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一个人的村办小学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教育,学校
- 发布时间:2011-12-01 11:17
陕西省平利县广佛镇临街的住家小楼上，谌赞坤退休后养了几十箱蜜蜂。他每天看着蜜蜂准时地飞进飞出，仿佛看到上下课时学生们一窝蜂进出教室，混乱之中自有秩序。蜂箱里那一片嗡嗡，像是他走进教室之前听到的学生背书声。
每年割一次蜂蜜。这种蜜吃到口里，先是一片甘甜，融尽后，剩一种说不清的芳香，却又带着一丝苦，似乎是掺了粉笔灰的味道。
蜂蜜或粉笔灰，嘴里和心里的“通感”，让谌赞坤想起在村办小学40年的日子。
复式教学法
1968年，谌赞坤20岁，小学毕业就在家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他没想过改变。这年2月的一天，大队上银安小学的一位老教师推荐他接替自己，“他觉得我还不错，踏实，再加上当时队上读过书的人太少，我念了个小学就还算数得着的。”谌赞坤告诉本刊记者。
谌赞坤对这机会惊喜又犹疑。虽说是民办教师，又是在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的年代，前任教师也因此改行去了供销社，但在谌赞坤心中，教师这个职业却依然让人神往。
银安小学是附近几个村庄的孩子仅有的小学，最早设在马鞍寨，那里有一座老旧破庙，村民将它稍作修葺后用作教室。那地方在山坡上，四周荒凉，有次一个老师晚上值班看校，摸到床铺下软软凉凉的，原来是条大蛇。
小学后来迁到了大队部，谌赞坤的40年教师生涯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内有三排座位，20多名学生分成三个年级，按排分年级坐。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就自习课本或做作业。这种方式当时被称作“复式教学”。
“老师第一天走到讲台上，先安排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做作业，接着给一年级讲课”。1978年入学的梦娃子对此印象深刻，聪明的他曾经在上一年级时被谌赞坤叫起来回答三年级的问题。也常有二年级学生因为成绩太差在期末被打回一年级，“也就是从这一排换到另一排。”梦娃子的表弟在他已经上了大学的时候仍在上小学五年级，还有一个孩子上了6年一年级，最后退学。
村民们并不认为孩子上学就真能“读出去”做个城里人，他们顺服上面的政策和前辈的经验，特别是女孩，推磨转灶几乎就是注定的命运。谌赞坤不得不和这种“传统”搏斗，一次次家访，一次次发动干部一起说服，同家长以及贫穷争夺那些有希望的学生。
每当发现一个“尖子”，谌赞坤就会感到学校和自己有了更多存在的理由，于是去向大队争取、去向村民争取的时候也就更有底气。“曾经有个家庭特别穷的学生考了第一名，我上门争取家长让他继续上学，可惜这个孩子却生病去世了。”谌赞坤说起这个孩子，至今黯然。
很多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带有“汤火关”或爬树上楼摔伤留下的伤疤，他们带着这些伤疤出外上学，像是故乡的烙印。陆续地，从这些打了烙印的孩子中走出了第一个中专生、第一个大学生。
教室里的“烽火狼烟”
最初几年，谌赞坤是学校仅有的老师，兼任校长。一个人同时教语文、数学、自然、体育和音乐等课程。每月领3元钱补贴，教课按一般劳力算工分。
谌赞坤的家离学校很远，要过一段特别危险的“滚子坡”。他每周回家一趟，背些玉米面、干菜，平时就住在学校，自己开伙做饭。“一个人过，冬天简直冷极了，耳朵和脚生冻疮生得烂糟糟的。”
冬天上课时，每个学生都要在座位下打小炉子。早上从家里提火盆，带火种，到了学校，上课前先生上炉子。教室屋顶、墙面甚至空气都是煤烟，课桌肚全部烤成漆黑。“简直是烽火狼烟”，谌赞坤笑说自己一般要等“烽烟”散了才能上课，“上着课越来越冷，就凑近学生的炉子烤一烤。”
学生打炉子的土是从附近山上挖来的，煤是从附近的煤矿上拣来的。有次学生去拣煤，遇上塌方，差点被活埋。安全隐患一直不断，作为校长的谌赞坤时刻捏把汗。
学生的家大多挂在半山上或者陷在山坳里，路远又崎岖。披星戴月赶来学校，有时还会和野兽照面。于是谌赞坤制定了“路队”规矩，选出队长，家住某一方的孩子们结成队伍上学回家，“让家长能放心，一个都不能少。”
学生们安全了，谌赞坤反而出了一次意外。1982年，学生不断多起来，原来的一间教室实在不够用了，学校临时借了村委会办公室楼上的一间房。每次到这个房里去，要爬一段木梯，梯子摇摇晃晃。一次上完课，谌赞坤不留神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半天不知人事，从此落下了腰痛的毛病。
不过这次摔伤，让谌赞坤有理由向大队申请增建校舍。大队干部集合村民代表开会讨论，挨家挨户集资，没钱的就出工，这才盖起了一排新校舍。
条件逐步改善的同时，老师也增加了几个，但仍属于民办教师，未列入教育局编制，谌赞坤和同事们教课挣工分，持续到转公办以前。
