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民营企业家捐资“促和谐”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低保补助,拆迁补偿,社会,力量
- 发布时间:2011-08-11 15:17
一个名为“和谐贵阳促进会”的团体，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累计筹集专项捐赠资金3420万元，加上各区县和谐促进会筹集的3000多万资金，化解了194个社会矛盾，涉及国企改革、低保补助、涉法涉诉、环境污染、劳动纠纷、拆迁补偿等多个方面
今年5月31日下午，36岁的银行职员周萍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
这个电话承诺帮助她偿还20万元债务，周萍在电话一端悲喜交加。七年前，因无辜被卷入一场房产纠纷，周萍莫名地欠下25万元债务，无奈之下她和家人开始四处上访，向各有关部门反映诉求。
上访四年后，周萍开始变得绝望。但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终于让她如释重负。周萍只是不明白“好事”为什么会从天而降。
天上掉下来的“和谐会”
给周萍打来电话的，是“和谐贵阳促进会”的工作人员。
这是2011年3月25日刚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但其主管部门却是中共贵阳市委统战部。这个由民营企业家、宗教团体负责人、民主党派成员等社会人士组成的社会团体成立三个月来，迅速发展了125名会员。
“一经发动，有关社会人士就主动请缨，并都要求参与化解有一定难度、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该会的工作简报称。
上访多年的周萍，这一次被列为和谐贵阳促进会的帮扶对象。
面色暗黄、眼角也开始下垂，36岁的周萍因为官司羁绊至今未婚，“背着一个官司的事情，哪有心情谈婚论嫁？这官司把我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改变了。不只是我，连90岁的外婆、多病的父母都被牵扯进去，拖累他们这么多年，我真的想过去死。”她陷入痛苦的回忆，久久未能平复。
按照原本的生活轨迹，贵阳人周萍顺利地上学、就业，在这座城市里过得相当舒适。工作第二年，周萍筹划着买一栋房子，当时房价并不高。1998年，周萍从贵州佳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套位于贵阳市环城北路的80平米的住房，房屋总价11万元，与该房相关的所有证明手续皆齐全。三年后，因“手头紧张”，周萍以17万的价格将房屋转卖给雷军。
生活依旧继续，变故却突然袭来。2004年的一天，雷军联系到周萍，称“房子被没收了”。原来，因侵占贵州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资产，周萍买房时的开发商贵州佳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上法院。经法院判决，贵州佳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侵占的资产全部返还给广厦公司，周萍的房子也被法院以追缴赃物名义判给广厦公司。同时，法院以卖房未尽审查义务为由，判决周萍赔偿雷军购房及装修款25万元。这让周萍实在难以接受，在一切努力作废之后，2008年，周萍及其父母开始了漫漫的上访之路。
因为常去信访局上访，贵阳市信访局接待处处长谭堃成了周萍一家的“老熟人”，谭堃告诉《小康》记者，由于周萍的工作朝九晚五，更多的时间里，是她的父母代女上访，巨大的压力、长期的奔波让他们显得比同龄人苍老。
在这三年里，周萍的母亲每天凌晨三点就会自然醒，开始琢磨“今天要到哪里去、找什么人，怎么说”。这位身体孱弱、面色苍白的老人，已记不清往省、市的法院、检察院跑过多少次。她每天看报纸，看到哪个领导将会出席什么活动，就早早去现场排队等候上访。
谭堃说，贵阳市的相关领导都得知了周萍一家的情况，市委书记李军也做出过批示，但由于时间、政策等限制，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和谐促进会成立后，信访局的领导调整了思路，把周萍的案子反映给和谐促进会，在和谐促进会的帮扶下，周萍得到了20万元的捐款，并承诺不再上访。
资助何纪书5万元、救助熊祥永6万元、帮扶马启栋5万元……与周萍相似的例子为数不少，分散出现在和谐促进会的记录上。“和谐贵阳促进会”的这一做法迅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今年4月6日，一篇题为《贵阳市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文章刊印在中央统战部办公厅的文件上作为内部情况交流，分发至各省区市统战系统。
