络并有序有效运作，为发挥工会代表职工权益，开展集体协商奠定了群众和组织基础。工会工作组进驻南海本田后，孔祥鸿向资方高层提出要实现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化，南海本田事业治理部部长伊藤先生问：“我们跟工会谈判就可以了吗？”
“是的，在集体协商中，你们的对手就是工会，这是法律规定的。”然后，孔祥鸿把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告诉他，伊藤灿然一笑说：“那很好！”
劳资双方的再博弈
虽然工人们于当年的6月5日开始复工，但关于工资薪酬如何调整，始终处于僵持未解的状态。其间，南海本田资方曾提出将职工月工资增加50元、80元、200元、300元……不断加大的“让步”幅度，并未让谈判获得成功。
在半年的拉锯战后，新组成的南海本田工会开始发力。
2010年12月18日和12月24日，劳资双方进行第二次协商，主要是针对2010年年末奖金的发放情况。企业方提出了2个月的基本工资+职能工资作为年度奖金的方案，工会代表坚决不同意，并同时要求加到4.5个月，此提议也遭到资方的否决，双方要价差距很大。
在进行了多回合的谈判后，在孔祥鸿的斡旋下，双方同意以公司2010年实现利润和劳动生产率为主要依据来决定年终奖金的发放额度，最终达成3.5个月的一致意见。
2011年2月15日，企业方向工会提出2011年的工资调整方案，包括基本工资的调整、职能工资体系的调整、评价制度的修改以及引入根据服务年限自动调整等级制度。其中增加工资431元最为引人注目，由于调整的内容比较多，工会方要求先了解清楚本次工资调整方案，征集职工意见后，再与企业方讨论。
这一次，工会扎扎实实地进行了工作，经过分别召开班长、工会干部、职工代表等恳谈会，广泛收集职工意见后，向企业方提出增加工资880元的方案。
431：880，劳资双方对增加工资的数额差距近一倍。企业方表示要对工会的方案进行研究，约定在一周内举行工资集体协商第三次会议。
３月１日劳资双方举行第三次工资集体协商会议。企业方给出的调整方案是：普通职工Ⅰ级工资总体上调531元，增幅为27.7%，较最初方案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其他各等级进行相应调整，但较工会方要求的880元仍有较大差距。职工代表认为资方“诚意不够”。
企业方代表曾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总体工资上调561元，奖金增加33元，即在原来方案的基础上增加63元。并表示这是最后的方案！如果工会不赞成，以前所有协商方案将清零，最终将提交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仲裁！
谈判面临崩盘危险，孔祥鸿要求劳资双方彼此尊敬，互相让步以告竣最终方案。
职工方协商代表30人在企业方代表暂时退场后进行了讨论，代表们不同意接受最后方案，认为如果接受了，工会在职工中的地位会受到很大影响，又觉得如果企业能再让一步，可以接受。代表们都问孔祥鸿：“如果如企业方那样提请政府部门仲裁，工会能赢吗？”孔祥鸿想了一下，很简单地说：“有可能会输！”
孔祥鸿解释说，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的集体性劳动争议，没有被纳入《条例》之中，因此，政府有关部门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可能受理这一仲裁请求，这意味着这种类型的劳动争议如何解决还没有法律规范。
最重要的是资方此时提出的增资方案，工资增幅已经达到27%，远高于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的2011年工资集体协商指导线的高线（指导线的高线是17%，中线是12%，低线是7%），也高于省人民政府2011年最低工资标准18.6%的增幅。也就是说，企业已经超标准执行了政府的有关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有关部门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企业方的仲裁请求，工会赢的可能性很小。
最终，在孔祥鸿的紧急斡旋下，企业方承诺将奖金增添为50元，总额度达到611元。
孔祥鸿坦言，南海本田工资协商的成功，除了各级工会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外，不可忽视的是本田企业行政管理层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他们尊重工会，重视职工的权益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劳资双方互相尊重彼此的利益追求，并在协商中互相让步，这是工资集体协商应有的前提与原则。
停工一天，本田在中国的五个厂区损失产值达2.4个亿，“招工难”的劳动力市场压力，迫使他们尽快设法协商。对那些利润空间比较大的制造业企业来说，他们不得不面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的现实，不得不从利润中让出一部分来满足职工持续性增加工资的诉求。可以说，这是工会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通过工资集体协商促进职工收入增长、缓解企业和社会分配矛盾的好时机。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工资集体协商已尘埃落定，“增加工资并不是越高越好，只有持续增长才能促进企业利润和工人利益的良性循环。”身与其事的孔祥鸿说。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高潮教授则认为，南海本田事件的博弈开启了广东处理集体行动类劳动纠纷的新模式：以地方工会为主导、以行业协会为重要协调方、以地方政府为中间人的“事后集体谈判机制”，和以企业工会民主化为基础的“事前集体谈判制度”制度尝试。
文｜《小康》记者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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