1987年，谌赞坤得到申请转公办教师的机会，“要求10年以上教龄，考语文、数学和政治，我考了第一回没过，第二年过了。”谌赞坤说，公办的工资大幅度增加了，退休时他的工资涨到了3000多元。
待遇提升之外，学校规模日益扩展，谌赞坤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咳嗽，腰痛，胃也不行。我就想着能不能转到白果坪八道乡中心小学去，那里会稍微轻松些，不用挑这么多事。”
1989年谌赞坤转离银安小学，没料到的是一年多以后，银安小学的老师和乡里的书记又找到他，劝他回去。“我走后，学校的管理出现些混乱，学生也出了些问题，家长到学校闹，我就赶紧回来了。”
银安小学的最后一课
这次回来后，谌赞坤踏踏实实又干了20年。
其间，学校又扩建了几次，变成现在的两排平房。有时在学校放电影，非常热闹，周围村子的人都来看，银幕就挂在教室的正面墙上。1990年代，学生人数达到了100多人。
这些年，随着国家撤村建镇的计划推进，银安小学附近的筲箕凹等地方的村民陆续搬到了广佛镇，孩子们上学也转移到条件更好的白果坪小学。谌赞坤这里的学生经历了从少变多，又开始由多变少。
老师还是寥寥几个人，文化水平不算太高，说着半通不通的普通话，教着来来去去的学生。谌赞坤自己获过几个教育方面的“小奖”，送走过几个像梦娃子这样出色的好学生。但为少数杰出校友自豪外，他和同事们更朴实的使命，依然是让周围山山岭岭的孩子能一个不少地走进学校。
2008年，银安小学像是个完成一生使命的老人，平静地接受了被撤并的命运。这一年，谌赞坤也迎来了自己的最后一课。“那天，我给学前班的孩子们讲完算数题，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去。亲手锁上了学校的大门，交了钥匙，就算退休了。”他说此刻有些难受、遗憾，也颇平静、欣慰。
这座深山野坳之中的“最高学府”关闭后，学前班的孩子们不得不到白果坪或广佛镇上课，有些家长租房陪同，有些孩子则失去了上学前班的条件。
第二年，谌赞坤一家六口也搬到了广佛镇，在那造起了新房子。镇上有很多他教过的学生，经常碰面，他们总是尊敬地叫一声“谌老师”，并且赞叹他养蜜蜂的功夫。他也时常到镇上的中心小学转转，看着那里香港富豪邵逸夫捐建的楼房，听着里面朗朗的读书声，这感觉对于他，又像喝下蜂蜜一样，是含有一丝丝苦味的香和甜。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陕西平利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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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割一次蜂蜜。这种蜜吃到口里，先是一片甘甜，融尽后，剩一种说不清的芳香，却又带着一丝苦，似乎是掺了粉笔灰的味道。
蜂蜜或粉笔灰，嘴里和心里的“通感”，让谌赞坤想起在村办小学40年的日子。
复式教学法
1968年，谌赞坤20岁，小学毕业就在家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他没想过改变。这年2月的一天，大队上银安小学的一位老教师推荐他接替自己，“他觉得我还不错，踏实，再加上当时队上读过书的人太少，我念了个小学就还算数得着的。”谌赞坤告诉本刊记者。
谌赞坤对这机会惊喜又犹疑。虽说是民办教师，又是在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的年代，前任教师也因此改行去了供销社，但在谌赞坤心中，教师这个职业却依然让人神往。
银安小学是附近几个村庄的孩子仅有的小学，最早设在马鞍寨，那里有一座老旧破庙，村民将它稍作修葺后用作教室。那地方在山坡上，四周荒凉，有次一个老师晚上值班看校，摸到床铺下软软凉凉的，原来是条大蛇。
小学后来迁到了大队部，谌赞坤的40年教师生涯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内有三排座位，20多名学生分成三个年级，按排分年级坐。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就自习课本或做作业。这种方式当时被称作“复式教学”。
“老师第一天走到讲台上，先安排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做作业，接着给一年级讲课”。1978年入学的梦娃子对此印象深刻，聪明的他曾经在上一年级时被谌赞坤叫起来回答三年级的问题。也常有二年级学生因为成绩太差在期末被打回一年级，“也就是从这一排换到另一排。”梦娃子的表弟在他已经上了大学的时候仍在上小学五年级，还有一个孩子上了6年一年级，最后退学。
村民们并不认为孩子上学就真能“读出去”做个城里人，他们顺服上面的政策和前辈的经验，特别是女孩，推磨转灶几乎就是注定的命运。谌赞坤不得不和这种“传统”搏斗，一次次家访，一次次发动干部一起说服，同家长以及贫穷争夺那些有希望的学生。