“引入社会力量”是一个创新
作为试水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举措，和谐贵阳促进会的产生并非偶然。
2011年初，在贵阳市委常委会议结束后，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向贵阳市统战部部长刘文新抛出一个问题：“你们非公企业、民主党派能不能帮市委、市政府解决一些社会遗留问题？”
刘文新此后多次调研、走访、座谈，在今年春节前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由统战部来牵头，建立一个以非公经济人士为主体，整合社会各界力量的组织，广泛参与自身领域之外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这是一个创新。”贵州顺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其凡参与了之前的筹备组织工作，他也是和谐贵阳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龙其凡支持成立该组织并担任副会长，他认为社会问题不能全部靠政府去解决。“像一些破产企业存在的问题，如果政府出面解决，可能政府都要破产。”
在此之前，贵阳市也一直在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从2009年9月起，贵阳市成立信访救助基金，每年财政划拨100万元，用于解决那些“于法无据、于情有理”的信访难题。贵阳市信访局副局长赵家祥坦言，这些钱用于解决信访难题显得捉襟见肘。“比如说一个案子10万元，十个案子就用完了。我们这段时间救助信访人用了1000多万元，如果换作信访救助金，要十年才解决得完。所以和谐促进会很有必要成立。”
3月25日，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出席成立大会并为和谐贵阳促进会揭牌。
“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信访疑难案件、社会突出矛盾一时难以化解。”李军在揭牌仪式上说，“在党委、政府充分发挥矛盾化解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引入社会力量有利于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来协调处理。”
成立当天，和谐贵阳促进会印发了《关于开展社会矛盾化解志愿行动的实施方案》，明确了统一战线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工作重点、方法措施和具体步骤。促进会在贵阳市慈善总会开设了捐赠资金专门账户，所有捐赠资金由慈善总会来统一进行监督和管理。
这一做法，在统战系统亦属创新。贵阳的动态迅速被上报相关部门，在3月28日中央统战部上呈国家领导人的《每日汇报》中，第一次提到了和谐贵阳促进会，称当时已收到捐款3350万元。三天后，《每日汇报》再次提及该会的进展情况。
在实际操作中，统战部各职能部门实行了对口管理。贵阳市委统战部三处，平时主要工作是联系非公有制企业以及港澳侨台，处长潘颖自然成为了非公经济人士占主体的和谐贵阳促进会的分管人，而统战部二处则参与联系民族宗教人士。潘颖介绍，在选择解决的案件上，和谐贵阳促进会和市委统战部、市信访局、市维稳办等实行联动机制，各个部门层层把关。
赵家祥告诉《小康》记者，在和谐促进会成立之前，贵阳市信访局这几年也化解了很多案件，但是在化解的过程中，有一些责任主体不明确的，还有一些虽有一定道理但处理起来可能会有成片的连锁反应的案子，让信访部门不敢去解决。
“由于一直没有解决，群众就不断上访。”赵家祥说，以往每逢重大节日和活动时，有访民就会到省里甚至到中央上访，令信访部门非常被动，只有采取稳控或截回措施。促进会的出现，使一些经年未决的信访问题得到了处理。
贵阳国企黔峰食品厂的遗留问题之前一直悬而未决。这个成立于1950年的老国企，一直从事生猪收购和屠宰加工。在计划经济时代为贵州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其效益却每况愈下。1998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后，仍然举步维艰。2000年之后，该厂厂区土地、食品批发市场等先后出让或者关闭，目前仅剩少量资产。经营困难的食品厂在2010年停交了对退休职工缴纳医疗保险，引发部分退休职工多次到省、市群访。
