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经济”还有多远?

  自从1993年在美国旧金山创刊以来,《连线》(Wired)杂志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远远超越其他刊物内涵的文化标志,就像1960年代的《滚石》杂志一样,《连线》堪称这个科技革命时代最具符号意义和代言人气质的出版物,甚至它本身就是新技术革命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在1998年5月,两次尝试上市失败后的《连线》被卖给了出版集团CondéNast,从此完成了“一个摇旗呐喊的时代吹鼓手向一家普通时尚杂志的转变”,但在《长尾理论》和《免费》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接任主编以来,它还是会时不时地重新找回那种时代先知“范儿”,发出一些惊人论调。

  2009年6月号《连线》的封面故事《新新经济》(TheNewNewEconomy)就是一次例证,这次的封面作者团队集结了凯文.凯利、斯蒂芬.列维等好几位创始人级别的资深记者,论述的问题也网罗了近期几乎全部重大的商业现象,称得上是《连线》对近几年科技与商业社会变革一次气势磅礴的“文献综述”。

  《连线》所试图描绘的“新新经济”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巨型跨国企业的瓦解、平台型创新企业的兴起以及公民社会中的“新社会主义”趋势。这三种特征一起催生了“新新经济”——小型化、分权化、组织松散以及集体经济式的社会分享机制。

  查尔斯.曼在描述第一种特征的《超越底特律》一文中指出,那种属于资源高度集中的巨型跨国企业的经济模式已经渐趋没落,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的困境证明了这一点。三大汽车巨头唯一的活路,就是像众多致力于汽车技术的新兴企业那样创新;斯蒂芬.利维在描述第二种特征的《谷歌经济学的秘密》一文中详细叙述了这家搜索公司不断创新广告叫价系统的故事。当危机席卷而来之时,机会本理应属于那些更小、更灵活的微型企业,谷歌算是个例外,它虽然够大,但仍是一家能做许多“有趣事情”的公司。

  这两篇文章讲述的其实是同一个商业逻辑的两面:在需求日益多样化的市场中,规模越大的公司就越容易僵化,这种“规模不经济”效应让越大的公司越容易失败,大而全的公司于是被“去中心化并外向化”到工业系统之中,供应商和工作者们根据客户需求临时组成虚拟的快公司,每一种产品需求都可能催生一家公司,互联网式的供应链让最小型的公司也能够跟行业巨头一起争夺全球订单。

  如果说前两篇文章都是《连线》一贯关注商业趋势的再一次集中表述,甚至有些老调重弹,那么更有新意也更容易引起争议的,还是凯文.凯利那篇描述“新新经济”第三种特征的《新社会主义》。

  仅仅是“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足以让人们争论不休了。凯文.凯利首先厘清了,新社会主义并非传统思想中那种基于国家政治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政治名词依赖于国家,而“新社会主义”则是植根于全球化经济和计算机网络中的新概念,它没有计划和体制的约束,以协同工作为标志,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是“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的极致。

  作者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完全是站在技术的角度来考虑的。“因特网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因此“它正在悄悄地演进为一种改进版本的社会主义”,设计它的目的是强化个体的自主性,并反对集权。它是个权力极端分散的体系,但当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工作,无偿捐献自己的劳动力并享受免费带来的成果时,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并无不妥。

  媒体理论家克雷.舍基在他的新书《大家一起来》(HereComesEverybody)中提出了这种社会分工的四个阶段:分享、合作、协作,最后是集体主义。每一步较上一步来说,都具有更多的协同工作成分。早期的互联网理论家也曾指出,礼品经济将在互联网时代取代商品经济,否则无法回答下降的问题。

  对于这种基于科技层面的社会主义,《网络财富》的作者本克勒称,“我认为社会生产和对等生产是基于国家和基于市场的所有制体系之外的第三种方式”,他还提到此类生产活动可以“提高创造力、生产力和自由”。这种新机制既非中央集权计划的经典共产主义,也非一团乱麻的自由市场,而是新兴的分散化公众协同工作平台,它能够以单纯的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都无法实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创造新事物。

  那么,我们距离这个非资本主义、开源的、产消合一的、对等生产的新社会还有多远呢?凯文.凯利的答案是:比我们想象中更近。比如意大利北部及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工业合作社组织就具有这种去中心化和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特征。那里的雇员拥有企业,工人们挑选经理人,限制利润的分配并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不过,这种组织与“新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许多人都是免费工作的。想象一下,如果通用公司的雇员都不领工资,却继续生产汽车,这家公司还会破产吗?

  “新新经济”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吗?尽管《连线》言之凿凿,罗列的证据也堪称充分翔实,但恐怕很少有人会真正认同他们的预言。正如有评论云,“对于一本旗帜性杂志而言,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气质和煽动力才是关键”。

  尽管《连线》对于“新新经济”的定义和描绘并不严密,甚至存在着一些无法自圆其说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连线》所提出的大量商业现象已经足够支撑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很多时候,预言家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对未来的描述有多准确,而在于总能坚持自己的独特立场,发表一些看似离经叛道,但却不乏启示的观点。他们最大的价值恰恰来自他们的偏颇之处。

  文/徐天辰彭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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