每当发现一个“尖子”，谌赞坤就会感到学校和自己有了更多存在的理由，于是去向大队争取、去向村民争取的时候也就更有底气。“曾经有个家庭特别穷的学生考了第一名，我上门争取家长让他继续上学，可惜这个孩子却生病去世了。”谌赞坤说起这个孩子，至今黯然。
很多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带有“汤火关”或爬树上楼摔伤留下的伤疤，他们带着这些伤疤出外上学，像是故乡的烙印。陆续地，从这些打了烙印的孩子中走出了第一个中专生、第一个大学生。
教室里的“烽火狼烟”
最初几年，谌赞坤是学校仅有的老师，兼任校长。一个人同时教语文、数学、自然、体育和音乐等课程。每月领3元钱补贴，教课按一般劳力算工分。
谌赞坤的家离学校很远，要过一段特别危险的“滚子坡”。他每周回家一趟，背些玉米面、干菜，平时就住在学校，自己开伙做饭。“一个人过，冬天简直冷极了，耳朵和脚生冻疮生得烂糟糟的。”
冬天上课时，每个学生都要在座位下打小炉子。早上从家里提火盆，带火种，到了学校，上课前先生上炉子。教室屋顶、墙面甚至空气都是煤烟，课桌肚全部烤成漆黑。“简直是烽火狼烟”，谌赞坤笑说自己一般要等“烽烟”散了才能上课，“上着课越来越冷，就凑近学生的炉子烤一烤。”
学生打炉子的土是从附近山上挖来的，煤是从附近的煤矿上拣来的。有次学生去拣煤，遇上塌方，差点被活埋。安全隐患一直不断，作为校长的谌赞坤时刻捏把汗。
学生的家大多挂在半山上或者陷在山坳里，路远又崎岖。披星戴月赶来学校，有时还会和野兽照面。于是谌赞坤制定了“路队”规矩，选出队长，家住某一方的孩子们结成队伍上学回家，“让家长能放心，一个都不能少。”
学生们安全了，谌赞坤反而出了一次意外。1982年，学生不断多起来，原来的一间教室实在不够用了，学校临时借了村委会办公室楼上的一间房。每次到这个房里去，要爬一段木梯，梯子摇摇晃晃。一次上完课，谌赞坤不留神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半天不知人事，从此落下了腰痛的毛病。
不过这次摔伤，让谌赞坤有理由向大队申请增建校舍。大队干部集合村民代表开会讨论，挨家挨户集资，没钱的就出工，这才盖起了一排新校舍。
条件逐步改善的同时，老师也增加了几个，但仍属于民办教师，未列入教育局编制，谌赞坤和同事们教课挣工分，持续到转公办以前。
1987年，谌赞坤得到申请转公办教师的机会，“要求10年以上教龄，考语文、数学和政治，我考了第一回没过，第二年过了。”谌赞坤说，公办的工资大幅度增加了，退休时他的工资涨到了3000多元。
待遇提升之外，学校规模日益扩展，谌赞坤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咳嗽，腰痛，胃也不行。我就想着能不能转到白果坪八道乡中心小学去，那里会稍微轻松些，不用挑这么多事。”
1989年谌赞坤转离银安小学，没料到的是一年多以后，银安小学的老师和乡里的书记又找到他，劝他回去。“我走后，学校的管理出现些混乱，学生也出了些问题，家长到学校闹，我就赶紧回来了。”
银安小学的最后一课
这次回来后，谌赞坤踏踏实实又干了20年。
其间，学校又扩建了几次，变成现在的两排平房。有时在学校放电影，非常热闹，周围村子的人都来看，银幕就挂在教室的正面墙上。1990年代，学生人数达到了100多人。
这些年，随着国家撤村建镇的计划推进，银安小学附近的筲箕凹等地方的村民陆续搬到了广佛镇，孩子们上学也转移到条件更好的白果坪小学。谌赞坤这里的学生经历了从少变多，又开始由多变少。
老师还是寥寥几个人，文化水平不算太高，说着半通不通的普通话，教着来来去去的学生。谌赞坤自己获过几个教育方面的“小奖”，送走过几个像梦娃子这样出色的好学生。但为少数杰出校友自豪外，他和同事们更朴实的使命，依然是让周围山山岭岭的孩子能一个不少地走进学校。
2008年，银安小学像是个完成一生使命的老人，平静地接受了被撤并的命运。这一年，谌赞坤也迎来了自己的最后一课。“那天，我给学前班的孩子们讲完算数题，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去。亲手锁上了学校的大门，交了钥匙，就算退休了。”他说此刻有些难受、遗憾，也颇平静、欣慰。
这座深山野坳之中的“最高学府”关闭后，学前班的孩子们不得不到白果坪或广佛镇上课，有些家长租房陪同，有些孩子则失去了上学前班的条件。
第二年，谌赞坤一家六口也搬到了广佛镇，在那造起了新房子。镇上有很多他教过的学生，经常碰面，他们总是尊敬地叫一声“谌老师”，并且赞叹他养蜜蜂的功夫。他也时常到镇上的中心小学转转，看着那里香港富豪邵逸夫捐建的楼房，听着里面朗朗的读书声，这感觉对于他，又像喝下蜂蜜一样，是含有一丝丝苦味的香和甜。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陕西平利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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