加入“贵阳和谐促进会”的贵州宏立城集团认领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今年1月11日，贵阳宏立城集团与贵阳黔峰肉类食品加工厂114名退休职工签订《帮扶协议》，出资330多万元为其缴纳十年期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这些退休职工随后就向贵阳市信访局承诺息诉罢访。潘颖说，宏立城集团捐助的330多万元，是至今解决单项矛盾最大的一笔捐助资金。
不止是宏立城集团，贵阳市其他房地产企业也表现得十分活跃。贵州化工机械厂无力承担职工宿舍供水设施改造费用，贵阳中天城投集团拿出35万元为该厂104户住户安装了自来水二次加压系统，400多人得以方便用水。贵阳凯宏房地产公司也出资25元，帮助乌当区白水河村解决了由于上游旅游开发造成的生活用水难题。
成立不足百日，贵阳和谐促进会就已处理194个社会矛盾，涉及到国企改革、低保补助、涉法涉诉、环境污染、劳动纠纷、拆迁补偿等多个方面。而这些案件正是贵阳市信访局无力解决的。“这大大减轻了我们的信访压力，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感觉，有十几个老上访户现在都已经烟消火灭了。”赵家祥说。
这一做法一度引起“花钱消灾”的质疑，面对社会舆论对和谐促进会的种种猜测，潘颖认为这并非简单的“花钱买平安”，而是把有关社会人士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法措施，和谐促进会不但出钱解决信访案件，而且还安排会员以及宗教界人士出面对访民进行引导教育和心理安慰，是协调多方力量来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一则被广为介绍的案例是：贵阳市南明区商业局干部孔德波，因文革期间受父亲冤假错案牵连被下放，此后不断上访。贵阳市佛教协会会长、黔明寺主持释妙果得知后，多次与孔德波谈心交流，引导孔德波放下包袱、好好生活，并给孔德波送去5万元的困难补助金。潘颖表示，和谐贵阳促进会专门聘请了贵州省佛教协会会长、弘福寺方丈释心照担任名誉会长。
未来的路：输血造血不容回避
在和谐贵阳促进会的机构设置上，民营企业家们成为了主力军。
和谐贵阳促进会的会址就设在宏立城集团旗下的“著名楼盘”--贵阳市南明区山水黔城2号楼。这一协会的会长和另外一位名誉会长，分别为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玉平和贵州宏立城集团董事长肖春红。
在和谐贵阳促进会目前总数为3420万元的捐赠资金中，数额最大的两笔捐赠资金同为人民币1000万元，皆来自于贵州这两家大型房地产龙头企业。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捐赠资金也主要来自其他行业民营企业的捐赠。
作为“社会上先富起来的一批人”，龙其凡认为自己有能力、也有义务帮助社会解决一些社会矛盾，“只有社会太平了，企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龙其凡以同属贵州的瓮安事件为例，很多时候就是一件小事没解决好，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和谐贵阳促进会能够盯住这些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我觉得就足够了，不能指望我们全部都解决，能够在社会当中起到一点作用，我们的社会功能就发挥出来了。”
事实上，“发挥作用”体现到民企老板自身，基本只简化为两个字：捐钱--“老板”们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和谐促进会的一些日常事务。龙其凡坦言，自己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企业的健康运转上，只有企业做大做强，才有实力为社会做更大贡献。他表示，对于和谐促进会的日常事务，一般都会交给公司副总或者行政经理代为操办，“如果全部的事都找我，估计用不着半年就得辞职了。”
会员企业规模实力不等，捐多少钱为宜？龙其凡的答案是量力而为。
在和谐贵阳促进会挂牌当天的捐款大会上，龙其凡的公司认捐“100万元”，他本人当场捐了20万元。除捐款外，龙其凡还为上访户提供就业机会，安排他们进自己的公司上班。
捐款100万元只能算是中等数目。龙其凡告诉《小康》记者，在和谐贵阳促进会筹款期间，曾出现“竞捐”场面，“你捐十万，我捐二十，你捐二十万，我捐三十万，老是不认输。”贵州省四川总商会会长、贵州亨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中安原本打算捐款20万，后来一比较发现有些“寒酸”，于是又进行追加。杨中安最后捐款的明细为，除了最初的20万元以外，自己个人追加50万元，又以商会名义再捐50万元，总计捐款120万元。
