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巫溪：让农民当家做主之后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重庆巫溪,农业
- 发布时间:2012-03-15 15:34
“你的日子比我过得好，你今天不解决问题，我就和你从这个山崖上滚下去。”几年前的一天，重庆市巫溪县白鹿镇大坪村下岗女工李俊，突然从人群中跃出，死死抱住来村里视察工作的该县某任县长，誓称要与县长共存亡。
这一举动惊呆了周遭所有人，在多方劝解下，李俊这位“老上访户”松开了手。
大坪村发生的这一幕，在当下中国并不罕见，快速发展中面临的冲突让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巫溪县有54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80%。这里地处渝、陕、鄂三省市交界，交通位置重要，同时有着重庆市最好的生态环境，但巫溪县却面临着产业发展停滞、村民生活困难、缺乏集体自信、干群士气低落的困局。
在重压之下，巫溪县开始尝试新的解决之道。
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
李俊所在的大坪村，人多地少矛盾突出，是巫溪县有名的“上访村”。
大坪村有2000多村民，人均耕地只有0.42亩，因种植黄姜失败及征地拆迁补偿问题，该村社会矛盾极为突出，8年来共引发村民集体上访29次，堵车堵路两次，李俊曾是村里出了名的上访带头人。
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局长期困扰着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
情势倒逼巫溪突出重围。2010年7月，一直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步伐的巫溪县，与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共同商讨，合力推出“乐和家园”建设，施行“法治+自治+共治”的社会管理机制，巫溪选择了白鹿镇大坪村、上磺镇羊桥村和文峰镇三宝村为试点。
当地群众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信得过的民意代表组建了“乐和互助会”，以生产互助和生活互助为重点，与社会组织相融合，参与基层社会事务，享有公共事务决策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建议权等。
协会负责人一般由党员担任，成员有离退休干部、教师等，但没有工资报酬。自己的事自己办，自己的事自己管，此举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
巫溪县从整合各种社会管理资源入手，推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他们将城市以居民小区、农村以自然村为单位，细分为408个网格，每个网格明确有一个县级部门牵头组织若干企事业单位进行帮扶，每个网格成立一个党支部，定期召开各方参与的“乐和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以村党支部（党委）为召集人，形成了村委会负责、“乐和代表”协同、公益组织助推、网格单位支持的“乐和治理格局”。
以前上访我带头，现在“乐和”我也带头
李俊于2010年8月结束了自己最后一次上访，接访她的是巫溪县长罗成，当日关于“乐和家园”的一席谈话解决了李俊的问题，也使她转变了思路，“告状头子”成功转型当起了“乐和互助会秘书长”。
差点与县长“同归于尽”的李俊回想过去，认为“双方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领导和百姓交流不够是重要原因，“你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真真实实为他做事的话，他真的会让步。”
“亲戚之间不走动都不亲，何况干部与群众。”巫溪县群众工作部副部长王仕杰的体会是，党群干群关系之所以变得疏远，除了因为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群众心态失衡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干部不愿深入基层，深入农户，不敢面对群众、接触矛盾。
“以前上访我带头，现在‘乐和’我也带头，你自己不做的话肯定带动不了别人。现在大坪村有什么事情基本上依靠‘乐和互助会’，就是村支两委包括政府解决不了，‘乐和互助会’也能做到。”李俊笑着说。
巫溪县关于社会管理新模式的探索，正如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所言“是被逼出来的”。郑向东告诉《小康》记者，巫溪地处偏远的山乡，在被当下的社会矛盾和一些工作中存在的、常见的、又无法克服的困难所困惑的时候，执政者必须要采取一些改变的办法。
郑向东认为，农民不再单纯依附土地生活，不再直接依靠基层组织，不再满足于生活现状，只有用共同梦想凝聚人心，用互动合作的方式联系农民，用紧密的组织覆盖城乡，用群众的办法治理基层，用榜样的力量塑造农民，才能有效组织农民从而巩固执政之基。
“乐和家园”启动后，2008年到2010年，巫溪县信访总量下降了39.8%；2010年，群众安全感达到96%，创历史最高，无重大集访事件发生，无恶性治安案件发生。各项社会事业稳步推进，成功创建了市级卫生城市、山水园林城市，被评为第四届“2010年中国城市化社会建设典范案例”。
用群众的智慧来治理农村
传统农业发展缓慢、八成劳动力外出务工、治安不力民风不佳……在“乐和家园”另一个试点三宝村，村支书苏波接手时是个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空壳村”，好不容易搞起合作社却没人参与，一度让苏波灰心丧气。