但也有一些民营老板对“捐款”行为另有看法，“今年又多了一笔！”陈松一提到捐款便满腹牢骚。他是贵阳市一家民营医院的董事长，在三个月前接到一个来自和谐贵阳促进会某发起人的电话，通知陈松被“吸纳”为和谐贵阳促进会会员。
这样的捐款在陈松看来，更像是讨好政府的一种方式：“说实话，我是做企业的，不是做慈善的。如果我真的想做慈善，不如直接资助别人，自己还能眼睁睁的看到。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你要在这边生存，就得维护和政府的关系。”
在争议与肯定中，和谐促进会亦面临“输血”难题。
在最初的章程中，规定经费来源为会费、会员捐赠、各界人士捐赠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因此，要持续“促进和谐”，需要会员们不断捐赠，但如何保证“血源”消耗供应、保持化解社会矛盾动力，则成为“和谐促进会”能否不断促进和谐的一个巨大挑战。
在当地统战部门力推下，和谐促进会所到之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迅即得以解决。有的群众赠送锦旗答谢，有的访民承诺不再上访，这被多方视为理想的结局。这一模式在贵阳市范围内被迅速复制，贵阳市下辖的10个区（市、县）及金阳新区于4月18日同天成立了和谐促进会。
在解决社会矛盾的同时，《小康》记者走访发现，和谐贵阳促进会和贵阳市下辖各区县的和谐促进会，相互之间独立运行，并非上下级关系，许多民营企业在向和谐贵阳促进会捐款的同时，也给所处区县的促进会捐上一笔，“多路输血”让部分企业有些吃不消。
如何“造血”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个会怎么办下去，也是会长和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不能虎头蛇尾，钱用完了就解决不了了。”龙其凡也在思考，除了动员更多的民营企业捐款以外，和谐促进会能不能做一些投资，产生效应来保证运转？政府财政能不能也捐一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显然是未来贵阳和谐促进会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为保护个人隐私权，文中周萍为化名）
文｜《小康》记者谭畅发自贵阳
……
今年5月31日下午，36岁的银行职员周萍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
这个电话承诺帮助她偿还20万元债务，周萍在电话一端悲喜交加。七年前，因无辜被卷入一场房产纠纷，周萍莫名地欠下25万元债务，无奈之下她和家人开始四处上访，向各有关部门反映诉求。
上访四年后，周萍开始变得绝望。但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终于让她如释重负。周萍只是不明白“好事”为什么会从天而降。
天上掉下来的“和谐会”
给周萍打来电话的，是“和谐贵阳促进会”的工作人员。
这是2011年3月25日刚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但其主管部门却是中共贵阳市委统战部。这个由民营企业家、宗教团体负责人、民主党派成员等社会人士组成的社会团体成立三个月来，迅速发展了125名会员。
“一经发动，有关社会人士就主动请缨，并都要求参与化解有一定难度、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该会的工作简报称。
上访多年的周萍，这一次被列为和谐贵阳促进会的帮扶对象。
面色暗黄、眼角也开始下垂，36岁的周萍因为官司羁绊至今未婚，“背着一个官司的事情，哪有心情谈婚论嫁？这官司把我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改变了。不只是我，连90岁的外婆、多病的父母都被牵扯进去，拖累他们这么多年，我真的想过去死。”她陷入痛苦的回忆，久久未能平复。
按照原本的生活轨迹，贵阳人周萍顺利地上学、就业，在这座城市里过得相当舒适。工作第二年，周萍筹划着买一栋房子，当时房价并不高。1998年，周萍从贵州佳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套位于贵阳市环城北路的80平米的住房，房屋总价11万元，与该房相关的所有证明手续皆齐全。三年后，因“手头紧张”，周萍以17万的价格将房屋转卖给雷军。
生活依旧继续，变故却突然袭来。2004年的一天，雷军联系到周萍，称“房子被没收了”。原来，因侵占贵州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资产，周萍买房时的开发商贵州佳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上法院。经法院判决，贵州佳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侵占的资产全部返还给广厦公司，周萍的房子也被法院以追缴赃物名义判给广厦公司。同时，法院以卖房未尽审查义务为由，判决周萍赔偿雷军购房及装修款25万元。这让周萍实在难以接受，在一切努力作废之后，2008年，周萍及其父母开始了漫漫的上访之路。
因为常去信访局上访，贵阳市信访局接待处处长谭堃成了周萍一家的“老熟人”，谭堃告诉《小康》记者，由于周萍的工作朝九晚五，更多的时间里，是她的父母代女上访，巨大的压力、长期的奔波让他们显得比同龄人苍老。
在这三年里，周萍的母亲每天凌晨三点就会自然醒，开始琢磨“今天要到哪里去、找什么人，怎么说”。这位身体孱弱、面色苍白的老人，已记不清往省、市的法院、检察院跑过多少次。她每天看报纸，看到哪个领导将会出席什么活动，就早早去现场排队等候上访。
谭堃说，贵阳市的相关领导都得知了周萍一家的情况，市委书记李军也做出过批示，但由于时间、政策等限制，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和谐促进会成立后，信访局的领导调整了思路，把周萍的案子反映给和谐促进会，在和谐促进会的帮扶下，周萍得到了20万元的捐款，并承诺不再上访。
资助何纪书5万元、救助熊祥永6万元、帮扶马启栋5万元……与周萍相似的例子为数不少，分散出现在和谐促进会的记录上。“和谐贵阳促进会”的这一做法迅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今年4月6日，一篇题为《贵阳市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文章刊印在中央统战部办公厅的文件上作为内部情况交流，分发至各省区市统战系统。
“引入社会力量”是一个创新
作为试水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举措，和谐贵阳促进会的产生并非偶然。
2011年初，在贵阳市委常委会议结束后，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向贵阳市统战部部长刘文新抛出一个问题：“你们非公企业、民主党派能不能帮市委、市政府解决一些社会遗留问题？”
刘文新此后多次调研、走访、座谈，在今年春节前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由统战部来牵头，建立一个以非公经济人士为主体，整合社会各界力量的组织，广泛参与自身领域之外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这是一个创新。”贵州顺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其凡参与了之前的筹备组织工作，他也是和谐贵阳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龙其凡支持成立该组织并担任副会长，他认为社会问题不能全部靠政府去解决。“像一些破产企业存在的问题，如果政府出面解决，可能政府都要破产。”
在此之前，贵阳市也一直在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从2009年9月起，贵阳市成立信访救助基金，每年财政划拨100万元，用于解决那些“于法无据、于情有理”的信访难题。贵阳市信访局副局长赵家祥坦言，这些钱用于解决信访难题显得捉襟见肘。“比如说一个案子10万元，十个案子就用完了。我们这段时间救助信访人用了1000多万元，如果换作信访救助金，要十年才解决得完。所以和谐促进会很有必要成立。”
3月25日，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出席成立大会并为和谐贵阳促进会揭牌。
“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信访疑难案件、社会突出矛盾一时难以化解。”李军在揭牌仪式上说，“在党委、政府充分发挥矛盾化解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引入社会力量有利于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来协调处理。”