“三宝村的情况在巫溪农村很有代表性，既然问题从群众中来，我们就从群众中寻找答案。”面对由点及面的困难现状，巫溪县长罗成带着问题到农村，跟农民面对面“摆龙门阵”。罗成从中发现，群众完全有能力办好自己关心的事，“而且群众的智慧也是战胜困难的法宝”。
“年初，有相邻居住的叔侄俩因为盖房起了纠纷，叔叔说侄儿修建的房子影响他一家通行，侄儿急得哭，找乐和互助会，最后弄到乐和堂，有堂主副堂主，村支两委的人旁听。现场调解过后，侄子做出让步，叔叔也不再计较。”文峰镇三宝村乐和互助会会长陈孝梅说。
陈孝梅告诉《小康》记者，乐和互助会下面有一个乡村道德法庭叫“和事堂”，依托“七位一体”综治平台，将矛盾化解在最基层。这个供老百姓平时说理的场所，调解了大量的群众纠纷。其中，调解矛盾的团队阵容强大，有老干部、老教师、道德模范、家族长老等。
冉启伟是巫溪县上磺镇羊桥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干了多年农活的他在近几年经营起了一个小砖厂，还买了一辆货车闲时跑运输，他在去年9月份加入了羊桥村的乐和互助会，成为83名会员中的一员，去年12月，为了便于跟村支两委对接工作，羊桥村乐和互助会举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冉启伟最终以65票当选乐和互助会会长。
羊桥村村民大多外出务工，100多个留守儿童缺少照料和关爱，冉启伟和“乐和协会”的成员一起，组织群众认“干亲”，发动在家的年轻父母充当留守儿童的干爸、干妈，让他们衣服脏了有人洗、放学回家有热饭、学习生活有人问。
化解矛盾讲求“三公开”，好人好事记录“善事簿”，村务报告建立“公事账”。不但民风得到改善，干部威信提高，村民参与自治管理更加积极，三宝村还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好民风、好班子、好机制真正成为村里的“三宝”。
“乐和”的要义不只是基层治理。垃圾管理、植树管护等问题已得到落实解决，“乐和养生操”、“相约论语，全民读经”等活动也已在巫溪农村落地，而经济发展更是“乐和生计”应有之义。2011年，羊桥村的大米第一次带着农户的照片和生产档案到了消费者手中。2011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综治委副主任王乐泉作出批示，重庆巫溪县“乐和家园”建设的经验值得重视、总结、推广。“他们把党的优良传统运用到社会管理之中，创新发展，成效显著。”
尽管“乐和家园”激活了农村自身的乡土道德土壤，但没有酬劳的“乐和协助会”和北京地球村这一公益组织的内生动力如何保障？郑向东认为，只有老百姓热爱，才是推动乐和家园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认为，巫溪“乐和家园”提出“用群众的办法治理社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希望能探索出一条关于社会组织建设的新路，真正为转型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建设提供借鉴。
文｜《小康》记者 谭畅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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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动惊呆了周遭所有人，在多方劝解下，李俊这位“老上访户”松开了手。
大坪村发生的这一幕，在当下中国并不罕见，快速发展中面临的冲突让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巫溪县有54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80%。这里地处渝、陕、鄂三省市交界，交通位置重要，同时有着重庆市最好的生态环境，但巫溪县却面临着产业发展停滞、村民生活困难、缺乏集体自信、干群士气低落的困局。
在重压之下，巫溪县开始尝试新的解决之道。
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
李俊所在的大坪村，人多地少矛盾突出，是巫溪县有名的“上访村”。
大坪村有2000多村民，人均耕地只有0.42亩，因种植黄姜失败及征地拆迁补偿问题，该村社会矛盾极为突出，8年来共引发村民集体上访29次，堵车堵路两次，李俊曾是村里出了名的上访带头人。
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局长期困扰着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
情势倒逼巫溪突出重围。2010年7月，一直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步伐的巫溪县，与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共同商讨，合力推出“乐和家园”建设，施行“法治+自治+共治”的社会管理机制，巫溪选择了白鹿镇大坪村、上磺镇羊桥村和文峰镇三宝村为试点。
当地群众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信得过的民意代表组建了“乐和互助会”，以生产互助和生活互助为重点，与社会组织相融合，参与基层社会事务，享有公共事务决策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建议权等。
协会负责人一般由党员担任，成员有离退休干部、教师等，但没有工资报酬。自己的事自己办，自己的事自己管，此举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
巫溪县从整合各种社会管理资源入手，推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他们将城市以居民小区、农村以自然村为单位，细分为408个网格，每个网格明确有一个县级部门牵头组织若干企事业单位进行帮扶，每个网格成立一个党支部，定期召开各方参与的“乐和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以村党支部（党委）为召集人，形成了村委会负责、“乐和代表”协同、公益组织助推、网格单位支持的“乐和治理格局”。