成立当天，和谐贵阳促进会印发了《关于开展社会矛盾化解志愿行动的实施方案》，明确了统一战线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工作重点、方法措施和具体步骤。促进会在贵阳市慈善总会开设了捐赠资金专门账户，所有捐赠资金由慈善总会来统一进行监督和管理。
这一做法，在统战系统亦属创新。贵阳的动态迅速被上报相关部门，在3月28日中央统战部上呈国家领导人的《每日汇报》中，第一次提到了和谐贵阳促进会，称当时已收到捐款3350万元。三天后，《每日汇报》再次提及该会的进展情况。
在实际操作中，统战部各职能部门实行了对口管理。贵阳市委统战部三处，平时主要工作是联系非公有制企业以及港澳侨台，处长潘颖自然成为了非公经济人士占主体的和谐贵阳促进会的分管人，而统战部二处则参与联系民族宗教人士。潘颖介绍，在选择解决的案件上，和谐贵阳促进会和市委统战部、市信访局、市维稳办等实行联动机制，各个部门层层把关。
赵家祥告诉《小康》记者，在和谐促进会成立之前，贵阳市信访局这几年也化解了很多案件，但是在化解的过程中，有一些责任主体不明确的，还有一些虽有一定道理但处理起来可能会有成片的连锁反应的案子，让信访部门不敢去解决。
“由于一直没有解决，群众就不断上访。”赵家祥说，以往每逢重大节日和活动时，有访民就会到省里甚至到中央上访，令信访部门非常被动，只有采取稳控或截回措施。促进会的出现，使一些经年未决的信访问题得到了处理。
贵阳国企黔峰食品厂的遗留问题之前一直悬而未决。这个成立于1950年的老国企，一直从事生猪收购和屠宰加工。在计划经济时代为贵州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其效益却每况愈下。1998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后，仍然举步维艰。2000年之后，该厂厂区土地、食品批发市场等先后出让或者关闭，目前仅剩少量资产。经营困难的食品厂在2010年停交了对退休职工缴纳医疗保险，引发部分退休职工多次到省、市群访。
加入“贵阳和谐促进会”的贵州宏立城集团认领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今年1月11日，贵阳宏立城集团与贵阳黔峰肉类食品加工厂114名退休职工签订《帮扶协议》，出资330多万元为其缴纳十年期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这些退休职工随后就向贵阳市信访局承诺息诉罢访。潘颖说，宏立城集团捐助的330多万元，是至今解决单项矛盾最大的一笔捐助资金。
不止是宏立城集团，贵阳市其他房地产企业也表现得十分活跃。贵州化工机械厂无力承担职工宿舍供水设施改造费用，贵阳中天城投集团拿出35万元为该厂104户住户安装了自来水二次加压系统，400多人得以方便用水。贵阳凯宏房地产公司也出资25元，帮助乌当区白水河村解决了由于上游旅游开发造成的生活用水难题。
成立不足百日，贵阳和谐促进会就已处理194个社会矛盾，涉及到国企改革、低保补助、涉法涉诉、环境污染、劳动纠纷、拆迁补偿等多个方面。而这些案件正是贵阳市信访局无力解决的。“这大大减轻了我们的信访压力，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感觉，有十几个老上访户现在都已经烟消火灭了。”赵家祥说。
这一做法一度引起“花钱消灾”的质疑，面对社会舆论对和谐促进会的种种猜测，潘颖认为这并非简单的“花钱买平安”，而是把有关社会人士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法措施，和谐促进会不但出钱解决信访案件，而且还安排会员以及宗教界人士出面对访民进行引导教育和心理安慰，是协调多方力量来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一则被广为介绍的案例是：贵阳市南明区商业局干部孔德波，因文革期间受父亲冤假错案牵连被下放，此后不断上访。贵阳市佛教协会会长、黔明寺主持释妙果得知后，多次与孔德波谈心交流，引导孔德波放下包袱、好好生活，并给孔德波送去5万元的困难补助金。潘颖表示，和谐贵阳促进会专门聘请了贵州省佛教协会会长、弘福寺方丈释心照担任名誉会长。
未来的路：输血造血不容回避
在和谐贵阳促进会的机构设置上，民营企业家们成为了主力军。
和谐贵阳促进会的会址就设在宏立城集团旗下的“著名楼盘”--贵阳市南明区山水黔城2号楼。这一协会的会长和另外一位名誉会长，分别为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玉平和贵州宏立城集团董事长肖春红。
在和谐贵阳促进会目前总数为3420万元的捐赠资金中，数额最大的两笔捐赠资金同为人民币1000万元，皆来自于贵州这两家大型房地产龙头企业。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捐赠资金也主要来自其他行业民营企业的捐赠。
作为“社会上先富起来的一批人”，龙其凡认为自己有能力、也有义务帮助社会解决一些社会矛盾，“只有社会太平了，企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龙其凡以同属贵州的瓮安事件为例，很多时候就是一件小事没解决好，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和谐贵阳促进会能够盯住这些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我觉得就足够了，不能指望我们全部都解决，能够在社会当中起到一点作用，我们的社会功能就发挥出来了。”
事实上，“发挥作用”体现到民企老板自身，基本只简化为两个字：捐钱--“老板”们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和谐促进会的一些日常事务。龙其凡坦言，自己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企业的健康运转上，只有企业做大做强，才有实力为社会做更大贡献。他表示，对于和谐促进会的日常事务，一般都会交给公司副总或者行政经理代为操办，“如果全部的事都找我，估计用不着半年就得辞职了。”
会员企业规模实力不等，捐多少钱为宜？龙其凡的答案是量力而为。
在和谐贵阳促进会挂牌当天的捐款大会上，龙其凡的公司认捐“100万元”，他本人当场捐了20万元。除捐款外，龙其凡还为上访户提供就业机会，安排他们进自己的公司上班。
捐款100万元只能算是中等数目。龙其凡告诉《小康》记者，在和谐贵阳促进会筹款期间，曾出现“竞捐”场面，“你捐十万，我捐二十，你捐二十万，我捐三十万，老是不认输。”贵州省四川总商会会长、贵州亨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中安原本打算捐款20万，后来一比较发现有些“寒酸”，于是又进行追加。杨中安最后捐款的明细为，除了最初的20万元以外，自己个人追加50万元，又以商会名义再捐50万元，总计捐款120万元。
但也有一些民营老板对“捐款”行为另有看法，“今年又多了一笔！”陈松一提到捐款便满腹牢骚。他是贵阳市一家民营医院的董事长，在三个月前接到一个来自和谐贵阳促进会某发起人的电话，通知陈松被“吸纳”为和谐贵阳促进会会员。
这样的捐款在陈松看来，更像是讨好政府的一种方式：“说实话，我是做企业的，不是做慈善的。如果我真的想做慈善，不如直接资助别人，自己还能眼睁睁的看到。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你要在这边生存，就得维护和政府的关系。”
在争议与肯定中，和谐促进会亦面临“输血”难题。
在最初的章程中，规定经费来源为会费、会员捐赠、各界人士捐赠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因此，要持续“促进和谐”，需要会员们不断捐赠，但如何保证“血源”消耗供应、保持化解社会矛盾动力，则成为“和谐促进会”能否不断促进和谐的一个巨大挑战。
在当地统战部门力推下，和谐促进会所到之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迅即得以解决。有的群众赠送锦旗答谢，有的访民承诺不再上访，这被多方视为理想的结局。这一模式在贵阳市范围内被迅速复制，贵阳市下辖的10个区（市、县）及金阳新区于4月18日同天成立了和谐促进会。
在解决社会矛盾的同时，《小康》记者走访发现，和谐贵阳促进会和贵阳市下辖各区县的和谐促进会，相互之间独立运行，并非上下级关系，许多民营企业在向和谐贵阳促进会捐款的同时，也给所处区县的促进会捐上一笔，“多路输血”让部分企业有些吃不消。
如何“造血”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个会怎么办下去，也是会长和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不能虎头蛇尾，钱用完了就解决不了了。”龙其凡也在思考，除了动员更多的民营企业捐款以外，和谐促进会能不能做一些投资，产生效应来保证运转？政府财政能不能也捐一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显然是未来贵阳和谐促进会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为保护个人隐私权，文中周萍为化名）
文｜《小康》记者谭畅发自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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