以前上访我带头，现在“乐和”我也带头
李俊于2010年8月结束了自己最后一次上访，接访她的是巫溪县长罗成，当日关于“乐和家园”的一席谈话解决了李俊的问题，也使她转变了思路，“告状头子”成功转型当起了“乐和互助会秘书长”。
差点与县长“同归于尽”的李俊回想过去，认为“双方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领导和百姓交流不够是重要原因，“你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真真实实为他做事的话，他真的会让步。”
“亲戚之间不走动都不亲，何况干部与群众。”巫溪县群众工作部副部长王仕杰的体会是，党群干群关系之所以变得疏远，除了因为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群众心态失衡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干部不愿深入基层，深入农户，不敢面对群众、接触矛盾。
“以前上访我带头，现在‘乐和’我也带头，你自己不做的话肯定带动不了别人。现在大坪村有什么事情基本上依靠‘乐和互助会’，就是村支两委包括政府解决不了，‘乐和互助会’也能做到。”李俊笑着说。
巫溪县关于社会管理新模式的探索，正如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所言“是被逼出来的”。郑向东告诉《小康》记者，巫溪地处偏远的山乡，在被当下的社会矛盾和一些工作中存在的、常见的、又无法克服的困难所困惑的时候，执政者必须要采取一些改变的办法。
郑向东认为，农民不再单纯依附土地生活，不再直接依靠基层组织，不再满足于生活现状，只有用共同梦想凝聚人心，用互动合作的方式联系农民，用紧密的组织覆盖城乡，用群众的办法治理基层，用榜样的力量塑造农民，才能有效组织农民从而巩固执政之基。
“乐和家园”启动后，2008年到2010年，巫溪县信访总量下降了39.8%；2010年，群众安全感达到96%，创历史最高，无重大集访事件发生，无恶性治安案件发生。各项社会事业稳步推进，成功创建了市级卫生城市、山水园林城市，被评为第四届“2010年中国城市化社会建设典范案例”。
用群众的智慧来治理农村
传统农业发展缓慢、八成劳动力外出务工、治安不力民风不佳……在“乐和家园”另一个试点三宝村，村支书苏波接手时是个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空壳村”，好不容易搞起合作社却没人参与，一度让苏波灰心丧气。
“三宝村的情况在巫溪农村很有代表性，既然问题从群众中来，我们就从群众中寻找答案。”面对由点及面的困难现状，巫溪县长罗成带着问题到农村，跟农民面对面“摆龙门阵”。罗成从中发现，群众完全有能力办好自己关心的事，“而且群众的智慧也是战胜困难的法宝”。
“年初，有相邻居住的叔侄俩因为盖房起了纠纷，叔叔说侄儿修建的房子影响他一家通行，侄儿急得哭，找乐和互助会，最后弄到乐和堂，有堂主副堂主，村支两委的人旁听。现场调解过后，侄子做出让步，叔叔也不再计较。”文峰镇三宝村乐和互助会会长陈孝梅说。
陈孝梅告诉《小康》记者，乐和互助会下面有一个乡村道德法庭叫“和事堂”，依托“七位一体”综治平台，将矛盾化解在最基层。这个供老百姓平时说理的场所，调解了大量的群众纠纷。其中，调解矛盾的团队阵容强大，有老干部、老教师、道德模范、家族长老等。
冉启伟是巫溪县上磺镇羊桥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干了多年农活的他在近几年经营起了一个小砖厂，还买了一辆货车闲时跑运输，他在去年9月份加入了羊桥村的乐和互助会，成为83名会员中的一员，去年12月，为了便于跟村支两委对接工作，羊桥村乐和互助会举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冉启伟最终以65票当选乐和互助会会长。
羊桥村村民大多外出务工，100多个留守儿童缺少照料和关爱，冉启伟和“乐和协会”的成员一起，组织群众认“干亲”，发动在家的年轻父母充当留守儿童的干爸、干妈，让他们衣服脏了有人洗、放学回家有热饭、学习生活有人问。
化解矛盾讲求“三公开”，好人好事记录“善事簿”，村务报告建立“公事账”。不但民风得到改善，干部威信提高，村民参与自治管理更加积极，三宝村还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好民风、好班子、好机制真正成为村里的“三宝”。
“乐和”的要义不只是基层治理。垃圾管理、植树管护等问题已得到落实解决，“乐和养生操”、“相约论语，全民读经”等活动也已在巫溪农村落地，而经济发展更是“乐和生计”应有之义。2011年，羊桥村的大米第一次带着农户的照片和生产档案到了消费者手中。2011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综治委副主任王乐泉作出批示，重庆巫溪县“乐和家园”建设的经验值得重视、总结、推广。“他们把党的优良传统运用到社会管理之中，创新发展，成效显著。”
尽管“乐和家园”激活了农村自身的乡土道德土壤，但没有酬劳的“乐和协助会”和北京地球村这一公益组织的内生动力如何保障？郑向东认为，只有老百姓热爱，才是推动乐和家园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认为，巫溪“乐和家园”提出“用群众的办法治理社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希望能探索出一条关于社会组织建设的新路，真正为转型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建设提供借鉴。
文｜《小康》记者 谭畅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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